制度实践层面

CTO制度之实践层面问题系不同立场学者争辩之另一焦点，可说是一种想象与实际运作方面之角力。反对者设想了各种情况攻击强制社区治疗，而肯定者则以实证证据作为制度运作现实之依据，强力反驳反对者所设想之情事出现在制度现实运作当中。相关之争议点并不少，此处拟以滑坡效应以及CTO持续期间为例，讨论此类争议。(https://www.daowen.com)

有关滑坡效应的讨论，CTO之反对者认为引进强制社区治疗系落下滑坡的第一步，最终将会导致精神病患受到广泛的强制实施，但肯定者则举出澳洲司法为例，虽被认为系世界上最广泛使用强制社区治疗的司法权之一，其报告却指出每年使用者于每10万人当中也仅有20-43人。根据统计，采用OPC之澳洲新南韦尔斯，于1996年时，每10万人有43人使用了OPC；而最早引进CTO立法之澳洲维多利亚，1994年则系每10万人有20人使用CTO。^[9]因此，肯定者进而指出，临床上医师仅对一小部分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使用强制社区治疗，^[10]反驳反对者滑坡效应之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