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疗同意

同法之立法模式，乃于第45条第1项，先制定社区治疗的规定，后又于同条第2项规定，严重病人拒绝接受社区治疗时，经主管机构指定的专科医师诊断，仍有社区治疗之必要，而严重病人拒绝接受或无法表达时，指定精神医疗机构，应即填具强制社区治疗基本资料表、通报表，并检附严重病人及其保护人的意见及相关诊断证明文件，事前向审查会申请许可强制治疗，而该可否之决定，则应送达严重病人及其保护人。于该规定之脉络下，不仅于严重病人无法表达时委由医疗机构作申请强制社区治疗的判断，若严重病人不愿接受社区治疗，甚至已明确拒绝，判断权限仍委由医疗机构为之。且立法理由亦提及：“……唯严重病人拒绝接受专科医生治疗建议时，即有透过适当程序判断有无对其强制施行社区治疗的必要……”故我国台湾地区的设计属于国家决定模式。

国家决定模式与私人决定模式各有制度采用，相关的争论也一直都存在，彼此之间应无绝对的优胜劣汰，其中的分野在于病患不能自己决定时，此时将由何人代替精神病患做决定，故我国台湾地区采用国家决定模式本无不可，但法律规定当病人拒绝时，仍可申请强制社区治疗的规定，此一规定已与比较法上的国家决定模式的设计有所歧义。我国台湾地区规定，病人的同意有可能完全无法影响强制社区治疗的采用，立法理由中固有严重病人拒绝接受治疗建议时，即有透过适当程序判断有无对其强制施行社区治疗的必要等文字，然而国家可以无视病患意志，强行代为接受社区治疗的决定的理由为何，立法理由中，仍付之阙如。(https://www.daowen.com)

强制社区治疗本质上虽是一种对于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模式，但治疗并非全无痛苦过程，关于治疗的副作用，也曾经成为学者讨论的焦点，^[11]强制施加可能带来精神病患痛苦的社区治疗，是一种极度忽视个人自主的规定，与精神病患的病人自主权恐已产生紧张关系。且强制社区治疗虽为社区治疗，但即便患者不再需要拘禁于机构之中，而可在社区中生活，无法否认的是，这些人或许一开始便不应被施加违反其意志的措施，不应因强制社区治疗，高举治疗疾病的大旗，并忽略其社会控制的成分，以太过宽松的态度对待此制度，现行法规可无视病人拒绝而强行施加治疗的规定，过度忽视病患意志，有所不妥，未来维持国家决定模式并无不可，立法机构应考量将病患拒绝的文字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