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　启蒙运动时期西方的中国形象（18世纪～18世纪中叶）：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刚刚迈进现代文明的欧洲社会在开放、进取的时代意识的感召下，渴望突破封建和宗教的束缚，建立理性与科学的权威。因此，当一个全新的文明中国的形象一进入西方文化视野，启蒙主义者便从中发掘出了一个相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他者”的异域形象中所蕴含的可利用的文化启蒙价值。此时的中国，对于欧洲人来说，已不再仅意味着发现土地和获取财富的机会，而是代表着一种独特的、优越的政治制度和道德伦理文化，即中国的开明君主政治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思想，它们恰恰为欧洲提供了一个创新与超越的楷模和一种改造社会的动力。

如果说15～16世纪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那么在17、18世纪之交，西方又迎来了文化大发现的时代。1687年，柏应理、殷铎泽等四位神父编译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一书在巴黎出版，书中收录了孔子小传，以及《论语》《大学》和《中庸》等篇章的节译。此书一出便风靡一时，因为它第一次使西方世界了解了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孔子的儒家思想。孔子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向西方展现了一个非神性宗教权威的理性世界。启蒙思想家们则从中受到启发，找到了他们需要的理念：“尊重理性、道德”、“排斥迷信”，并对之加以大肆宣扬和赞美。(https://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也普遍出现了一股中国崇拜的热潮，从器物到建筑装潢风格，再到诗歌和戏剧，所谓的“中国情调”成了人们追慕模仿的对象，以及创造灵感的源泉。这时的西方中国形象也达到了其演变过程中的辉煌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