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中国形象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

自从6世纪中叶欧洲拥有了自己的养蚕业，中西之间的丝绸贸易就开始衰落了，但欧洲仍然缺少某些远东的产品，如：香料、桂皮和生姜。而这一贸易从7世纪开始就为阿拉伯商人所垄断，在中世纪最黑暗的几个世纪中，阿拉伯人取代了已经衰弱的拜占庭，与中国在经济、文化方面建立了持久稳固的联系。直到13、14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欧洲与中国的关系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直接接触。而促进这一进程的重要因素有两个：十字军的东征和蒙古大军的西进。(https://www.daowen.com)

强大的阿拉伯帝国不仅控制着中西贸易的经济命脉，同时也在其所征服的地区大力推行伊斯兰教，使之迅速发展成了世界性的宗教，这无疑引起了基督教世界的恐慌与不安。1078年，圣城耶路撒冷落入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塞尔柱突厥人手中，君士坦丁堡皇帝阿历克修斯一世（Alexius I）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Ⅱ，1035～1099）求援，以拯救东方帝国和基督教。1095年11月，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勒芒（Clermont）宗教大会上发表煽动性演说，揭开了这场以驱逐异教徒、收复圣地为目标的东征序幕。十字军东征先后进行了九次，历时近二百年，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罗马教廷企图建立世界教会的愿望不仅完全落空，而且由于其侵略暴行，使教会的威信也大为下降。然而，十字军东征在客观上为西欧打开了东方贸易之门，促进了欧洲工商业城市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条件。同时，通过十字军东征也使欧洲人认识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外部世界，欧洲从此走上了世界主义的道路。

此外，蒙古帝国的迅速崛起和大规模地的侵略扩张贯通了欧亚大陆的交通，打破了拜占庭和阿拉伯商人在东方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为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汇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如赫德逊所说：“蒙古人的征服使欧洲与中国相互了解和交通在一切接触中断了至少四个世纪后又得以恢复。而且不仅仅是恢复而已。公元十三和十四世纪之后欧洲对中国的知识是甚至古代丝绸贸易最繁荣的时期都未曾有过的。这不是由于贸易额超过古代，……而是由于另一种类型的发展，即宗教与外交方面的关系。”^[4]

从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号称“成吉思汗”，到1276年忽必烈灭南宋统一中国，历代大汗们跃马扬鞭，终于建立起了一个历史上疆域最为广大的军事帝国。在其境内，凭大汗的金牌就可以畅通无阻。从地中海到汗八里，妙龄少女顶着金盘子走过也不会遇到任何危险，这是当时流行于意大利商业城市中的一个传说。^[5] 比起传说的言过其实，14世纪中叶意大利人裴哥罗梯（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在其《通商指南》（Pratica della Mercatura）中所述则是较为客观的，“据商人曾至契丹者言，由（顿河河口的）塔那至契丹”，仅塔那至萨雷一段稍有危险，其余“全途皆平安无危险。日间与夜间相同。”^[6]或许这恰是“蒙古和平”意义之所在，尽管这种和平是以战争的方式创造的，其过程充满了血腥和暴力。

蒙元时期，中西的交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通畅阶段，于是，在宗教热情和商业冒险精神的感召下，欧洲的传教士、商人和冒险家们开始纷纷踏上了远赴中国的旅途。短短的两个世纪里，西方出现了许多记述中国情况的不同类型的文本，其中有商人和传教士们撰写的史志、游记、书信纪实作品，也有文人创作小说、诗歌等纯文学作品。这些文本的语言有高雅的拉丁语，也有通俗的意大利语或罗曼语；内容既有纪实，也有虚构。它们互相印证，互为参照，共同构建了一个中世纪末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正是在蒙古时代，中国才第一次为欧洲所了解。”^[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