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与医疗文化
宋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城市生活的兴起，不仅传统州县城市的形态发生重大变化，而且随着城市不断地扩大和增加，形成了许多具有生命力的各种商业市镇。这种城市变革的现象在江南地区体现得格外明显，正如有学者所云“宋代江南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诗性文化的繁荣达到了顶峰”[9]。
江南城市之所以出现一派繁荣的景象，与经济中心南移，加之宋室南渡所引发的人口急剧增长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外在环境的变化引发了一系列的改变，人口稠密、居住集中的城市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各种疾病，特别是流行病的传播。按照常规，越是人口越多的地方，爆发疫病的概率当然也就越高。据统计，作为南宋最繁华的城市——临安，其疾疫次数和每次疾疫的规模都相对比其他地区集中和严重[10]。因此，身处城市中的居民不仅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方面都有了转变，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符合城市居民生活习惯的习俗惯制，使其与乡村农民的传统习俗有了明显的区别，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各种医疗卫生习惯的转变。
首先是各类医疗机构的设立，宋代官方重视医学，其中一个体现便是各类医疗机构的广泛设立，这些机构的设立当然是设立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当中。如《梦梁录》所记：
民有疾病，州府置施药局于戒子桥西，委官监督，依方修制丸散咀，来者诊视，详其病源，给药医治，朝家拨钱一十万贯下局，令帅府多方措置，行以赏罚，课督医员，月以其数上于州家，备申朝省。或民以病状投局，则畀之药，必奏更生之效。局侧有局名慈幼，官给钱典顾乳妇，养在局中，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抚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其饱暖，养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若民间之人，愿收养者听。官仍月给钱一贯、米三斗，以三年住支。更有老疾孤寡，贫乏不能自存，及丐者等人，州县陈请于朝，即委钱塘、仁和县官，以病坊改作养济院，籍家姓名，每名官给钱米赡之……更有两县置漏泽园一十二所，寺庵寄留椟无主者，或暴露遗骸，俱瘗其中。仍置屋以为春秋祭奠，听其亲属享祀，官府委德行僧二员主管，月给各支常平钱五贯、米一石。瘗及二百人，官府察明，申朝家给赐紫衣师号赏之。
从中可见，在当时的城市之中各类官方的医疗机构设置情形，既有施药局，也有慈幼局，还有养济院、漏泽园等，覆盖了从生到死的各个阶段，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而言，可谓是非常方便了。除了这种常设的医疗机构之外，两宋时期的江南地区还逐渐形成了面向城市的社会救助体系[11]，其中医疗疾病救助是主要的内容之一。如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越州大疫，知州赵创设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12]（《越州赵公救灾记》），又如江东首府建康除居养院等朝廷下令设置的救助机构外，又有诸多地方创设的机构，包括救助往来客旅疾病的安乐庐、收养遗弃婴儿的慈幼庄与及幼局等。
其次，体现在包括医药行业在内的商业区域的广泛分布。宋代逐渐取消了以往坊（居住区）和市（商业区）的界限，不禁夜市，为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环境[13]。
事实上，这种商业机构的集中分布当然不是在宋代才出现，但是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如北宋时的汴京（今开封）就出现了以某个中心街段为主的商业中心，多个类似的中心就构成了汴京有效的商业服务有机整体，可以满足所有市民包括衣食住行娱乐服务等各方面的需要。而到了南宋之后，这种方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而使得杭州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商贸中心。
具体到医药行业来看，临安城里医药商铺不但数量多，而且出现了诸多口耳相传的有名的商铺，这些医药商铺分布在各个商业中心，成为城市医疗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根据《梦梁录》记录进行统计，除了杭州原本就存在的医药商铺之外，淳熙年之后在临安城里有名相传的就包括有：“潘节干熟药铺、坝头榜亭安抚司惠民坊熟药局、市西坊南和剂惠民药局、张家生药铺、凌家刷牙铺、观复丹室、讷庵丹砂熟药铺、陈直翁药铺、梁道实药铺、傅官人刷牙铺、杨将领药铺、官巷前仁爱堂熟药铺、修义坊三不欺药铺，官巷北金药臼楼太丞药铺、漆器墙下李官人双行解毒丸、外沙皮巷口双葫芦眼药铺、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大佛寺疳药铺、保和大师乌梅药铺、三桥街毛家生药铺、张省干金马杓小儿药铺、郭医产药铺。”
从这些记录中可知，当时临安城里的医药商铺一方面数量众多，上述所记仅仅是淳熙年间开始的有名者，其他不知名或者原本就存在的医药铺子数量显然会比这些要多很多。其次，既有综合性的药铺，也有专科性质的铺子，足见当时的医药内部的分工趋于细化。再次，这些商铺多冠以名姓，这种现象十分广泛，凸显了很强的商标意识，显然是人口集中的城市中才会有的现象。
再次，城市生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例如日常起居生活都与种种商业行为纠缠在一起。以饮食为例，从早到晚均可购买到丰富的各式食物，而其中也有不少具有食疗特色的食物。例如临安人的早市从四更起便已经启动，《梦梁录·天晓诸人出市》条：
每日交四更，诸山寺观已鸣钟，庵舍行者头陀，打铁板儿或木鱼儿沿街报晓，各分地方。御街铺店，闻钟而起，卖早市点心，如煎白肠、羊鹅事件、糕、粥、血脏羹、羊血、粉羹之类。冬天卖五味肉粥、七宝素粥，夏月卖义粥、馓子、豆子粥。又有浴堂门卖面汤者，有浮铺早卖汤药二陈汤，及调气降气并丸剂安养元气者。
可见，在当时，早市上不但有各类早点，而且也有各类汤药贩卖，如“二陈汤”本系中医方剂名，通常用半夏、橘红、茯苓、炙甘草四味草药组成，用生姜、乌梅入煎，有清热化痰、消导行气之功效。此类不是药铺出售，而多半是正常人作为一种食疗的食物来使用。此外，宋代饮茶之风盛行，城市之中多有茶肆，而茶肆实际上并不止于卖茶，还兼卖各种点心等，其中也包括了不少具有养生保健功用的汤剂。
除了上述之外，城市生活对于人们公共卫生、丧葬习俗等理念的转变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临安有专门处理粪便等污秽物的从业者，《梦梁录》中记载：“杭城户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蹇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又如宋代城镇之中已经出现了商业性的浴室，据说宋末元初时杭州的浴室一次可以容纳百人沐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浴室[14]……类似的种种与医疗文化相关的市民的生活习惯还有很多，足见城市生活对人们卫生保健习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