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宋代江南地区范围广大，医疗文化的表现形式多样，本文只是从宋代笔记中记载的相关材料出发，选择了三个角度进行简要的分析，但是管中窥豹，从中亦可对宋代江南地区的医疗文化状况有大体的了解。
尽管两宋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持续加强，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江南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但是江南地区固有的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医疗文化的面貌。首先，风俗习惯作为民间生活形态的一部分，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世代沿袭。江南地区的民俗中有着丰富的医疗文化内涵，不论是岁时民俗，还是日常的节日活动，既体现了江南地区的独特风情，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北融合所带来的变化。其次，宋代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对于城市中医疗文化的多样与变化起到了促进作用。不但官方的医疗机构分布普遍，而且商业化的医药行业布局也趋于广泛，这些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医疗文化的变化。再次，江南地区之所以自古以来巫风盛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尽管宋代经济中心南移，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都针对巫医之风进行了纠正，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变革，但就主体而言，巫医之风仍然在江南地区有着深切的影响。
【注释】
[1]关于笔记的概念，学界探讨较多，这里所取的是较为宽泛的概念。详可见郑继猛：《近年来宋代笔记研究述评》，《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37-41页。
[2]相关度较大的包括袁冬梅：《宋代江南地区流行病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06年；萧蕃：《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1分册。
[3]宋代江南路的设置始于至道三年（997年），天禧四年（1020）分江南为东西两路，建炎四年（1130）改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为江南路和江西路，绍兴元年（1131）复置江南东、西二路。
[4]江南范围随时代变化而有不同，如早期概念中的江南范围广大，实际上包括了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的辽阔区域。可参看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00-105页。
[5]吴自牧：《梦梁录》卷3，中华书局，1985年，第26页。下同。
[6]周密：《武林旧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7]陈元靓：《岁时广记》，中华书局，1985年。
[8]施宿：《嘉泰会稽志》，大化书局，1987年。
[9]刘士林：《凤泉清听——江南文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9页。
[10]袁冬梅：《宋代江南地区流行病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06年。
[11]陈国灿：《论宋代江南城市的社会救助》，《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12期，第16-21页。(https://www.daowen.com)
[12]曾巩：《元本元丰类稿》第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168页。
[13]刘方：《盛世繁华：宋代江南城市文化的繁荣与变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14]朱德明：《杭州民间医药习俗研究》，《医学与社会》2007年第2期，第15-17页。
[15]朱彧：《萍洲可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4页。
[16]苏颂：《苏魏公文集》，王同策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第980页。
[17]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第6529页。
[18]曾敏行：《独醒杂志》，朱杰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19]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第6498页。
[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550页。
[21]徐松：《宋会要辑稿》，第?6571页。
[22]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20页。
[23]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第1074页。
[24]曾敏行：《独醒杂志》，朱杰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8页。
[25]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