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斗魁医术褒贬不一的原因剖析
吕留良与黄宗羲都是明末清初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也都是曾与高斗魁交游融洽的好友，为何对高斗魁，尤其是对其医术的评价如此不一，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情感关系的远近亲疏
高斗魁比黄宗羲年幼13岁，他是最早追随黄宗羲学习的弟子之一。黄宗羲在《高旦中墓志铭》着意抬高了自己对高斗魁在古文正路上的启发之功，而对高斗魁将行医所得资助黄氏兄弟的事实隐而不提。而吕留良在《卖艺文》中记载了高斗魁“以医食其一友，友为鹧鸪（黄宗炎）”[7]，并在《质亡集小序·高斗魁传》云：“旦中聪明慷慨，干才英越，嗜声气节义。尝毁家以救友之死。有所求，不惜肝脑以随。”[8]事实上，黄宗羲兄弟在危难时期也多得高斗魁的帮助，高斗魁不仅毁家以协助营救黄宗炎，还将行医所得周济黄氏兄弟，帮黄宗羲联系家馆，招收弟子等。然而高斗魁的义举似乎并没换得黄宗羲的感动，其中缘由也因他与吕留良交往密切，引发了黄宗羲不满有关。吕留良与高斗魁年龄相仿，高长吕6岁，同辈交往较为轻松，且二人意气相投、志趣神合，关系自然密切。高斗魁后来将自己的女儿许给了吕留良的四子，二人成为儿女亲家。当黄宗羲与吕留良交恶时，高斗魁夹在中间，难以调节。
当高斗魁病逝后，黄宗羲借墓志铭表达对其疏远自己的不满，并义正词严地说其所写《墓志铭》符合铭文写法，并用反语进行讽刺：“说者必欲高抬其术，非为旦中也。学旦中之医，旦中死，起而代之。下旦中之品，即代者之品亦与俱下……弟焉得膏唇贩舌，媚死及生，周旋其刻薄之心乎！”[9]他认为，吕留良抬高高斗魁的医术，并不为高斗魁，实则为抬高自己。黄宗羲说高斗魁不仅医术不高，而且人品也在下流之列有失事实，实际上乃是针对吕留良曾学医于高斗魁一事，贬损死者是为打击生者，对高斗魁的评价不客观不公道。而吕留良与高斗魁亦师亦友，共研医学，“病中惊寤鼓峰来，伏枕呼儿候百回”“愿随正叔长论易，真为云翁更学医”[10]。由于两人情深义重，吕留良必然会为高斗魁辩护而反讥黄宗羲。
（二）医理医术的见解差异
黄宗羲与吕留良对高斗魁的医术褒贬不一，除了情感因素之外，也源于二人对医学的理解与观念之不同。黄宗羲认为医之道，最难的就是辨识经络，他尊张景岳《类经》而贬赵养葵《医贯》，在其著作《七怪》中作了解释。
医之难者，以其辨经络也。故伤寒之书，疏十二经络，以脉辨之，又以见症辨之，而后投药，不敢不慎也。邓人赵养葵著《医贯》，谓江南伤寒之直中三阴者，间或有之，间如五百年其同之同，言绝无也，其说已谬甚……今之学医者，喜其说之可以便己，更从而附会之，以为天下之病止有阳明一经而已，公然号于人人，以掩其不辨经络之愚。夫不言己之不识十二经络，而言十一经之无病，犹之天下有九州，不言己之足迹未曾历九州，而言天下无九州也[11]。
黄宗羲不苟同赵献可过于贬斥寒凉学说，强调“命门相火”，进而发展到不辨经络、偏重一经的奇谈怪论，认为此属主观臆测之玄言异语，毫无根据。这种言论被世上庸医加以利用，则滥施温补之药以掩盖医术不精之拙，或牟取暴利。高斗魁曾随赵献可学习医术，因此，黄宗羲批评和鄙视高斗魁治病善于“揣测人情于容动色理之间”“未必纯以其术”。在黄宗羲看来，望容色，观举止等行医是投机取巧，揣测缘饰，医术庸劣，只能偶尔见效罢了。黄宗羲对高斗魁的定论，不仅不符事实，而且有失公允。
高斗魁虽学医于赵献可，但他博识穷通，转学多师，认为“治病之要，在临症时先察内外、脏腑、经络、新久、虚实、食痰、气血，才以脉合之”[12]。强调脉、症、时三者互参，对时医但凭脉诊疾、病家亦以脉困医等习尚加以纠正。又认为中风有真中、类中之分，真中病在经络，乃经络之气为风所逐；类中则其风自出，是肾经与命门无形之水火自病，故必见两肾腰胯间及脐下冰冷之症等，有助于临床鉴别诊断。其治类中先予灸气海，再用蒸脐法，后以温补之剂，效果良好。提出治痢“当调气不当破气，当和血不当利血”，并创用泽泻汤加减以治痢，甚为后学推崇。《清史稿》卷五百二中记载：“斗魁任侠，于遗民罹难者，破产营救。妻因事连及，勒自裁。素精医，游杭，见舁棺者血沥地，曰：‘是未死！’启棺，与药而苏。江湖间传其事，求治病者无宁晷。著《医学心法》，又吹毛编，则自记医案也。其论医宗旨，亦近于张介宾。”[13]这段记述表明了高斗魁不仅医德仁厚，素研医理，病家求治无不应，而且医术高明。
为捍卫亡友的清誉，吕留良在《与魏方公书》中激烈地批评了黄宗羲在墓志铭中的这几句话。(https://www.daowen.com)
夫以旦中之术庸如此，其缘饰之狡狯又如此，旦中于太冲其归依相知之厚也又如此，不知太冲当时何以不一救止之，而反标榜之，又使其子师事之？及其死也，乃从而掎摘之，驱使于生时，而贬驳之身后，则前之标榜既失之伪，今之志铭又失之苛，恐太冲亦难自免此两重公案也[14]。
这一段的矛头直指黄宗羲，吕留良作为一个医者，具体分析了《高旦中墓志铭》中许多不实的地方，并质问黄宗羲：既然高斗魁医术如此不堪，作为好友为何不在生时纠正，反而让其子随高氏习医呢？而在高氏病逝后却如此刻薄贬斥。可见黄宗羲自相矛盾，难圆其说。
应该客观地说，吕留良为高斗魁的辩护也源自对医理的认同。吕留良自顺治十七年（1653）跟高斗魁订交，在多年交往中，耳濡目染，跟其学习医理，钻研医案，得以窥其奥旨，也学会了提囊行医，并声名斐然，“庚子过东庄，意气神合，一揖间即订平生之交，相与讲论道义，留连诗酒，因举其奥以授东庄。东庄天资敏妙，学有源本……不数月间，内外贯彻，时出其技以治人，亦无不旦夕奏效”[15]。吕留良曾刻印过两本医著，一本是《东庄医案》，收录他行医的30个医案，为康熙间刻本。清人杨乘六将吕留良的《东庄医案》与高斗魁的《四明医案》同辑入《医宗己任编》，并加了评语。吕留良另一本医著题为《医贯》，为名中医赵献可所撰、吕留良评点，吕留良虽然为赵献可的《医贯》做了评注刻了版，但并不是赵氏“蹈袭者”，实际上，吕留良评注《医贯》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吕留良对于赵养葵观点的一些批判和修正。
（三）儒者行医的观念分歧
黄宗羲与吕留良对高斗魁的医术褒贬不一，还在于二者对儒者行医的观念存在分歧。黄宗羲在《高旦中墓志铭》的最后处云：
吾语旦中，佐王之学；发明大体，击去疵驳。小试方书，亦足表襮。淳于件系，丹溪累牍，始愿何如。而方伎龌龊，草堂未成，鼓峰䘄䘄。日短心长，身名就剥。千秋万世，恃此幽斲[16]。
铭文中，黄宗羲对高斗魁抛弃经史之学而从事“龌龊”的医学很是不满：高氏原本有经世治国的王佐之才，可惜生不逢时，无法施展。没有丰功伟业足以传以后世，又困于生计而提囊行医，妨碍了读书作文，所以没有鸿篇著作，其名声也如同身体一样慢慢腐朽，将会被世人遗忘，即“日短心长，身名就剥”。可见，黄宗羲认为理学道统才是儒者的立身之本，医学不过是小技，不应妨碍学问。
吕留良认为医道通儒，不认同“医妨费学问”的观点[17]。挚友张履祥曾赞叹吕留良：“医道至用，兄可谓耳目所及无能过之矣。”但他又认为“医妨费学问”，并在与吕留良的信中多次劝阻其行医，如《与吕□□（丁未）》云：“仁兄文章，可追作者之林，德谊足希贤哲之位。先代传书既富，而生生之资又足无求于人，年来徒以活人心切，亟亟于医，百里远近，固已为憔悴疾疠之迁命矣。但自仁兄而论，窃恐不免隋珠弹雀之喻也。儒者之事，自有居广居，立正位，而行大道者，奚必沾沾日活数人以为功哉？若乃疲精志于参苓，消日力于道路，笑言之接，不越庸夫，应酬之烦，不逾鄙俗，较其所损，抑已多矣，况复挈长短于粗工，腾称誉于末世，尤为贤者所耻乎。弟固于知交之欲以岐黄之道行世者，往往谏止。而于仁兄，弥切切也。非不知衰病余生，缓急幸有赖藉，然不敢以私利忘公理也。”《与吕□□（壬子四月）》云：“往时尝止兄之学医，实惧以医妨费学问之力。今去此又几春秋矣。”[18]尽管吕留良对张履祥十分敬重，但并不认同他所说“医妨费学问”的观点。吕留良在给祝兼山的信中就言：“然受徒讲习，自是儒者气象……况论说之余，研阅方书原可并行不悖。”[19]他主张把儒家修养当作医学基础，重视医理医道，却不可以把医学仅当作养家糊口的技能。吕留良在给其外甥的一封信中写道：“医理难精，以糊口之心为医更必不精。”在《答祝兼山书》也云：“医虽小道，非于理学明，于世机浅，不能精也。”[20]而在医学理论方面，吕留良信仰程朱理学，他非常强调朱熹所说的格物穷理，经世致用，因此，他主张躬行实践，崇尚养气。这些学术思想也反映在他的医学著作里，如审证求因，重视命门真火等观点。此外，他的理学思想还贯彻于他行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他对医书医案的命名、行文、组方等方面。
总之，黄宗羲作为浙东儒学巨擘，虽对医学有所涉猎，但毕竟只是理论家，护卫阳明心学，主张治史以经世，重道轻术；而吕留良抨击陆王心学，表彰程朱理学，主张格物穷理，对医学的理解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还与高斗魁一样在实践中治病救人。因此，黄、吕对高氏的品评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