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儒者习医之透视
从吕留良与黄宗羲两人对高斗魁的争论中也可看出清初儒士习医的社会现状。清初的明代遗民掀起的考据务实之风也影响到了医学界，讲究学问与德性并重，贬斥空谈，提倡务实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医学哲学得到了的新的发展[21]。
（一）隐医不仕
清代“医风大振，比户皆医”[22]。清代前中期从医者大量出现，除了弃儒业医外，也有许多是因为明清鼎革而隐于医者。因自宋以来“良相良医”之说盛行，加之改朝换代，兵事屡起，灾疫不断，众多灾民需要医疗救济，时人有相当一部分转而学医或隐居业医。清中后期有诸多名家出于这些“隐于医”者的门下，对于清代医学的影响不容忽视。《古今图书集成》一书中专有《隐医》一目，其中记载：“隐医之为道，由来尚矣。原百病之起愈，本乎黄帝；辨百药之味性，本乎神农；汤液则本乎伊尹。此三圣人者，拯黎元之疾苦，赞天地之生育，其有功于万世大矣。万世之下，深于此道者，是亦圣人之徒也。贾谊曰：古之至人，不居朝廷，必隐于医卜。孰谓方技之士岂无豪杰者哉？”[23]
清初涌现了许多弃文从医、隐居不仕、行医活命的高士，如喻昌、柯琴、姚止庵、张璐、高斗魁等，清代废除了明代的世医制度，对民间个体医生队伍的壮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清代社会对医生的重视程度不高，政府的关注点主要在宫廷医疗系统的建构与完善，清政府既没有对民间医疗进行过多的鼓励，也没有对其发展设立门槛，加以干预[24]。因此，客观上也为文人行医，儒士隐于医提供了社会环境，张璐在《医通》自序中说道：“壬寅以来，儒林上达，每多降志于医，医林好尚之士，日渐声气交通，便得名噪一时，于是医风大振，比户皆医，此道之再变也。”[25]当时高斗魁、吕留良二人也足以成为江南地区儒者习医的代表。
（二）援儒入医
由于明遗民生计困难，故以医儒相通当作理论依据将儒学引入医学，他们虽是儒者却精通医理，他们为活人性命而行医，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儒学知识向医学技术的迁移，儒士不仅改变了对医学的态度，也促进了医学的快速发展。
儒士习医不仅带来了医学知识体系的变化，也引发了传统社会中医者身份结构的变化。中国在宋代以前以医为业的“专业医者”，医学技艺的来源大抵是不脱“父子相传”或“师徒相授”的形态。然而，这种“封闭性”的知识传授渠道，使得医者的“身份构成”在一定的程度上趋向于“简单化”“单一化”[26]。这种情况到了明末清初发生巨变，儒士习医现象增多，医学这门学问所具有的“专门授受”的性质逐渐减弱，医学知识的壁垒被模糊化，变得透明而开放。在印刷技术日渐成熟发达的影响下，儒生通过文本的阅读便可研习并获得某种程度的疗疾愈病的技艺。如上文所述，与高斗魁的医术有家学渊源不同，吕留良的行医，既非家传，亦无师承，他是自学成材。尽管高斗魁对其有所指点传授，而成为良医还主要是自己的悉心钻研与医疗实践。而如黄宗羲这样儒学领域的泰斗，也很容易就跨界到医学领域，成为品评医理的知识权威。明末清初士与医交游的频繁，也促使医学知识在不同圈层流动，不再拘泥于行业性，而具有儒家社会文化的公共性。
（三）儒医兴盛
儒医是宋以来医学发展、社会政治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医家群体，正如谢观所言：“唐以前之医家，所重者术而已，虽亦言理，理实非其所重也。宋以后之医家，乃以为术不可恃，而必推求其理，此自宋以后医家之常。”[27]在明清时期，儒医发展更是蔚为可观，余新忠《“良医良相”说源流考论——兼论宋至清医生的社会地位》一文以“不为良医，则为良相”这一名言的意涵流变考察医生的社会地位，认为儒医这一称呼并不是医生地位提高的表现，恰恰相反，“在国家相关的制度性规定和社会指标性身份认定的束缚下，其实反映出了明清时期医生的身份和地位难以真正‘向上提升’的窘境”“反而强化了人们将其视为儒的附庸的意识”[28]。儒医仿效儒学，利用医学文本的书写以及“医宗”的确立以挽救医理混乱、医道不明的困境，有力地推动了医学的正典化与大众化[29]。此外，因儒医身份与内涵的特殊性，儒医与文人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正如吕留良、黄宗羲、高斗魁三人的交游过程由简单的文人交游，到“医士交游”，进而上升成为一种“儒医社交圈”，这使得医者的社会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同时业医声誉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拓展了行医的社会网络，在患者资源的获取和医患互动中，更强的优势和更多的主导性逐渐显现出来[30]。“儒”与“医”相融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共同体，传统医学并由此成为践履儒家最高道德理想“仁”的一种技术，即仁术。
【注释】
[1]黄宗羲：《高旦中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149页。
[2]黄宗羲：《高旦中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149页。
[3]吕留良：《赠勤中高旦中诗三首》，载《吕留良诗文集》，徐正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79页。
[4]吕留良：《何求老人集》，载俞国林编《吕留良全集》，中华书局，2015年，第41页。
[5]吕留良：《看宋石门画辍川图依太冲韵》，载《吕留良诗文集》，徐正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42页。
[6]黄宗羲：《高旦中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第149页。
[7]吕留良：《卖艺文》，载俞国林编《吕留良全集》卷8，中华书局，2015年，第198页。
[8]吕留良：《高斗魁传》，载俞国林编《吕留良全集》续集卷3，中华书局，2015年，第235页。
[9]黄宗羲：《与李杲堂陈介眉书》，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462页。
[10]吕留良：《赠勤中高旦中诗三首》，载俞国林编《吕留良全集》续集卷3，中华书局，2015年，第333页。(https://www.daowen.com)
[11]黄宗羲：《七怪》，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487页。
[12]高鼓峰等著，杨乘六辑评，王汝谦补注：《医宗己任编》，上海卫生出版社，1958年，第1页。
[13]赵尔巽：《清史稿》卷520《高斗魁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3870页。
[14]吕留良：《与魏方公书》，载俞国林编《吕留良全集》卷2，中华书局，2015年，第51页。
[15]吴之振：《医宗己任编弃语》，载卞慧僧：《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年，第180页。
[16]黄宗羲：《高旦中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第149页。
[17]杨东方等：《吕留良医论医案集》，学苑出版社，2012年，第256页。
[18]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中华书局，2002年，第195页。
[19]吕留良：《答祝兼山书》，载俞国林编《吕留良全集》卷4，中华书局，2015年，第139页。
[20]同上。
[21]姚春兴：《吕晚村的医书著述及其在清代医学的影响》，《嘉兴学院学报》2015年第27期，第32页。
[22]张璐著：《张氏医通》，李静芳等校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年，第5页。
[23]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卷522，第464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42页。
[24]张磊：《清代北京中医医疗模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中医科学院，2010年，第64页。
[25]张璐著：《张氏医通》，第5页。
[26]王进：《中国士人群体的医学文化源流史》，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122页。
[27]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28]余新忠：《“良医良相”说源流考论：兼论宋至清医生的社会地位》，《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120-131页。
[29]冯玉荣：《医学的正典化与大众化：明清之际的儒医与“医宗”》，《学术月刊》2015年第4期，第142页。
[30]王敏：《清代松江“医、士交游”与儒医社交圈之形成——以民间医生何其伟为个案的考察》，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