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
综上，通过对上海中医药博物馆藏王孟英致蒋光焴信札一通具体内容的探讨，可知该信的写作时间为咸丰五年（1855）五月二十八日，探讨的主要内容是《洄溪医案》一书刊刻前的校改问题，具体的校阅者为许楣、吴葆山二人，王孟英本人也参与其中。但至此仍未解决《洄溪医案》刻印的全部问题，如王孟英是从何处得到该书原稿的？以及王氏请蒋光焴刻印该书的动机又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有两条资料记载：一是在《徐氏医书后集序》中，王孟英记道“去冬余游硖川，得蒋氏藏先生医案、《慎疾刍言》稿本，缀以愚见附之，排纂校正，付之手民”[15]。该序未注明写作时间，故文中“去冬”为何年之冬，不得而知。又对于该序，有学者提出是后人作伪的意见。如邹正和先生即指出，该序中提到徐灵胎“历访名师”，对张景岳的著作“孜孜考求”，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序末不署名日期，也不合一般写作体例等[16]。笔者也倾向于认为该序实是后人伪作，证据如下。第一，《徐灵胎医学全书后集》是由六艺书局于光绪丁未年（1907）石印出版，此时据王孟英去世（1863）时日已远，作伪的可能性很大。第二，该序中同时提到《慎疾刍言》一书，而王孟英写于道光三十年（1850）的《医砭序》已明确交代，是书来源于“无棣张柳吟先生”，曰：“别后寄示手订《慎疾刍言》一册，且云刍言者，谦词也。”[17]王孟英将是书更名为“医砭”，付之刻印。后又将其收入《潜斋医学丛书八种》中，于咸丰四年（1854）出版。第三，此处说王孟英是从硖川蒋氏处得到徐灵胎医案的，硖川蒋氏应即是蒋光焴氏。但据上文考证，《洄溪医案》的原书是在王孟英手中，蒋光焴手里是没有原书的，所以需要把许楣和吴葆山的校阅意见反馈给王孟英，再由他据原书补充其中的脱文后，寄还给蒋氏付印。《徐氏医书后集序》的作伪者，或许是因为蒋氏出版过《洄溪医案》，而王孟英为之序，故才作了这样的牵扯，不想反而成为今天对其进行辨伪的证据。
图5 《洄溪医案》王孟英序
另一条资料是在《洄溪医案》王孟英序中（图5），曰：“袁简斋太史作《灵胎先生传》，云欲采其奇方异术，以垂医鉴而活苍生，因仓卒不可得，仅载迮耕石汪令闻数条，而语焉未详。余甚惜之。今夏吕君慎盦以《洄溪医案》钞本一卷寄赠，云得之徐氏及门金君复村者。”[18]记载得很清晰，即王孟英获是书于吕慎盦（即吕慎庵）处，而吕慎庵则得之于徐灵胎的门人金复村。流传有序，似无须再辩。但王孟英该序是写作于咸丰五年（1855）十月，所言“今夏”者，即咸丰五年之夏。而据上文对上海中医药博物馆藏王孟英致蒋光焴之信的考察，至少在咸丰五年（1855）五月，《洄溪医案》一书已校勘完毕，准备付印了，与王孟英序中所称咸丰五年获得该书，在时间上似稍显矛盾。因为从获得该书，抄写一遍，到校阅完毕，应需要一段时间。
这种情况下，首先怀疑该条资料的可信度，笔者判定可信。第一，《洄溪医案》一书由王孟英托付蒋光焴刊印，由上文所讨论的信札一通及蒋氏后人所藏未公开的信札可证，详细过程班班可考，故刻成之际，由王孟英作序附于书前，顺理成章。且《洄溪医案》书前另附有许楣致蒋光焴信，通过金晓东先生文，可以得知蒋氏后人所藏许楣致蒋光焴信札中即有该信。第二，王孟英写于咸丰三年（1853）的《古今医案按选序》中，有“今年春，秀水吕君慎菴（庵），以其侄倩鲍君蕙谷所藏之俞氏古今医案按寄示”等语，后同序丁巳年（1856）王孟英的补记中又有“复同蕙谷谋之，云原书已佚，余甚彷徨，吕君慎庵访得嘉善吴君云峰家亦有藏本，遂蒙慨假补录”等语[19]，可知吕慎庵协助王孟英访书，将罕见的抄本医书寄予王孟英，是习惯性做法。至于时间上的矛盾，考虑到《洄溪医案》是一本部头并不太大的著作，从抄录一遍，到校阅完成，可能并不需要太长时间。王孟英所谓“今夏”者，咸丰五年（1855）四月初，即可谓是“今夏”，至端午前尚有月余，则时间上并不矛盾[20]。当然也不能排除王孟英得到《洄溪医案》一书还有其他途径的可能。
再说第二个问题，即王孟英的动机，据现有资料考察，王孟英出版的著作有二十余种，其中辑录、选注前人的著作有近十种，编著前人著作为丛书者五种，占全部著作的一半以上[21]。对于辑录、选注前人的著作，王孟英往往于书前写有序言，所记虽简，却也留下了不少材料，可供分析其辑录、选注前人著作的动机所在。具体言之，有先人著作，校订重刊者，如《重庆堂随笔》《校订愿体医话良方》（史搢臣著，王孟英舅父俞桂庭增补）；有感世人伤于疾病，发恻然之心以救命者，如在《转筋证治》基础上著成《重订霍乱论》等；有私许其书胜于己者，故刊而传之，如《言医选评》等。有不忍是书不传，而参订付印者，如《女科辑要按》《柳州医话》《古今医案按选》等，如曰“余谓妇兄友珊曰，君子之孝也，亦务其大者远者而已，宝守遗编，莫若传诸不朽”（《女科辑要按序》）即可见一斑。
对于刊印徐灵胎的著作，细细揣摩王孟英的序言，有憾其不传，而欲广之于众的心理。如曰：“因仓卒不可得，仅载迮耕石汪令闻数条，而语焉未详，余甚惜之。”（《洄溪医案序》）也有借徐氏之书讽箴时病的心理因素，如言“际此医学荒芜之日，非此书无以砭俗尚之陋习”（《医砭序》）等。然更多的应是出于从医学角度，对徐氏著作的推崇，如《洄溪医案序》中曰“余读之如获鸿宝，虽秘本而方药不甚详，然其穿穴膏肓，神施鬼设之伎，足以垂医鉴而活苍生”，“如获鸿宝”“神施鬼设”等语，足以看出王孟英对徐灵胎医技的佩服。
这种佩服之情，从王孟英对《洄溪医案》所加按语中也可见一斑。如新郭沈又高案，王孟英按：“徐氏谓宜于温补者不多见，洵阅历之言也。”嘉善许阁学竹君夫人按，王孟英按：“论证论治，可与戴人颉颃。”戴人，即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从正，王孟英将徐灵胎比作戴人，可见尊崇之心。又木渎某案，王孟英按：“内外治法皆妙。”淮安程春谷案，王孟英按：“论治既明，而茅根功用，尤为发人所未发。”苏州一小童案，王孟英按：“洄溪神于外科，读其所评《外科正宗》等书，已见一斑。是编列案仅十余条，然各大证治法略备，洵痈疽家赤文绿字之书也，可不奉为圭臬哉。”如此等等。但不管是出于何种心理动机，王孟英这种为前人著作刊印而奔走辛劳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如《洄溪医案》一书，金晓东先生谓：“太平天国的战火已及江南，若无蒋、王努力刊布，徐氏此著作殊难保全人间。”[22]诚然是也。
【注释】
[1]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周本淳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913-1914页。
[2]朱伟常：《惊·喜·思——读〈洄溪医案·暑〉迮耕石案有感》，《上海中医药杂志》1988年第7期，第33-35页。
[3]金晓东：《〈洄溪医案〉初刻考》，《大众文艺》2016年第11期，第42页。
[4]上海中医药博物馆编《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馆藏精品》，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120页。
[5]陈从周：《陈从周全集》（12），江苏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119页。
[6]所引金先生该段文中，部分表述不当，“何剂局方”当为“和剂局方”，“妇人大全”或是“妇人大全良方”。“元版《内经》”之说也颇不明，或是“内经素问”之省，或非医书。(https://www.daowen.com)
[7]王孟英：《王孟英医学全书》，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380-393页。
[8]据《归砚录》卷四屠舜传之女适张氏者案有“乙卯冬初，余挈眷回籍”，《归砚录·弁言》：“……而会垣僦居之屋，适易主，爰诹吉携眷往家焉，时咸丰五年乙卯冬十月中浣三日也。”可知王孟英返乡居住时间是在1855年10月13日。另《管庭芬日记》咸丰五年十月十四日亦载：“王孟英先生迁居故金氏之艺圃来晤，即往答。”亦可证。《归砚录》的著作时间，见《归砚录》卷四仁和徐然石附识，曰：“丁巳冬，余假馆潜斋，适半痴草《归砚录》。”
[9]陈寅恪：《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48页。
[10]王孟英：《王孟英医学全书》，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387页。
[11]《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载《洄溪医案》初刻本为咸丰七年（1857），相差更远（见薛清录主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801页）。
[12]徐大椿：《洄溪医案》，上海图书馆藏咸丰五年（1855）刻本。
[13]金晓东：《清代著名藏书家蒋光焴与学者钱泰吉之交游考述》，载昝亮主编《藏书家》第21辑，齐鲁书社，2016年，第135-141页。
[14]苏轼：《苏轼文集》，顾之川点校，岳麓书社，2000年，第522页。
[15]严世芸主编《中国医籍通考》第四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5418页。
[16]邹正和：《徐大椿著作真伪考》，《中医杂志》1985年第4期，第76-77页。
[17]王孟英：《王孟英医学全书》，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687页。
[18]徐大椿：《洄溪医案》，上海图书馆藏咸丰五年（1855）刻本。
[19]王孟英：《王孟英医学全书》，第621页。
[20]此观点由张如青师指出，特致谢忱。
[21]钱菁等编著《海宁历代医家学术要略》，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第121-124页。
[22]金晓东：《〈洄溪医案〉初刻考》，《大众文艺》2016年第11期，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