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面前，民众为什么不信任地方政府？

理论上，民众应该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很高的信任度。但实际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存在“央强地弱”的层级差异现象。

宏观上，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二：其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拥有的资源存在很大差异，中央政府具备地方政府所不具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可通过发放社会福利等措施提升民众的信任水平，而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拥有的资源少，对民众的利益诉求往往有心无力，民众体验到的“剥夺感”更多，会降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其二，民众与地方政府广泛接触，容易发生令民众不满意的事，进而对地方政府形成偏见，心理上更倾向于向上级政府表达诉求。(https://www.daowen.com)

微观上，民众对地方政府信任感的下降还有以下几个原因：（1）民众“心理上的控制感”未能得到满足。控制感是人类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补偿性控制理论（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认为，民众会通过外在制度（如政府）能够控制事物的信心来补偿自身控制感的缺失。^[13]面对陌生而复杂的疫情，当控制疫情的需求不能满足时，民众的控制感会下降。为了补偿控制感的“缺口”，民众会希望并相信政府能够尽快发现疫情发展的规律，并将疫情纳入可控可测的范围。但在疫情暴发初期，某些地方政府反应迟缓，管控不力，未能给民众提供安全稳定的外部秩序，导致疫情蔓延，这不符合民众期望的高效的能力型政府的形象，从而消耗了过多的公信力，降低了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2）民众感受不到地方政府的关怀和慰藉。系统合理化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提出，当人们所处的环境受到威胁时，会自动认为现存制度的运行是合理的。^[14]民众能够理解为防止疫情扩散，维护社会稳定而采取的隔离措施，但同时，中国社会是注重人情的社会，国家不只是权力机器，还承载了民众的情感和道德认同。如前所述，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暴力防疫”，不尊重民众合法权益的行为，让民众感到缺少人文关怀，引起普遍抱怨，进而导致地方政府面临一定的信任危机。（3）注意偏差使民众对地方政府产生偏见。消极信息比积极信息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且民众更容易将模糊不清的信息解读为消极信息。这种注意偏差使人们意识到环境中的潜在威胁，被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感淹没。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人们急于寻找罪魁祸首，地方政府的决策不当便成为民众主动搜寻和关注的焦点，地方政府采取的积极行动却被忽略了，民众在主观上将地方政府的失误扩大为地方政府不作为的大问题。（4）网络媒体进一步延伸和泛化了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互联网的崛起在使民众更快捷地获取信息的同时，也降低了民众的理性思考能力。^[15]网络媒体常常大肆渲染能激起民众情绪的事件，以吸引眼球，追求利益。此次疫情中，民众对疫情的认识大多基于二手或多手转载的网络信息，混淆了事实性信息和观点性信息，用片面事实质疑权威，造成公共舆论混乱，降低了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