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灾后社会心理援助系统与机制的建立与发展

对我国灾后心理援助的记忆，大多数民众是从“非典”时期开始的。“非典”疫情发生后，我国心理卫生专业人员展开了一系列关于疫情相关人员的心理状况及援助方式的研究与实践，包括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危机干预的研究与实施等。在当时，尽管国外对灾难性疾病带来的心理影响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并进行了多方位的分析和干预，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刚刚起步，而“非典”疫情在患者和相关人群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及其干预，对当时的心理卫生专业人员而言依然是一个新课题。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我国灾后心理干预的起步时期，其研究和实践都没有系统和体系的支持，但依然引发了心理专业人员对灾后心理干预措施和援助机制的研究与探讨。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汶川地震时期的灾后心理援助有了明显的进步，呈体系化的趋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建立了“一线两网三级服务”的体系，这个体系以心理援助工作站为依托，实施本地化心理援助。“一线”是指心理援助热线，“两网”是指心理援助队伍网和心理服务互联网，“三级”是指学校和社区心理咨询室—心理援助工作站—精神卫生中心的一套针对不同心理创伤的严重程度形成的体系，此三级体系可以覆盖所有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另外，心理援助工作站根据与当地不同部门的合作，形成了基于社区、基于学校、基于医疗卫生系统和综合模式的灾后心理援助的具体工作模式。(https://www.daowen.com)

同时，我国还自主研发了一系列心理创伤评估、干预的工具和设备，包括中国心理健康量表（成人版）、中国心理健康量表（青少年版），并在灾区大规模使用；自主研制了中国人心理创伤评估工具、中国人创伤后成长评估工具等，在灾区使用后获得了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指标；研发了用于心理创伤康复和治疗的生物反馈仪器——心率变异型（heart rate variability，简称HRV）生物反馈仪，通过自助的身心放松指导疗愈创伤情绪和其他心理创伤。此外，还建立了灾后国民心理健康数据库，并为灾区培训了一批专业的心理服务人员和教师，在当地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灾后心理援助队伍。

虽然这些尝试和实践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仍然可以发现，政府层面指导的身影并不鲜明，也没有相应的立法支撑。2018年5月8日，在汶川地震灾后心理援助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与心理援助工作标准（试行）》颁布，这是我国第一部灾后心理援助工作标准，其中明确了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工作原则、基本价值观和伦理守则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