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治疗中的生命伦理问题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对健康生活的期待，人类开始从纷繁复杂的症状背后寻找致病的分子机理，并尝试探索在基因水平上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科学家开始努力寻找疾病的相关基因，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的动物疾病模型，找到了一些病毒的载体，为未来基因治疗开辟了道路和打下了基础。1980年7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马丁·柯林（Martin Cline）将基因改变后的细胞转移到两名患有地中海贫血症的女性病人的骨髓中。这项未经授权的失败尝试被公开后，围绕能否进行基因治疗临床试验成为了学术界和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在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柯林被解聘。^[1]“柯林事件”让科学界感受到了出台基因治疗管理规范的必要性。

1989年，美国联邦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允许在人体身上进行相关的基因治疗临床研究和试验。一年之后，分子遗传学家迈克尔·布莱斯（M.Blaese）和安德森（Anderson）提出了一个以基因治疗方式来医治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ADA-SCID）的方案。^[2]不久之后，该方案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联邦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的批准，正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而这个临床试验被誉为人类首例以治疗为目的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是“人类基因治疗史”的开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基因治疗方式来医治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是通过这样的技术路径来实现的：首先，从病人血液中汲取少量的T细胞并在培养皿中培养。其次，把正常的ADA基因导入到培养皿中的T细胞内。最后再把整合了新的外源基因的T细胞通过静脉滴注回输到血液中。埃文斯是这个临床试验的首例受试者，当时她只有四岁。经过两年的基因治疗，埃文斯血液内T细胞的数量已经接近正常水平，且ADA基因表达良好。在这个临床试验之后，患有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的病人似乎看到了更大的希望，因为这类病人除了可以继续寻求常规治疗方法外，还可以补充考虑基因治疗这种新的有效方式。^[3]与此同时，世界各地也相继开展基因治疗临床研究和试验。1991年，亚洲首例针对血友病B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由复旦大学的薛京伦领衔开展。1992年，欧洲大陆首例针对ADA基因缺陷的基因治疗在意大利米兰展开。截止到1999年9月，已累计有387个基因治疗或标记方案进入临床试验，其中癌症基因治疗位居榜首。(https://www.daowen.com)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公众对基因治疗的关注以及期待，基因治疗的目标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罕见的遗传病，而是逐步延伸到许多常见疾病。研究人员和公众共同拓展了基因治疗的对象、范围和领域。2003年，经美国FDA批准，深圳赛百诺公司宣布开发了人类首例商业化的针对头颈部肿瘤的基因治疗制品——重组Ad-p53腺病毒注射液。2009年，针对X-连锁型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症（X-ALD）的基因治疗初见成效。外源的功能基因到达了X-连锁型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症患者的血液干细胞，并表达了患者所需的ALD蛋白。两年后，这两名患者的血细胞中仍可检测到ALD蛋白，且神经症状得到了改善。为此，《科学》（Science）杂志将其评为2009年度十大科学发现之一。^[4]法国巴黎第五大学的科研人员让顽固的HIV病毒失去活性并将其改造成“听话”的载体。2008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图·斯德斯彦将功能正常的DNA注入病毒，再将病毒注入病人的眼部细胞。一名志愿者在治疗一年后，眼部和体内没有出现任何免疫反应。^[5]截至2012年6月，全球已经有1843项基因治疗临床试验在全球32个国家开展。^[6]

当然，基因治疗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多学科的参与，包括但不限于分子遗传学、病毒学、免疫学、细胞生物学、临床医学和胚胎干细胞研究等。基因治疗的安全有效性取决于外源基因表达的效率和稳定性，所用载体的毒性大小、免疫排斥的强弱、癌变的概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