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种器官移植及其争议
异种器官移植就是将来自动物的器官植入人体。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医生试图将黑猩猩或狒狒的肾脏移植给人类，但由于强烈的免疫排斥反应，患者数月之内就死亡了。目前异种器官移植仍处于动物实验阶段，如气管异种移植目前处于动物实验阶段，因为目前还有异种器官移植免疫排斥反应未解决，更关键的是异种移植存在诸多社会伦理学的问题。[39]由于预后不良，并且涉及疾病传播和跨物种感染的危险、人畜混合生物等医学问题，绝大多数国家禁止临床开展此类移植。到目前为止，大量研究发现猪的生理学、解剖学结构及代谢过程与人类相似程度高，猪来源广、产仔多、繁殖周期短，猪的器官易获取、无需等待，并且涉及猪的伦理问题少，加上对猪的遗传背景研究清楚，便于进行基因修饰，因此将猪作为异种器官供体有很多优势。[40]目前，中国允许转基因猪的角膜在市面销售；采取猪的胰腺进行胰岛移植治疗1与2型糖尿病获得了成功；将转基因猪的心脏用于异种器官移植的动物实验也使得受体动物的延长寿命达四个月之久；转基因猪的肾脏用于异种器官移植的动物实验也使得受体动物获得了延长寿命。作为可能成为解决器官移植供体短缺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的异种器官移植，主要存在以下争议。
在异种器官移植的技术中存在的争论是人类依靠技术能否完全解决不同物种间的器官移植所导致的免疫排斥、疾病感染等问题。
首先是免疫排斥反应。在研究异种器官移植的过程中，研究者们虽然突破了一个个困难，但似乎在突破一个障碍之后，仍会发现又一个新的障碍。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发现为研究者们揭开了异体器官移植发生免疫排斥的神秘面纱。他们发现大部分的免疫反应仅仅是针对一个单一的猪抗原，即细胞表面的一种糖分子，它在几分钟内就可导致免疫排斥反应的发生。研究者们希望通过转基因技术使转基因猪成为器官来源。因为用基因技术敲除某个特定基因的两个拷贝必须经历几代猪的繁殖，如果用几个人类基因替代猪基因来减少免疫物质的产生则需要经历更多代的繁殖。而且免疫系统远比我们预想的复杂，即使科学家们能用各种方法抑制这种糖分子的合成，接受猪器官的狒狒存活期仍在几个星期之内。这些失败给了研究者们很大的挫败感。但是基因剪切技术的发现又一次带来希望的曙光，基因剪切技术可以一次性精确地从猪胚胎中剪切掉一个基因，使得到一只转基因猪的时间由原来的三年时间缩短到150天，经过基因修饰的猪的器官在其他动物受体（如猕猴）体内的存活期也突破了3个月。尽管这些研究成果为抗急性排斥反应的异种器官移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科学家们仍未能完全解决异种器官移植的免疫排斥反应。急性血管排斥反应一般在移植后几天或数周内发生，是异种移植器官长期存活的主要障碍；另外还存在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器官移植数月后移植器官的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增生、间质纤维化及血管硬化性改变导致的慢性排斥反应等。如果通过科学技术，为完全排除异种器官的排斥反应，那是否意味着需要在动物胚胎中植入更多的人类基因？无限接近人类基因的动物胚胎的培养技术可行吗？
其次是生物安全问题。面临异种器官移植，让人们望而却步不敢试探雷区的是物种之间疾病的传播。第一，可能导致人畜共患疾病更容易传播。例如经过基因修饰的猪仍存在细胞巨化病毒，是一种常见的人畜共患病毒。为了预防人畜共患疾病，必须在特定的无相关病原条件下培养供体动物，以保证供体动物器官不受感染。在没有完全杜绝物种之间疾病传播的安全问题的情况下，异种器官移植是否使人类疾病更加复杂可怕而不可控制，会不会因此给整个人类带来灾难？第二，即使在培育转基因猪的过程中可以保持完全没有人类疾病或猪的致病菌，但在猪的基因组里存在多种休眠的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研究者们对存在于人体内的病毒是否会被激活或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被激活，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但毫无疑问这是比人畜共患疾病更难以防治的内源性病毒，如果稍有疏忽，猪的内源性病毒可能感染人体细胞。第三，由于各类排斥反应不能完全排除，异种器官移植后仍要长期服用大量免疫抑制剂，也使得受体免疫力下降，更容易感染动物源性的疾病。因此，虽然异种器官移植似乎带给器官移植技术一个充满光明的前景，但在现实的临床应用中仍然任重而道远。
最后，即使依靠技术可以解决上述的免疫排斥和疾病防治的难题，但是异种器官尤其是一些功能复杂的器官移植后能否在受体体内正常工作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技术上的重要问题。例如肾脏，在人体内作为泌尿器官对调节排尿的人类激素起反应，那么猪的肾脏是否会接受这些激素的调节而正常工作？猪的肝脏所产生的蛋白质能否与人体产生正常的交互作用？(https://www.daowen.com)
因此，将经过基因修饰的动物作为人类器官的来源虽然展现了美好的未来，但是在技术上仍存在困难。此外，人类是否可以竭尽全力寻求技术的帮助，攻克如此难题来改变自然规律呢？因此，异种器官移植能否作为一个桥梁来挖掘更多的器官来源，还存在诸多疑问。在异种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中也因此产生了跌宕起伏的经历。有的研究机构曾因为觉得这并非一种可取的途径而解散研究人员，但是苦于寻找合适的人类供体仍然很困难而无其他更好的方法，研究者们又继续回到这条道路上艰难地摸索前行。
（二）异种器官移植的伦理争议
在研究异种器官移植的道路上不但面临着极其高端的对科学技术的探索，还面临着社会伦理的“严刑拷问”。综合其争论的主要内容，可以聚焦为以下两点。
首先，作为接受异种器官移植的受体的人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人性和兽性的区别？即接受动物器官的人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吗？其是人是兽，如何去定义？虽然有人认为受体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因为他的作为人格基础的大脑结构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知道人格并非大脑，人也不仅限于大脑；我们之前就论述过，人的身体是人格的基础，脱离人体这样的一个基本载体去讨论人格是站不住脚的。1998年英国一家组织发表了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报告，认为人在接受动物器官进行移植后，可能会因此导致人性比例的减小。他们表示动物器官的细胞的作用将会影响受体的全部身体，使其变成结合不同动物品性特征的怪物。以猪的器官为例，猪的基因会不会因此在人身上世代相传，人类的某些后代会不会是几分之几的人与几分之几的猪的混合体；如果由于技术的成熟使异种器官移植不断发生在此后的后代人身上，不断接受异种器官的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物种会不会最终取代今天的人类？或者产生新的杂交物种？关于这一点，我们很清楚这未必就是危言耸听。即使在目前，仍有患者面临这样的窘境。正如本章前面所提及的案例，美国58岁的帕金森症患者托尼·约翰逊，于1994年接受了医生给大脑注入的3滴含有1200万个猪脑细胞的液体。术后约翰逊的同事在贺卡上面写着“他们在猪圈里说——你好吗？”暗喻约翰逊具有猪的特征，虽然同事只是跟他开玩笑，但也说明接受异种器官的人类有可能会被视为异类，并因此受到关注和议论。
其次，关于异种器官移植的争论是动物权利与人类权利的冲突的一部分。有人认为，将动物作为人类器官移植的供体的异种器官移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下不理智的行为。人类中心主义认为除人之外的其他任何动物都不具备自我意识，只存在手段价值，满足并根据人类自己的需要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人类对动物没有直接的义务，如果说有义务，也仅仅是因为从人的利益而言的间接义务。因此，动物不能限制人的道德行为，也不会成为人的道德对象。只要能满足人类的某种需要，人类可以任意使用动物。因此，在这种观念下，为挽救人类最宝贵的生命，毫无疑问是可以采取异种器官移植作为治疗疾病的手段的。但是，另一部分人并不这样认为。动物权利维护者们认为动物具有内在价值，动物是一个具有生命的道德主体，拥有自主、自由、快乐、舒适和不被侵犯的权利。人类不能否定动物的道德独特性。由此论证而来的是异种器官移植不符合道德规范。他们认为不能仅仅从异种器官移植给人类带来了利益就侵犯动物的权利。在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利益权衡中，人类的利益不能高于动物的利益，因此人类没有权利牺牲一个灵长类动物去挽救一个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