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医患信任危机
（一）对医疗服务的影响
信息不对称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其着重强调的是，信息总是不均匀地分布于经济主体当中，换言之就是某些人掌握的信息多而其他人掌握的信息少。[11]医学也是一个学术性比较强的学科，随着时间的发展，该专业越分越细。另外，医学有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大环境的改变，疾病谱也会随之变化，再加上每个人的机体都是存在差异的，因此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人身上所表现出的症状也是会有所不同的，因此医生需要针对具体的情况来确定治疗方案。医学的专业性非常强，普通人很难理解医学原理知识，这就决定了此领域里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临床当中，患者所掌握的信息无疑是比较少的，他们不知道治愈疾病需要多少时间、需要花费多少金钱、需要享受多少服务。更为根本的是，有时候医生对于此类问题也无法做出精准的回答，因为每个人的恢复能力都是存在差异的。但总体来说，医生所掌握的信息是远远多于病患的，这为冲突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知名学者埃文斯（Evans）强调，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致使医疗服务需要者总是被动地接受，而无法积极地介入其中。医生是服务的提供者，同时又是病患的发言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控制病患的行为，这致使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有所增大，如有些医生故意开具没有必要的检查单，或者指定病患服用某些药物，以便从中获取私利。
我国部分学者也在探究此类问题方面倾注了不少心力。李红霞指出，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细分成两大类：第一，在开展治疗活动进程中患者有可能出现逆向选择问题。第二，道德风险频频发生。在具体操作进程中，医疗资源是被医院垄断的，这促使医生产生了利用信息优势来侵害病患权益的想法。有的医生道德操守较差，喜欢追名逐利，这主要是因为其占据了信息方面的优势。同时，由于病患处于被动地位，因而无法维护自身的权益。[12]
众所周知，我国的医疗机构大多是由国家出资建设的，这促使民众产生了一种认识：医院是属于国家的。现如今改革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政府不再向医院投资，医院像企业一样是需要自负盈亏的。但在民众看来，医院是享受着特殊照顾的，不会倒闭，这对于医院进入市场参与竞争产生了制约作用。就目前的中国而言，医院行业的竞争机制还没有构建起来，这使得信息不对称问题长期存在，对于患者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损失。
1.逆向选择
相较于其他产业而言，医疗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专业性强，虽然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患者进入医院寻求服务，但是他们对于自身到底需要哪种服务这一问题其实是不太了解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私立医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此类医院为了引起病患的注意，经常打出博人眼球的广告，最重要的一点，其给出的价格是比较优惠的。综合型大医院一般采用的都是最先进的设备，因此收费较高。我国的经济水平还比较低，民众的收入也较为普通，在就医时还是比较看重价格因素的。为了节约成本，病患产生了逆向选择行为，这引发了一个较为严重的后果，以技术和设备著称的大医院没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运营，而技术水平较差的医院却人满为患。在信息不对称的大环境下，逆向选择现象的出现对于我国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而医疗服务的低下对于病患的健康也是有害的。
2.道德风险
这一风险通常强调的是代理人在开展经济活动时出于尽可能扩大自身利益的目的，从而导致对他人利益构成侵犯的现象。参照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知，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意味着此类风险问题几乎不可避免。[13]
医患双方作为医疗服务市场中的两个重要组成方面，由于契约关系的存在最终构建了委托代理关系。在这种关系内部，医患双方彼此都拥有各自突出的特点。对于医生来讲，不管是在信息、资源的获得与利用上，还是在自身专业能力方面显然完全不同于患者，但对患者来讲，医生也无法确切了解和掌握其个人信息。因此所谓的信息不对称并非仅仅存在于其中一方之中，显然是一个共通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对道德风险要全面看待，医生作为服务提供者显然存在上述问题，而病患作为需求方亦是如此。
站在供方角度来看，诱导需求显然是上述风险中的关键类型。所谓诱导需求，即医疗单位出于追逐利益的目的，在明知病患自身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做过度服务并让病患为此付费。比方说在现实操作中，不少病患会被医生要求采用各类高尖端技术仪器辅助检查或者治疗，还有的被安排做各种非必要的大规模检查，另外还有部分医生在处方出具和药品的选择上习惯于不断提高总价，其目的是能够拿到更为丰厚的药品返点。上述行为都可以归入道德风险之中。这种现象显然会导致国内医疗服务行业出现量价齐升的问题，过度医疗让服务数量快速增加的同时也促使价格水涨船高，费用消耗持续攀升，不仅让广大患者觉得看病越来越贵，同时对医疗资源整合与优化也带来了不利影响。
站在需求方角度来看，采用刻意隐瞒与欺骗的手段通常是道德风险的展现形式。作为病患来讲，其对医疗服务有相应的需求，但从信息对称的角度来看，他们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表现出一定的优势。比方说患者前往医院看病，此时对医生来讲，必须要经过问诊等环节来对病患的状况做出了解，在这一过程中，患者的口述就成为了信息的重要来源，接下来医生才会利用仪器检测以及数据来做出分析。因此患者能否准确、清晰并完整地说明自身情况显然会给医生的准确判断带来影响。这意味着来自需求方的道德风险重点涉及下列两部分内容：
首先，病患对自身病史的叙述存在遗漏或者刻意隐瞒的问题。比方说在涉及医保报销和各类因为意外事故的情况中，患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或者肆意牟利的需求而做出此类行为，极易导致医疗服务的提供方无法对病情做出准确判断，甚至影响治疗方案的拟定。(https://www.daowen.com)
其次，部分病患存在欺诈索赔的问题。某些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对服务有意见甚至出现各类纠纷问题，很可能借此对全部治疗服务或者方案进行质疑，其目的是想借此进行大额度索赔。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之后，上述两种情况在现实操作中变得愈发多见。该条例出于患者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自身较为弱势的因素考虑，因而设定了举证倒置的要求。不过从现实案例来看，也出现了非医疗机构自身责任导致在举证方面存在困难的问题。例如某些患者在就医时对自身病史的叙述存在遗漏或者隐瞒，还有的因为拒不听从医生的检查意见等导致医疗机构没有办法对患者本身情况做到详细了解，无法对其各种隐藏性的疾病进行诊断，由此引发各种风险甚至导致不良后果。对此类问题，医疗机构也无法切实举证，进而在相关案件的处理中出现诉讼失败等现象。
鉴于上述情况，显然道德风险是医患双方都可能存在的问题，不过从目前的国情来看，绝大部分专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都侧重于将其对准医疗机构和广大的医生群体。比方说黄承等学者利用医疗市场主体的模型架构展开分析，认为医疗机构和医生群体显然在其中充当强势的角色。他们认为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措施，前者出于维护私欲的考虑必然牺牲病患的权益。他们认为在这种关系中，病患显然是毫无优势可言的，但出于对自身健康权益的维护只能接受被侵权的事实。杨同卫表示，医务工作者自身在信息、资源方面处于绝对强势地位，所以产生各类道德缺失现象不足为奇。[14]弓宪文等人强调，此类机构和医生群体一方面在服务中对技术、服务和价格都有决定作用，这就为诱导需求创造了极大的便利，也是导致这一问题发生的先决因素。[15]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所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不是一个单方问题，对医患双方来讲它都是存在的，因此道德风险也必然会涉及两方。假如仅仅将问题强加到某一方尤其是强行给医疗机构供方贴标签，显然是有问题的，势必会导致医患矛盾和冲突的持续升级。
（二）医者与患者利益冲突产生的信任危机
假如我们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看作是引发道德风险的前置性因素，进而导致医患彼此不信任程度加剧甚至出现欺诈问题，这显然是不够深刻和全面的。双方之间存在利益纠葛和矛盾冲突才应当是上述问题的核心。
利益冲突强调的是人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存在越界的现象，最终导致他人利益受损并出现矛盾。有关其所涉及的内容，邱仁宗做出了以下归纳。首先，利益冲突应当被看作境况而非行为。这意味着它不应当被单纯地归纳为非法的甚至与道德伦理相悖的一种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寻求解决之道。其次，在利益冲突境况中双方构成了信托关系。处在这一关系中时，委托人由于自身专业和技能性知识的匮乏，会将自身利益交由受托人来进行维护和处置。由此可见，前者的利益能否实现取决于后者的专业性工作。另外，受托人一方面需要确保委托人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其中还囊括了对自身利益在内的多方利益的考量。最后，受托人出于确保自身权益实现的需要，其对委托人的利益的实现可能具备制造某些障碍或者形成一定阻碍的可能性。[16]
由于人在社会中无时无刻不在同周围的人与事物发生联系，这意味着人处于各种利益纠葛之中，因此利益冲突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区别只在于是哪一类冲突及其状态的差异。对国内医疗领域而言，其表现涉及两点：
首先是这一服务公益性特征同当前市场化发展构成的矛盾。
从国内医疗机构的属性和定位上来看，显然其被列入公益事业这一领域。从性质上看，公立医院不仅具备事业单位属性，更重要的是其有福利性特征。但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此类服务走向市场化显然也是大势所趋。从财政支持上看，我国对此类机构的预算支持和费用投入不断下降，出于运营和生存的考虑，医疗机构自身也必须顺应市场要求，增强生存能力。比方说，基本上所有的医疗机构都在采用以药养医的方式来为自身创造收益，因此在诊疗过程中会看到大量高额药品费用的产生。另外还有不少医院在收费项目上就做了很多调整，各种高端设备在不断更换、普及和应用。部分医生存在接受红包和各种返点、提成的现象。显然这让医疗服务的公益属性大打折扣。另外随着医保制度改革的推进，曾经的公费和劳保医疗制度不复存在，在新的制度要求中，所有医疗费用都有一定比例的患者自付部分，自付比例基本为20%到40%的标准；而如果无法享受医保制度的病患就只能通过全额自付的形式来获得服务。对我国民众来说，医疗费用成为压在头上的一座大山。对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医疗服务走向市场化是必然，但不能因此彻底抹杀其公益性。处在转型期的各种制度分化，显然让医患间利益冲突变成了无可避免的事实。
其次是信息不对称导致医疗机构对高利益的持续追求。
前文中提到，在医疗市场与医疗服务中，信息不对称是引发道德风险的关键点。从现实操作中来看，医疗服务提供方自身不论在技术还是信息上都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首先其出于对机构运营的扩大和医务工作者利益的维护，大多数都会通过不断提升医疗费用来达到目的；其次我国的医改制度也成为上述现象存在和发展的助推因素。部分医生在工作中开具的处方经常出现各种高价、贵重药品，还会选择多做手术的形式来提高医疗费用。从很多报道信息中可以发现，某些病人的手术并非必须实施的项目。而从医生开具的药品作用来看，真正对疾病有明确治疗作用的比例仅为10%，也就是说剩下的90%中不是必须可用的药物和根本无用的药物分别达到30%和60%的占比。[17]而且从药品销售的角度来看，很多价格昂贵的药品销售起来反而更加容易，特别是那些国外进口药品更是如此，这直接导致我国国内不少价格实惠、效果突出的药品受到了冲击。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医疗资源不足的现象长期存在，但现实中过度医疗所引发的资源浪费现象同样触目惊心。医疗负担成为了广大普通百姓的不可承受之重，“看病贵”成为我国十分突出的问题。患者自身由于信息资源的劣势更容易加深其对医疗机构的误解和矛盾心理，使上述问题变得更为突出。
医患关系曾经有过极为和谐的阶段，医生认为救死扶伤是职责所在，对于自身的薪酬和利益也没有太多的渴求；对病患来说，他们对医生充满着无限的信任和尊重。但这并不是说要全盘抹杀掉双方利益。对医生而言，是在利用专业知识和技术接触病人，帮助病人解除痛苦的同时获得自身生存的资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都将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当作自己的最高目标。但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医患关系有了很大转变。医疗产业同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存在更为密切的联系，行业和从业者都愈发关注自身收益的多少。显然这导致双方曾经的目标出现严重分化，病患利益受损的情况愈发多见。[18]由此导致的维权运动也逐渐增多。关于这一点，中外同样如此。我国的医改从19世纪80年代就已启动，但改革的步伐并不顺畅。医院在市场机制中如何更加合理地提升自身收益成为核心议题。显然这直击医患双方利益，病患们发现尽管医疗服务一如既往，但费用直线上升，再加上相关制度的滞后，直接让广大群众看病问题成为了生活中的一大难题。这直接导致医患双方信任度直线下降：患者认为去医院是烧钱，还要被医生坑；而医生认为患者“难伺候”，经常会遭到患者投诉。出于这些考虑，很多医生会在服务中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操作风险，特别是针对各种手术性治疗，大多选择客观说明而很少协助患者并给予人文关怀，害怕承担更多不必要的责任。近些年来，各种医疗纠纷和事故层出不穷，根本原因除了患者维权意识的觉醒，另外就在于双方不信任情况的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