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关于先周文化的渊源问题，目前基本上是两种看法：一种说可能是在陕西长安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了齐家文化的一些因素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则认为是源于山西晋中太原的光社文化。我们则认为先周文化当源于山西汾河流域中、下游的晚期龙山文化或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而历史时期的周文化，正是在先周文化的基础上，随着周部族的发展、迁徙，最终在陕西关中渭水流域固定下来，同商族接触，并不断受其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而形成的。除了上面已述及的陶鬲演化过程所映射出来的文化的影子外，还可拿近年来在山西发现的晚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和殷商新颖的陶器——蛋形三足瓮的演变关系作为依据，进一步探讨先周文化的内涵和渊源。
蛋形三足瓮，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首先在太原北郊光社遗址里发现的[133]，泥质灰陶，陶胎较厚，直口或敛口，方厚唇，深腹，器底承三个空心乳形袋状短足，通体饰绳纹或陶纹，是一种富有特色的并具地域性的大型陶器。自从太原光社遗址发现此类蛋形三足瓮以来，相继在太原东太堡、娄烦河家庄、山城峁、浦峪、忻县张村；晋中地区的太谷白燕；晋南地区的夏县东下冯[134]，襄汾陶寺，翼城感军[135]，曲沃方城、天马；晋东南的沁水南郎，以及内蒙古准格尔旗的大口、包头等地区的一些晚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和殷商文化的遗存中，先后都有所发现，分布广泛。现先将这一地区发现的蛋形三足瓮的标本叙述如下：
标本一，太原东太堡晚期龙山文化遗址发现（图三：1），空心袋足，袋窝较深，器底与足抹平连接，角度较大，饰绳纹。
标本二，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二期文化出土（《考古》1979年第4期，图版壹：4），直口，深腹外鼓，圜底，最大径在下部。空心袋足呈乳峰状，袋窝较深。器底与袋足也是抹平连接，角度也较大。纹饰除绳纹外，还有篮纹。一般足饰呈麻点状的粗绳纹。高46.5厘米，口径34厘米（图三：2）。
图三 蛋形陶翁
标本三，太原光社遗址采集（《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期57页），直口微敛，深腹外鼓，圜底，最大径在下部，空心袋足，但袋窝渐浅，器底与足的连接角度也较大。周身饰绳纹，呈麻点状的粗绳纹。高50厘米（图三：3）。
标本四，山西太谷白燕红咀鸦疙瘩采集（口部已残），属东下冯类型，深鼓腹，圜底，袋足空心，下端实体系用泥块填塞。器底和袋足的连接角度也较大。饰绳纹，足饰粗绳纹呈麻点状（图三：4）。
标本五，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属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考古》，1980年第2期103页，图九：7），敛口，深腹，底微向内收。袋足小而浅。器底与足的连接角度明显。饰绳纹。口径41.2厘米，高70厘米（图三：5）。
标本六，山西忻县张村遗址采集，属东下冯文化类型或二里岗文化（图三：6），形制大体与白燕红咀鸦疙瘩的蛋形瓮相似，但足的袋窝消失，已成圆锥形实足。饰绳纹。
标本七，太谷白燕遗址发现，属二里岗文化时期（图三：7）。根据发掘出土同类陶器比较，形制多敛口，平沿，深腹，圜底，最大径在上部。足锥状实心。底和足的连接缓平，角度消失，饰绳纹。一般高约50～60厘米，(https://www.daowen.com)
标本八，太谷白燕遗址发现，属殷墟文化时期（图三：8）。根据出土的同类器形比较，形制多敛口平沿，深腹，最大径在上部，底趋平。实足呈锥体，断面或圆或扁，形状很不一致。器底与足的连接缓平，角度已消失。饰绳纹。一般高约40～50厘米。
标本九，西安沣西客省庄西周遗址出土，属西周早期（《沣西发掘报告》，图版柒：2），敛口，深腹，下部略鼓，底承三个空心乳形短袋足，周身饰绳纹。器底与袋足之间角度明显，系分做连接。高50.9厘米、口径27.3厘米（图三：9）。
标本十，陕西扶风齐家村西周遗址出土，属西周中期（《考古》1980年第1期46页，图三：1）。直口，平唇，深腹，圜底，下承三空心袋足，颈下通体饰浅绳纹（图三：10）。此外，在山西曲沃曲村西周墓中也曾出土过这类形式的蛋形三足瓮。
观察上述十件标本，其演变过程大致是：（一）器形，由最初浑圆体大的卵形，到晚期器体上部多呈鼓腹的罐状。（二）口沿，由直口到敛口。（三）袋足，由空心乳形渐至实足的锥体，到西周又复而为空心的袋形。（四）器底与足部的连接，早期的（标本一至三）都为空心一体，稍晚的（标本四、五）则逐渐为泥球填塞，而标本六、七、八（二里岗和殷墟文化时期的蛋形瓮）则多用泥条补接。标本九、十（西周时期的蛋形瓮）的底部与袋足则多分做连接。（五）器底与足之间的角度，由上列标本比较看出，其发展趋势是，由大渐小以至消失，然而西周时期又复而明显。（六）纹饰，早期除绳纹外还有篮纹，而晚期则多见绳纹。由上可见蛋形瓮的形制演变尽管是一个波浪式或曲线式的发展途径，但是它们的基本形制还不失蛋形瓮最初的一些特点，从而也可略窥它们之间的发展连续性。十分清楚，蛋形三足瓮来源于龙山文化，而延续至西周时期。
截至目前，早期蛋形三足瓮都集中分布于山西汾河流域，涑水河流域，内蒙古西南一隅，以及包头等河套地区，似乎并未越过黄河向南发展。从纵的发展序列来看，袋形三足瓮均发现在上列地区的龙山文化、东下冯文化类型、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以及西周时期的遗址和遗存中。西周时期的蛋形三足瓮，也仅限于西安沣西客省庄、张家坡普渡村和扶风齐家村。值得注意的是，周代这种类型的陶器，在山西曲沃曲村的西周墓中也有发现，说明周灭殷后，由周族根据地陕西分封到山西的周人仍还使用这种陶器。因此，这说明原产于山西汾水流域的蛋形三足瓮，从龙山到西周一直为这两地的居民所袭用，从而反映了周初这一为周人普通习用的陶器的来源。由于在陕西渭水，沣河流域早于西周文化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迄今未发现这类陶器，那么，长安沣西客省庄西周早期的蛋形三足瓮的来源，只能从早期蛋形三足瓮的原产地追溯，即从与之相邻的山西汾河流域晚期龙山文化和东下冯文化类型中去寻找，从内蒙古河套地带所发现的同类器物中去追踪它们发展路线的轨迹。蛋形瓮的纵横发展关系及分布情形，为我们追溯先周文化渊源提供了信息。
鉴于今内蒙古河套一带有蛋形三足瓮存在的事实，从而使我们有理由推断，这种陶器可能溯水而上，随古代部落的迁徙而传入今陕西关中地区。由于内蒙古大口二期文化中的蛋形三足瓮与大口尊等陶器共存，“与偃师二里头的同类器物相比较，则带有更多的原始性……这些都说明大口二期文化的相对年代要早于偃师二里头早商文化（即夏文化——笔者），晚于客省庄二期文化”[136]，内蒙古大口二期文化和山西汾水流域的晚期龙山文化及东下冯类型，便可能属于先周文化的范畴。与此同时，也说明了先周文化的主要内涵，当不是客省庄二期文化，而是以蛋形三足瓮为代表的山西汾水流域晚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即周族灭殷前原始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文化。蛋形瓮的发生和发展，清楚地揭示了先周文化所处的历史阶段。文献记载，周族的兴起时值“陶唐虞夏之际”（《史记·周本记》）。“陶唐虞夏”，在中华民族的远古文化中，一般都认为大约相当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阶段。而出土蛋形三足瓮遗址的性质和年代，恰属晚期龙山文化或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周始祖弃、不窋、公刘至太王古公亶父周族的父系氏族社会之际，与我们探索先周文化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所代表的文化时期亦大致相符。山西汾水流域的晚期龙山文化，或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中产生的蛋形瓮向陕西渭河流域西周文化发展情况，不单具体地说明了先周文化的性质或内涵，同时还说明了周族的起源和崛起的地望，确切地反映了周人由山西汾水流域，向今宁夏、甘肃，并由此转折东向陕西关中泾渭流域发展、迁徙的复杂历史过程。
有关周族的起源问题，历来有二论。一是源于陕西泾渭流域，但也有人从《尚书·周书·居》：“惟文王尚克修我有夏”，又《立政》：“乃俨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和《论语·卫灵公》：“行夏之时……服周之冕”等历史文献启示中，认为“周为夏后”[137]。吕振羽先生则进而详论之。他说由于“在周人口中还是‘我有夏’，‘夏时’，他们的‘践商’，也说是天使‘我有夏式商受命’的。他们封建主国家的建立，也说是在攒禹之绪。似此，周人明明说是夏的后身，实即其一个支派”[138]。我们根据《史记·周本纪》中周始祖弃“其母有邰氏”的记载，也试图以此去说明周与夏的关系。
“有邰”之邰，按古文的形、声、义说有三义。邰字省偏旁邑，即古文台字。台，古文从
、从
，从女则为姒。姒姓也。太史公曰：“禹为姒姓”，此台是姒为夏姓之证。姓氏之由来，可能与古代氏族常以动植物为其图腾族徽的习俗有关。刘节先生对台字的解释说：“台古文姒字，台字，所以从
形……原是象蛇形。”[139]说明古姒字有爬虫图腾的意思。可见邰与姒关系之密切。若台是姒姓不误，则知周同夏是为有着血缘关系的近亲。又，“有邰”之邰，增邑旁。按照古人的惯例，通常是为人们住地的标志。于是“邰”在此便为我们提示了周族的起源或崛起之地望。有关周人崛起的地望，我国学者以往也多所争议。如钱穆说：“言周初地理者，无费谓后稷封邰在武功，公刘居豳在邠县，太王迁岐山，皆在陕西西部泾渭上游……今考周人盖起于翼州，在大河之东，后稷之封部，公刘之居豳，皆在晋地。”[140]说明“邰”在周初为该族居住的所在地，其地望并不在关中之泾渭，而是在黄河以东的晋地。此外，“邰”也还有为水神之义。据《左传》昭公元年记：“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由此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是台或骀为山川汾水神名之例。在这里，《左传》所说的“姒”姓，明确指出其地望在今汾河，正是商灭夏后的夏遗民。至此，“有邰”之邰，为姓、为住地、为神名皆与曾经在山西境内活动过的夏部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左传》定公四年：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夏虚”，服虔曰：“大夏在汾、浍之间”，说明山西的汾、浍流域曾是夏部落主要活动地区之一。从周人与夏人关系之密切看，周族的崛起地自然就应在夏人故地之夏墟。所以，史家曰：“周因夏后故地”，当非虚言。
历史文献和考古文化均无不说明周人似为夏人的一个支派或是夏族联盟的成员之一。《周语·鲁语》：“昔烈山氏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即此。其发展渊源，最初是在“夏后故地”的晋西南地区，只是后来，如《国语·周语上》所说：“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宙因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由于周族屡遭戎狄民族的侵扰，使其一部离开故地晋南老家，向西迁徙，其路线可能是沿黄河北上，经内蒙古河套地区转折至今甘、宁地区。在转折迁徙的过程中自然将中原固有的文化如房屋建筑、制陶术、占卜以及埋葬习俗等传至这一带，从而影响或促使了当地原始文化的发展。嗣后，周之先祖公刘因在甘、宁地区又遭戎狄民族的干扰，又从甘、宁地区迁于豳（今陕西栒邑或邠县）。到太王古公亶父时，同样也为了避戎狄，离豳逾梁山，渡沮河漆水，最后到达今陕西渭河北岸的岐山下定居下来，建立了城市国家。
（本文原载于《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