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尽管受发掘资料缺乏的限制，我们对川口河类型的全貌和发展序列尚没有足够的了解，但却有种种迹象表明，这类遗存的影响已经到达关中东部地区，可能是促使客省庄二期文化向夏时期文化类型转化的一类重要因素。
过去，陕西地区相当于夏时期的文化遗存发现得一直比较少，研究工作基本是一个空白。西安老牛坡遗址少量相当于夏代的遗存简单介绍[189]之后，本文笔者中的张天恩曾结合其他的零星资料，对关中东部的夏时期文化遗存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分析，指出这一地区在夏代前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出现过一类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与早于它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和晚于它而来自中原的二里头三、四期文化遗存均不相同，曾以“老牛坡类型”予以命名，并认为其在许多方面与齐家文化有相似的地方，可能是受到了后者的影响[190]，但如果确切地讲，影响更大、更直接的实际应当是齐家文化的“川口河类型”。
原来，我们了解到老牛坡类型包括的只有蓝田泄湖M13[191]、华阴横阵M9[192]、西安老牛坡86XL1M1和88XL12H24等单位[193]，共九座墓葬和三个灰坑，但已能观察到其是一种以罐类平底陶器占主流，也有盆、鬲、觚、杯、器盖等器形的文化遗存。该类遗存的面貌特征除了能看出与客省庄二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联系之外，还显示出较多川口河类型及齐家文化的因素。无论是遗物，还是埋葬习俗方面，均不乏关联。
老牛坡86XLⅢ1H16：18双耳罐（图四：1），腹饰绳纹，耳上贴有小泥饼，与川口河76LCM：18（图一：6）罐几无二致。横阵和老牛坡的旋纹双耳罐（图四：2、7），也不难看出与川口河的同类罐（图三：3）的相似性。多见于老牛坡和横阵等地带流的或不带流的单耳罐（图四：5、4），显然能从川口河等地找到近似者（图三：1、2）。老牛坡的无耳旋纹罐（图四：8），见于川口河（图三：4）。老牛坡的双大耳罐（图四：6），与川口河、秦魏家等地出土的同类罐（图一：5、6）极为接近。老牛坡出土的侈口高领罐（图四：3），则类似于川口河等地的侈口腹耳（图一：4、9），只缺了双耳。
老牛坡七座墓葬中，有五座随葬了2～6件不等的石璧，有半数的制作较粗劣。类似的器物，主要见于皇娘娘台晚期墓葬，其中的M48竟出土了83件之多。属于川口河类型分布区的张家川境内也有发现，该县博物馆就藏有多件制作粗糙的石、玉璧[194]，应该是出于该文化三类型的墓葬之物。
图四 老牛坡等夏代早期遗址中的出土的川口河类型等齐家式陶器
众所周知、齐家文化较流行男女合葬墓，老牛坡类型同样有这样的埋葬形式，横阵M9所葬的就是一男一女。(https://www.daowen.com)
现在，已有更令人振奋的发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近年在商州东龙山遗址发掘到更为丰富的老牛坡类型文化遗存。已介绍的有房址10座，灰坑70多个，墓葬38座，还有大量的石（玉）器、骨器、陶器等遗物[195]。该遗址的发现与老牛坡、横阵等地有明显的一致性，可肯定是同类文化遗存无疑，不仅进一步证实了该文化的存在，更珍贵的是还提供了其晚于客省庄二期文化的确凿地层关系。这就极大地丰富了老牛坡类型的文化内涵，并扩大了其分布的范围。
东龙山虽位于秦岭南麓的丹江上游，但出土的旋纹双耳罐、带流或不带流的单耳罐（原资料称为壶）等陶器、制作粗糙的石（玉）璧，以及以这些石（玉）璧随葬的墓葬等，同样提供了老牛坡类型与川口河类型及齐家文化联系的线索。
因此，应该有理由认为“在渭河下游地区客省庄文化向老牛坡类型演进的过程中，齐家文化所起的作用，绝对不可忽视”。[196]而东龙山的发据资料显示，旋纹双耳罐、长颈单耳罐、耳带流等器物的数量最多[197]，横阵、老牛坡等地实际亦有类似的反映，这就极大地密切了老牛坡类型与川口河类型的关系。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老牛坡类型文化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受到了川口河类型的影响，或可说后一文化是前者的主要来源之一。
老牛坡类型虽然还没有碳素等方面的测年数据，但其存在的时间范围应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该遗存晚于客省庄文化有明确的地层依据，但又不会晚到存在于关中东部和丹江上游的二里头三、四期文化的年代，所以，将其估计在二里头文化一、二期的认识[198]应当是可信的。
那么，我们就可据此认为川口河类型形成的时间，应当在二里头一期文化之前。当然，并不排除其可以延续到二里头一期甚至更晚。前面已指出川口河类型基本处于齐家文化的中期阶段，由此则又可以推知齐家文化中期一般也不会晚于二里头一期，晚期就可能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而早期就要比二里头一期早出不少时间，柳湾M266棺木碳十四测年数据的树轮校正年代公元前2255±140年，很可能接近真实的年龄。二里头一期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多落在公元前1900年，其将是川口河类型和齐家文化中期绝对年代确定的最好参考值。
甘肃东部的天水、庄浪，以及广河齐家坪分别发现有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壶形封口盉[199]，过去颇多不解。在认识到老牛坡类型与二里头文化、川口河类型的联系，和它们所处的时间范围后，也就明白了这几类分布于不同地区的文化遗存之间产生一定的交流影响，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事。由此可见，大约在夏代早期，河洛、关中和陇右地区，就已经存在着超出一般想象的文化交流和传播，而在这一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川口河类型可能是一个最活跃的运动因子，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本文原载于《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三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