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齐家文化的居民有自己的氏族公共墓地。一般位于聚落的附近，既有完整成片的墓地，也有分布零散与居址交错在一起的。前者如柳湾与尕马台等墓地。后者如大何庄与皇娘娘台等墓地，房子与墓葬同在一遗址上。
墓地的规模大小不一。大者共有墓葬三百多座，少者几十座。例如：乐都柳湾墓地齐家文化墓葬共有366座；永靖秦魏家墓地共有138座；大何庄墓地为82座；皇娘娘台墓地为88座；尕马台墓地只有43座。这种墓葬数目的不同，大概是与当时氏族或部落规模的大小相适应的。
墓地与居址一样，多位于黄河上游及其支流两岸的阶地上，并以在第二阶地上的为主。
墓葬的形制结构是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部分是圆形土坑墓与“凸”字形墓，前者有的是利用废弃的窖穴埋葬死者，后者的形制较为少见，而且仅在甘肃西部与青海东部地区发现，其他地区未见。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呈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四壁平陡，口、底同大，部分口部略大于墓底。在永靖大何庄遗址发现在墓坑的壁上尚留有骨铲（耜）一类工具刨挖的痕迹，我们可借此了解当时此类工具使用的情况。墓坑大小各墓地的情况不一，如皇娘娘台墓坑长约1.54～2.3米、宽0.42～0.98米，最大者墓48，坑长达2.6米、宽1.48米。大何庄墓坑一般较小，长约1.1～1.95米、宽0.5～0.57米。墓坑较小的，一般多属于小孩墓或屈肢葬墓。大体说来，长方形竖穴墓坑长约1.6～2米、宽0.5～0.7米的居多。
圆形土坑墓 也简称为圆坑墓。它多是利用废弃的窖穴作为墓坑的。坑呈圆形或椭圆形，一般口径为1.53～2.56米。在永靖张家嘴发现的一座齐家文化圆坑墓，保存较好，坑壁平整，口径与底径相若，人骨架是埋在坑底的东侧。皇娘娘台第四次发掘时还发现九座圆坑墓。这种用窖穴埋葬死者的习俗，在辛店文化时期中还继续存在。
“凸”字形墓 这是甘青地区远古文化中很有特点的一种葬制。这种墓的墓室平面呈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墓室壁往上内收呈弧形，即为洞室。墓室的一端伸出一墓道，作竖穴状，一头大一头窄平面呈梯形。在墓室与墓道之间往往有木板或木棍封堵，起着封门的作用。有的在墓室口还竖立块扁平的石板，也有的垒成一排石块。这种墓葬在乐都柳湾的齐家文化中发现了48座，保存一般都较好。墓的规模一般较大，最大者如柳湾墓972，系三人合葬墓，墓长达4.2米，宽2.25米，墓道长1.5米，该墓结构较特殊者，即在墓室口与墓道之间除立有木棍外，还有一排石块，作一字形排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凸”字形墓已出现在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它可能源于半山、马厂类型，到齐家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它是我国考古发掘中新发现的最早的土洞墓，也是代表了该地区比较特殊的一种葬制。
墓葬的方向绝大多数是朝向西北方。但各墓地的情况又有所差别。例如秦魏家墓地分南北两片墓地，前者头向西北，后者头向一律朝西。皇娘娘台除头向西北外，还有头向西南的。这种头向不同，反映出人们的一定思想意识或宗教信仰。例如瑶族，他们认为人从哪里迁来，头就得朝向哪里。布朗族认为头应朝日落的方向。佤族埋葬死者也向西，他们认为日落西方，死者的头向必须朝西[50]。齐家文化的人们也是基于同样信仰支配下形成的。他们把人从生到死比作太阳东升西落，人死后就随着太阳落下，所以，在埋葬时死者的头向多向西方。
在甘肃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尚未发现木棺之类的葬具，但在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的葬却发现有木制的葬具，并且保存有结构清楚的木构葬具。木构葬具既用于成年人，也用于儿童。按其形制可分为独木棺、长方形木棺与垫板等三种。据统计，出独木棺的墓共184座，出长方形木棺的墓共91座，出垫板的墓有13座。长方形木棺的四壁由木板围拼成，棺外还有由三块小木板构成的木框架，木框架采用榫卯结构结合。垫板是用一块大木板或两三块木板拼接而成。其中数量最多、保存较好且具有特色的是独木棺。它是用圆木一段，削去上部一小半，再将中部凿空成船舱状，底部稍削平，形似独木舟。有的在棺上另置一棺盖。独木棺的两端多数削成平头，但也有少数削成弧形的。棺身大小相差无几，多数独木棺长约1.6～2米，宽约0.5米。
用独木棺验尸的葬俗，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可找到很多例证。例如四川的巴人即以船棺为葬具[51]。西藏偶县僜人，其埋葬死者的葬具亦是以整段圆木控制成槽状，将死者屈肢捆扎后放入檀中埋葬。云南沧源县班洪寨与双江县大勐峨寨等地的佤族，也以圆木挖空为葬具。还有在镇康、耿马等地的萌龙族，潞西、东山、陇川、瑞丽、盈江、保山等地的景颇族，金平县里加扎寨的哈尼族，新安寨的黄苦聪人，以及独龙族、怒族、纳西族等，都有独木棺验尸的葬俗[52]。
齐家文化的人们多居住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的沿岸，生前过河可能是以独木舟为交通工具，死后又以木舟为葬具的。
在齐家文化墓葬中，曾发现有麻布一类的衣着。例如永靖大何庄34号墓，在人骨架头部发现有红色布纹的痕迹，同时，在七十五号墓死者脚旁的随葬陶罐上（双大耳陶罐）也包有一层红色布纹的残迹[53]。这种麻布可能原来即呈红色，也可能是在麻布上撒赭石粉末的。从布纹发现的所在部位看来，表明当时死者的头部与脚部在埋葬时都覆盖着麻布的。这是齐家文化居民葬俗的一个特点。现在云南有些少数民族，如金平县的苦聪人，迄今还存在这样的习俗。
至于在死者身上撒红色赭石粉末，那是基于某种思想意识或是什么宗教信仰，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不过，我们一般推测这种红色赭石粉末是表示“鲜血”，即生命复活的象征。他们认为它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生处。
齐家文化居民的埋葬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墓葬的类别上，可分为单人葬与合葬墓两大类。从葬式上，又可分为仰身直肢葬、屈肢葬、侧身葬、二次葬、俯身葬等几种。为了比较具体地了解各种葬式的数量及比例情况，我们根据皇娘娘台、大何庄、秦魏家等墓地单人葬的材料，做一齐家文化葬式统计表：
表一 齐家文化葬式统计表（座）
从表中可看出，仰身直肢葬者占总墓数的82.5%，屈肢葬占12.8%，二次葬占3%，侧身葬占1.3%，俯身葬占0.4%。这说明仰身直肢葬是齐家文化的主要葬式。
仰身直肢葬 即仰身平躺，两手垂直身旁，两脚伸直并拢。以秦魏家墓75为例，该墓人骨架特为完整，不仅躯体骨骼完好，而且连不易保存的腕骨、指骨与距骨、趾骨等都保留下来。可作为这种葬式的典型代表。头向西北，面朝上。在死者胸前放置石璧一件，脚下方放有单身陶罐等随葬品。又墓13，骨架亦完整，面朝东，右手略弯曲。墓主人为中年女性，随葬品有陶盆与骨针等，均放在脚下方，其中，比较特殊的是骨针与骨匕是放在一件陶盆内（图一）。
图一 单人墓平面图
屈肢葬 上身侧卧或近似仰身的，微侧。下肢弯曲，但弯曲的程度却有明显差别。一般是股骨与胫骨间的夹角作90°～120°屈肢，有的则向上弯曲紧贴胸前。如大何庄墓37，为小孩墓，股、胫骨间作90°屈肢。墓59，侧身，股、胫间弯曲特甚，无随葬品。秦魏家墓32，侧上身，右手往上弯曲，墓主人为成年男性。墓56，上身微侧，下肢稍作弯曲。皇娘娘台墓59，葬式较特殊，两手屈向胸前，左腿在前，右腿压在左腿上。墓86，为圆坑葬，下肢弯曲特甚，呈蹲坐状，右手压在骨架下，手指在脚跟旁边，左上臂外举，尺骨下垂于腿前，墓主人为男性，无葬品[54]（图二）。
图二 单人葬平面图
这种屈肢葬的含义是什么？学术界曾有过种种解释，他们有认为是象征胎儿在母体内的样子，人死后埋在地腹内要恢复到原先在母腹内的状态；或者说是怕死者向生人作祟，因此用绳子将其捆缚以阻止其灵魂出走[55]。云南独龙族对属肢葬式解释为人死是一种不醒的长眠，故应仿其生前面朝火塘侧身屈肢睡眠的姿态。永宁纳西族在火葬前要用麻布带子捆绑尸身，以象征生前的蹲坐姿势[56]。这些解释和实例都可以作为研究齐家文化屈肢葬的借鉴。
侧身直肢葬 仅在秦魏家发现三座。人骨架往右侧卧，左手垂直身旁，右手被压在骨架下，两脚伸直并拢。墓49，人骨架保存较好，但缺头骨。随葬品有骨匕和陶豆陶容器等五件（图二）。墓48，葬式较为特殊，身首已分离，身上还压有大砾石一块。(https://www.daowen.com)
二次葬 包括皇娘娘台发现的“乱葬墓”[57]。这种葬式骨架都比较零乱，多身首分离，或肢体不全，或残断的肢骨堆放在一起，所以也称为“残骨葬”。
这种葬式多利用废弃的窖穴放置骨架，有一个或两个个体的，均为成人。除个别外，一般无随葬品。实行二次葬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推测可能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血肉是属于人世间的，必等到血肉朽腐后，才能做正式的最后埋葬，这时候死者才能进入鬼魂世界[58]。
俯身直肢葬 在秦魏家与贵南尕马台都有发现。秦魏家发现一座（墓91），人骨架完整，上身稍向左侧扭转，右手弯曲。随葬品有陶瓶等陶容器五件（图二）。尕马台发现的俯身葬材料比较重要。尕马台共发现43座齐家文化墓葬，死者不论男女老少都是面向下的俯身葬的[59]，这种同一墓地无一例外地全部俯身的葬俗在齐家文化墓葬中还是首次发现，也是我国考古发据中所罕见的，似乎具有地区性的特点。它为研究齐家文化的葬俗增添了新的内容。
关于俯身葬墓主的身份问题，曾有些学者做过研究，他们有认为作俯身葬的人是奴隶或近似奴隶的人[60]，有的却持不同的意见[61]。根据尕马台墓地的情况分析，尚不能说明这种俯身葬的墓主人都是奴隶，因为处在齐家文化这个发展阶段上，虽已出现殉葬墓，还不可能出现成批殉葬的奴隶。
齐家文化居民除盛行单人葬外，还有合葬的习俗。据永靖大何庄秦魏家、武威皇娘娘台、乐都柳湾墓地统计，合葬墓共68座。这种合葬既有成年男女合葬，又有成年人与儿童合葬以及多人合葬等几种葬式。其中以两人成年男女合葬为主。
成年男女合葬墓包括两人与三人合葬等。皇娘娘台发现10座，秦魏家16座，柳湾共23座。按人骨架的不同姿势，可分为下列几种。
图三 合葬墓平面图
（1）仰身直肢与侧身屈肢合葬 这种合葬墓的墓主人经鉴定，仰身直肢者为男性，侧身屈肢者为女性。两者的位置既有男左女右，也有男右女左，前者发现在皇娘娘台，后者主要发现在秦魏家。多有陶容器等随葬品。其代表性墓例有：皇娘娘台墓38，男左女右，男性面朝上，女性面向男性。随葬品有玉璧与陶豆等陶容器五件，比较少见的是死者口内各含有绿松石珠三颗（图三）。这大概是我国迄今已知的最早口含实例。墓76，葬式较奇特，男性为仰身直肢，女性背向男性两手并拢举于胸前（图三）。秦魏家墓45，两具人骨架保存较好，男性上身稍向左扭转，女性右腿搭在男性的腿上（图三）。墓105，人骨架保存完好，男性仰身直肢，女性侧身屈肢，面向男性，两手均扒在男性的左肩上，显示两者的亲密关系（图三）。
（2）侧身直肢与侧身屈肢合葬 这种葬式较为少见，仅在秦魏家发现两例。葬式特点是男性为侧身直肢，女性为侧身屈肢。均有随葬品。如墓50，人骨架尚完整，男右女左，相向而葬，随葬有骨匕、牙饰等，不见陶器（图四）。墓37，侧身直肢者居左，屈肢者居右。随葬品除骨针外，还有陶豆等多件，皆置于脚下方（图四）。
（3）俯身直肢与侧身屈肢合葬 仅在秦魏家发现一座（墓52），俯身者居右为男性，屈肢者居左为女性，右下肢弯曲，被压在男性的右腿下。随葬品较为丰富，除陶豆等陶容器五件外，还有猪下颌骨55块，小石块40块（图四）。
（4）三人男女合葬 在皇娘娘台发现三座。经鉴定为一男二女合葬，男性仰身直肢居中，两女性屈肢位列男性的左右侧。并面向男性，随葬有陶器与铜器等器物。如墓48，墓的规模大，随葬品丰富。人骨架上涂有赭石粉末。随葬品除豆、尊、罐等陶容器十件外，还有石璧83件，小石块394个。多置放于脚下方（图四）。
图四 合葬墓平面图
这些男女合葬，女性应是殉葬者，其葬式也显示出女性降居从属或被奴役的地位。
成年人与儿童合葬墓 在皇娘娘台与秦魏家均有发现。前者两座，后者六座。成年人仰身直肢，儿侧身屈肢或侧身直肢，面向成年人。如秦魏家51，仰身直肢者为中年男性，其左为侧身屈肢的六至七岁的儿童。随葬品有骨匕与陶豆等七件（图五）。墓65，人骨架保存完好。仰身直肢者为成年女性，其左侧紧挨着埋下侧身屈肢的七岁儿童（图五）。皇娘娘台墓27，儿童侧身屈肢，位于成年人右腿旁，上肢弯曲于面前，两腿弯曲搭在成年人小腿骨上，这种葬式较为少见（图五）。秦魏家墓6，仰身直肢者为中年男性，侧身直肢者为6～7岁儿童，紧挨前者的左侧。随葬品特丰富，计有猪下颌骨68块，骨匕与陶豆等陶器皿5件。这是用猪下颌骨随葬最多的一座墓，墓主人又是36～55岁的男性，他很可能是氏族内的富有者。这些附葬于成人之侧的儿童，可能是他的小孩。
图五 合葬墓平面图
成年人与婴儿合葬墓 秦魏家与大何庄各发现一座。成年人皆仰身直肢，婴儿骨架多已腐朽不全。秦魏家墓3，成年人骨架完整。婴儿头骨完好，躯体已残朽，随葬有陶碗等陶容器四件，该墓似为母子合葬（图五）。大何庄墓55，成年人仰身直肢，婴儿骨骼已腐朽，位于前者两大腿之间，头朝下，似是产后死去同时埋下的，他们也应是母子关系。随葬品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侈口陶罐与双大耳罐的罐口均发现有红色布纹的痕迹（图五）。
小孩合葬墓 大何庄发现两座，皇娘娘台发现一座。都是三个以上的小孩合葬在一起。大何庄墓84，人骨架三具，皆仰身直肢，中间者面朝上，左右两具面向中间，其中一具下肢稍弯曲，无葬品（图六）。墓70，人骨架三具，葬式不一。一为仰身直肢，身首分离；一为葬式不明被压在前者的下面；另一具上身已残，下肢弯曲。随葬品仅侈口陶罐两件（图六）。皇娘娘台墓1，为四个小孩合葬。他们皆紧挨并排埋葬，均侧身屈肢葬，随葬品有陶器五件。这些孩子可能是某种特殊原因同时死亡的，因此，死后同埋在一个坑内。
图六 大何庄M70、M84小孩儿合葬墓平面图
另外，在广河齐家坪发现有多人合葬的习俗，多者达8人、13人合葬在一起。这么多人合葬在一个墓坑内，在同类文化的墓地里是不见的。
上述合葬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成人男女合葬墓。近年来除在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等墓地继续出现外，在我国南方的江苏、福建等地的原始文化墓地中也有所发现。如江苏吴县草鞋山发现两座成人男女合葬墓，男性仰身直肢，居左，女性侧身屈肢，居右[62]。与皇娘娘台同类墓葬相似。福建闽侯白沙溪头也发现这种合葬墓，如墓3，男性仰身直肢，45岁，面向上，女性屈肢，50岁左右，面向男性[63]。其男右女左的排位与奏魏家发现的同类墓葬相似。这两处墓葬大体上和齐家文化处于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
同时，这种男女合葬的习俗，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还可以找到一些实例。如云南怒族傈僳族自治州福贡、贡山等地曾实行夫妻合葬，葬式男性仰身直肢，女性侧身屈肢，面向男性。新疆察布查尔金泉的锡伯族，夫妻无论死亡先后都须分棺合葬，夫为仰身直肢，妻为侧身屈肢并面向丈夫。排位是男左女右。[64]
考古学与民族学的材料，都表明在我国古代的西北、西南、东南等地曾存在过成人男女合葬的习俗。而其中尤以齐家文化的男女合葬墓最引人注目，它不仅数量多，而且很集中。这种特殊合葬墓的发现，对探讨古代妻妾殉夫的葬俗提供了重要例证。同时，它对研究齐家文化的婚姻形态与社会性质等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