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的价值意义
敦煌学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宗教史、文学史、科技史等都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以下节选相关研究成果予以说明。
在社会史方面，敦煌文书为研究唐代人口结构以及相关联的家庭结构提供了很细致的参考资料。例如通过研究保存文字较多的《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可以看出：（1）户籍所记每户的口数大为增加，平均口数是9.87 人，比《元和志》、两《唐书》所记开元、天宝时期各州郡平均户口数要高得多。这是因为此时的家庭合籍倾向突出，有些家庭是包括祖母及成婚兄弟、子女一起构成的复合家庭。同时也有籍账作伪的原因，中央对州县官的考课基准是户口的增损，增加户口可以受到奖励，所以可能会把已经嫁出去的女性同时登录在娘家和夫家户籍内，可能还有男性冒充女性或已亡人口登录的例子。（2）男女人数的比例也不均衡，女性的比率十分高，女口大约是男口的三倍。这是因为兵役的繁重，出征的男丁死而不返，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也是地方官做了手脚。在敦煌文书反映的家庭结构问题方面，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安史之乱以前的敦煌家庭，以父母及未婚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为主，占60%以上。安史之乱以后，《大历四年（769）手实》反映的情况是，核心家庭锐减至36.8%，单身家庭和其他家庭剧增，原因是唐前期社会基本安定，西北地区虽然兵役繁重，但对敦煌家庭结构影响不大。安史之乱给予敦煌家庭结构以重要影响，敦煌丁壮减耗，单身家庭逐渐增多。
在古代节日方面，从研究官府财务出纳账和寺院的《入破历》（相当于今天的收支账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为准备庆祝某个节日而要支出什么东西，这使我们对敦煌当地的各种节日风俗，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如P.4640号背面《归义军军资库司破用布纸历》，记录了899至901年三年内归义军官府资助的赛神活动有：（1）赛祆神。这是唐代甚至更早以来波斯拜火教在敦煌流行的反映，但这时的祆神，不过是沙洲民间众神殿中的普通一员而已，恐怕早已失去它原来的含义。（2）赛金鞍山神。这是人们对敦煌西南金鞍山神的祭祀活动，因为传说它可以“立致雷电风雹之患”。一年内要多次在泉水、河口处赛神，祈求水神的保佑，因为在绿洲上生活的人们，深知水是生命的源泉，所以这种赛神活动规模最大、次数最多。（3）赛青苗神。每年四月举办，为了庄稼能够长得丰茂而祝福。再比如从一件净土寺出土的《破历》中我们得知：正月十五日要燃灯，进行赛天王的法事；二月八日是传说的佛诞日，要举行行像会，用车载着佛像绕城而行。此外，敦煌文献还记录了一些一年之内的经常性活动，并保留了为这些活动所写的种种艺文，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民俗资料。
关于婚姻和丧葬方面，中国古代关于结婚礼仪的记录并不少，但记载着唐朝前期制度的《开元礼》一类的官方礼典，所记的大多是帝王或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婚姻，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六个程序。敦煌文献中的“书仪”却是研究唐代不同阶层婚丧的一个重要材料来源。书仪，就是写信的范本，因为要给社会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男男女女准备书信范本，所以自然会涉及社会各方面。例如我们把河西节度使掌书记张敖编的《新集吉凶书仪》和敦煌写本《下女夫词》以及一种《通婚书》合起来，可以复原敦煌民间迎亲成婚的全过程。《下女夫词》共有十多个抄本，它用对答对歌的文学手法，详细记录了民间结婚的过程：女夫（即女婿）先到女家大门，女方请新郎下马，在男方向女方奉献了绫罗之后，女方向新郎敬上“上门酒”，并诵《上酒诗》，男方要作答诗。进至女方大门、中门、院内土堆和堂屋外的堂基时，都要应物赋诗。然后遇到故意上锁的堂门，要作诗叫门，并诵《至堂门诗》。女家铺设帐仪，延新郎入帐，然后撒帐以祝吉庆，并咏《撒帐词》。撤去帐幔，新娘才走出堂门，由侍娘用扇遮住，送入帐幕，坐在床上。然后去扇，傧相请女下床，与新郎同吃一盘牲牢。食后，用五色锦系住二人的足趾，新郎脱掉礼服，新娘去掉头上的花饰，二人结发为夫妻。然后众人退出，新婚夫妻垂帘安寝。
民族史方面，以吐蕃史为例，属于西藏人自己所写的吐蕃时代的历史文献非常少，最重要的是现今留存下的《唐蕃会盟碑》《达扎路恭碑》等，但所记内容有限。敦煌藏经洞发现了数千件古藏文写本，大多是佛经，但也有不少吐蕃的典籍、文学作品、世俗文书，加上新疆和田、米兰等地发现的古藏文文书，为我们研究吐蕃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书中，最重要的是《吐蕃王朝编年史》，共三件写本，按年代顺序记载每一年内吐蕃王朝的大事，包括会盟、征战、狩猎、税收等。开头部分是几年合在一起的总结性记录，涉及吐蕃尚未掌握文字的年代，显然是以后的追述。一件缀合写本的内容是从藏历狗年（650）至猪年（747），一本是羊年（743）至龙年（764），可以互相印证和补充。这部编年史是研究吐蕃历史极其重要的史料，其中有关与唐朝征战的历史记载，与唐朝史籍不完全相同，而且其中还有很多吐蕃与周边民族和政权交往的历史，为唐朝文献所无，更为珍贵。
文学史方面，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很多已经亡佚的诗集，尤其是唐代诗人的作品，不少是《全唐诗》未收的佚诗。因此，近代人们开始补《全唐诗》时，敦煌写本也是一个重要来源。例如近年新刊俄藏敦煌残卷中保存的珍本《瑶池新咏集》，共计残存四位女诗人的诗作23首，占《瑶池新咏集》全部23 人115 首诗作的五分之一。《瑶池新咏集》是所见诸文献著录的唐人选唐诗中唯一一部女诗人诗歌选集，也是中国古代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部女诗人诗歌选集。这部诗集，填补了宋前女诗人选集传本的空白，也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考察唐朝女性士人群体的创作问题。
敦煌学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史如天文学、数学、医药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天文学方面，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在战国时代已经初步形成。当时有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家学说，他们各自记录下观察星宿的结果，绘成星图，附上卜辞，流传下来。到三国末年，东吴太史令陈卓把甘、石、巫咸三家的成果加以总结，纳入自己的书中，可惜陈氏的著作和三家的原著后来都失传了。我们有幸在敦煌遗书中找到了一件唐武德四年（621）写的《星占书》残卷（P.2512）。其中记录了甘、石、巫咸三家内外官星283 座，1464 颗星，和唐初编的《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所记陈卓记录的三家星数完全吻合。敦煌这部《星占书》分别记录三家星经，以赤色表示石氏，以黑色表示甘氏，以黄色表示巫咸，对认识我国古代天文学水平极有帮助。与《星占图》相应的是唐初绘制的一幅星图（S.3326）的发现。图中根据甘、石、巫咸三家的著作和星图，绘制了1348 颗星，用三种不同的颜色来区别三家的星宿。此图按十二月每月太阳位置的顺序，沿赤道带分成十二段，紫微垣以南诸星用圆柱投影法画出，而紫微垣则画在以北极星为中心的圆形平面投影图上。据科技史家考证，这是世界现存古代星图中年代最早、星数最多的一张，备受中外科技史家的重视。
数学方面，敦煌发现的《立成算经》（S.930）引人注目，这是前人从未见过的实用性数学著作。中国古代演算数学题是用筹来算的，不是用纸笔，所以也就没有数码。这件《立成算经》抄本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出现了唐人手写的数码字。这些数码字没有表示空位的零号，是按算筹计数的纵横相间规则，记下了一系列数码，除个位之外，还有十位数和百位数数码。虽然还不能说这些数码在唐朝就用来运算了，但却是宋以后开始普遍运用数码的渊源，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的算筹制度。(https://www.daowen.com)
医药学方面，中国古代药物学产生得很早，传说远古的神农氏始教民尝百草的滋味，从此药物学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本草学逐渐发展起来。最早的本草书，是传为神农氏所作的《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实为汉晋之间，计收药草365种，以符合一年的天数。南朝梁时，陶弘景又增补了后来发现的医用药草365种，并为之作注，名为《本草集注》。可惜的是，《神农本草经》和陶弘景的《本草集注》在宋代就失传了。幸运的是，一部几乎完整的《本草集注》在失传之前存入了敦煌藏经洞，此卷现存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通过敦煌本《本草集注》，我们可以了解陶氏原书的本来面貌，也可以订正许多后代本草著作引用陶书时断章取义造成的讹误，使人们得以考知《本草集注》在药物分类、采治方法等方面的贡献。敦煌医药类写本中另一引人注目的著作是唐人孟诜原著、经张鼎补充的《食疗本草》一书残本（S.76）。《食疗本草》共收药物207 种，以专讲动植物营养和药用医疗价值而独具特色。编者总结了扁鹊、华佗等人的治疗经验，又曾跟随名医孙思邈学习，所以此书价值颇高，但在宋朝以后亡佚。敦煌发现的《食疗本草》仅存药26 种，约为全书的十分之一，但可以借此看到原书的风貌，使人们了解唐朝时人们对食物疗效认识的水平。
敦煌学的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以上只是选取了部分内容进行简述。总体来看，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敦煌学拥有丰富的资料。敦煌出土的五万卷纸本文献，是古代民族文献的遗珍。其中，敦煌出土的汉文文献，多为我国传世文献所遗缺；敦煌出土的梵文佛经，如今印度已不可得见；敦煌出土的叙利亚文景教经籍，在基督教盛行的西方也已失传；敦煌及周边出土的两万多枚汉晋简牍，是汉晋典籍、文化的重要补充；敦煌莫高窟则是我国伟大的古代美术陈列馆。因此，敦煌学是在丰富遗存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学科。通过它，人们可以具体地窥见一个边远地区的历史、社会、民族、宗教、风俗、文化。
2.敦煌学具有独特的典型意义和认识价值。敦煌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立体展现的、绵延悠久却已消失了的社会、历史、文化典型。敦煌学打开了一扇极为难得的博览型橱窗，让我们可以走进历史的敦煌，立体地感知原汁原味的敦煌，又可以进一步利用对敦煌的感知，去感悟历史的中国、历史的世界。当今能够像敦煌这样从古到今、立体地展示某一特定地区中古时期的社会风貌、文化图景及文明程度者，中国唯此，世界唯此。
3.敦煌学在民族文化交流及国际文化交流方面意义重大。季羡林先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1]中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与周边部族、邦国间的文明交流，造就了敦煌的开放性、包容性，而敦煌文明又在兼收并蓄、消化吸收中丰富了自己，壮大了自己。可以说，敦煌是汉族文明、西北多民族文明及西方文明东通西达、南来北往的通道和桥梁。如今，中外敦煌学者又以共同领域的研究为纽带，交换资料，互通有无，切磋研讨，为敦煌学的发展壮大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注释】
[1]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9月4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