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〇年
1月5日 毛泽东在古田复信林彪。信中总结两年多创建、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复信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信中对当时国际国内的基本矛盾和革命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说明了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复信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指出：那种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是错误的；那种全国范围内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复信还批评了犯革命急性病的错误，指出：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这封信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2月6日—9日 毛泽东在江西吉安陂头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军第五军、第六军军委联席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分析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形势，讨论确定今后党的主要任务。会议认为，江西反动派内部矛盾加剧，赣西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江西有首先胜利夺取全省政权之可能。会议确定赣西南党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会议通过的《土地法》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在《土地法》的推动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全面展开了分田运动。会议还决定，为了统一领导红军和地方党组织，成立领导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和赣西南、闽西、粤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这个决定为统一对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奠定了基础。三月中旬，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标志着当时红军最大的战略区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基本上实现了一年前毛泽东在以红四军前委名义致中央信中提出的公开割据闽赣边界二十余县的计划，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3月18日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共同前委发布关于分兵争取群众及工作路线的通告。通告总结赣南、闽西“武装割据”的新经验，提出“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就是伴着原有红色区域发展，波浪式地向前扩大。具体作法是：第一，分土豪的谷物给农民，以发动群众；第二，文字宣传、口头宣传、群众大会、化装讲演，以宣传群众；第三，建立工会、农会及革命委员会，以组织群众；第四，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办群众领袖训练班、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如有一周或十天工作时间，便要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就是在一定时间和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进行扩大，同时在该区域做深入的工作。
4月2日 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在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一文，提出加紧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的目前的总战略。文章不点名的批评毛泽东等“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六月九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的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他对红军的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5月 毛泽东在寻乌作社会调查，整理成《寻乌调查》。这篇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政治、经济、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而且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通过这次当时规模最大的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情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
后来，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毛泽东为《寻乌调查》写前言指出：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他还指出：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在谈到这次调查时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寻乌调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同月 毛泽东写《调查工作》一文。这篇文章是他多年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总结，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研究是了解情况的基本方法，“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领导干部都要亲身出马作调查研究，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文章批评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文章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主张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文章对调查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作了具体的论述，认为社会经济调查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后来，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印发给他在广州召集的一次会议，并写说明指出：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
《调查工作》是毛泽东非常重视和心爱的一篇文章。失而复得后，一九六四年经毛泽东审定，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一九九一年增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
同月 毛泽东、朱德在寻乌召开红四军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总结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提出革命军队管理教育的七条原则：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说服教育重于惩罚；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赏罚要分明。
6月中、下旬 毛泽东先后在福建长汀南阳（现属上杭县）、汀州城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议通过《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其中《流氓问题》决议，制定了党对流氓无产者的策略：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将赣南、闽西两个战略区的红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中共红军第一路军总前委，毛泽东任书记。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这两个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https://www.daowen.com)
7月24日 毛泽东、朱德分析南昌的敌情和四面临水的地势，改变原来中央要求攻占南昌的计划，决定红一军团西渡赣江，乘虚向南昌对岸前进，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八月二十三日，红一、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合。根据中央关于统一军事指挥的指示，两军团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即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随后，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央指示，再次攻打长沙。
9月30日 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报告肯定朱毛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认为朱毛红军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从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是战略性的转变，是完全正确的。朱毛红军主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开辟新根据地的事实，是开始历史的新篇幅，完全是国内农民战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走向消灭军阀战争的发展的一个进程。
10月17日 毛泽东在江西峡江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全体会议，讨论时局估量、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并做出决议。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指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是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关于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毛泽东指出：当前的大前提还是敌强我弱，不要继续攻打大城市，而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关门打狗。在湘敌强赣敌弱的情况下，要避实就虚，以弱胜强。
10月19日 毛泽东致信中共湘东特委。信中指出：关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关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它。
10月25日—26日 毛泽东在新余罗坊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打不打南昌、九江和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问题。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阀混战停止后，正调集军队向江西革命根据地推进等情况，指出：红军决不能冒险去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应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依靠根据地群众支援和有利地形等条件，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朱德等绝大多数与会者赞成这一主张，认为当前不是进攻大城市的问题，而是积极防御的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之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地要成为游击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他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另外一点，就是不了解战略与战术活泼的运用，战略是依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而决定，战术是依据当时各种实际条件运用一切手段，以达到战略的实现，因而战术在不违背战略之下，是时常可以转变的。目前的战略是在占领南浔路占领南昌、九江的总目标之下，继续吉安胜利，争取进一步的胜利，即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
10月29日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指示信指出：照今天的形势来说，攻长沙或是攻南昌，并不是第一步工作，目前党之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指示信还提出，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一集中到苏区中央局，中央局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
10月下旬 毛泽东在罗坊期间同兴国籍红军战士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深入调查八位战士家庭的详细情况，主要了解土地斗争后农村的经济和政治状况。通过这次调查，毛泽东更清楚地了解了中农问题，对贫农与雇农之间的差别形成具体认识。一九三一年一月，他把调查材料整理写成《兴国调查》，其中指出：中农、贫农、雇农都是土地革命的受益者，对中农来说政治权利的获得是其最大收获，那种认为平分土地要损及中农利益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贫农得到了土地，免除了债务，取得了政权，成了农村政权的主干和指导阶级。雇农在田地的取得和婚姻问题的解决方面获得重要利益。
11月15日 毛泽东代表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参加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分青”和“租田”问题。会后，毛泽东将发言记录整理成《分青和出租问题》，主要内容是：（一）以村为单位分田有弊病。（二）土地斗争不是一下子能深入的。（三）正当的土地分配办法应该是：以乡为单位，按全乡人口总数，除全乡人口原来所耕田地的总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四）准许实行“新租田制”，无劳力的人把田租与有劳力的人耕，佃户交租谷与田主；采取多种办法帮助贫农、雇农等解决缺乏牛力、农具、本钱等问题。
这篇发言记录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1月21日 毛泽东在木口村调查，整理成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指出：在这个调查中证明，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富农小地主则在农民的激烈斗争中便要走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的。
12月下旬 根据国民党军调集十万大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以江西南部地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的形势，毛泽东在宁都小布主持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并作动员讲话。讲话列举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六个条件：第一，我们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条件；第二，我们可以主动选择有利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第三，我们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分，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第四，我们可以察明敌军行动，摸清敌人行动规律，从而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第五，我们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第六，我们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毛泽东还为大会题写了表达反“围剿”战略指导思想的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十二月三十日至次年一月三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两战皆捷，粉碎国民党军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