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
1月26日 毛泽东在宁都小布写《兴国调查》前言。前言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这篇前言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2月28日 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等，提出将没收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的政策，改变为归农民所有，并允许自由买卖和租借。信中指出：关于田没有分定一层，在现在红色区域是个大问题。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们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省苏应该通令各级政府，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由得田的人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信中还指出：红色区域准许自由做生意，赚得钱来，均归本人。以上这些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苏联革命也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实行现在民权革命时代所必要的政策，才是真正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
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3月12日 毛泽东起草总政治部关于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对如何运用《时事简报》作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领导群众的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小册子阐明举办《时事简报》的作用指出：红色区域举办《时事简报》以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打破群众的保守观念。新争取的区域是用它去推动群众斗争。关于《时事简报》的内容和编写方法，小册子规定：《时事简报》不做文章，只登消息，登消息的次序，本乡的，本区的，本县的，本省的，本国的，外国的，由近及远，看得很有味道。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红军的《时事简报》，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使《时事简报》真正成为群众的读物。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文字和材料都要是有鼓动性的，但严禁扯谎。这些具体规定体现了毛泽东在新闻报道和宣传工作中的群众观点。十四日，毛泽东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出关于普遍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并附这个小册子一起发往各地。
这两个文件合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3月20日 毛泽东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目前敌我的形势和争取二次战争胜利的准备工作》的通令。通令指出：目前敌人是一种攻势，我们在大体上说始终是一种守势，因此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成为二次战争的中心任务。要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就要给第二次进攻的敌人以严重打击。只有把敌人的攻势变成守势，使敌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才能彻底解决苏区的巩固和发展问题，才能使红军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精练，才能给全国政治局面一个大的影响。
4月2日 毛泽东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通知在重申“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通知指出：我们现规定了人口和土地两种调查表格，主要是要统计各阶级土地和人口比例，更具体地以铁的事实来解答我们现在许多问题。如能照深刻注意实际的正确的统计填写起来，是能解决我们许多问题的，特别是现在分配土地中的许多实际问题。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事实的调查，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为使调查材料真实正确，第一，必须建立对这一工作的深刻认识，看清楚这一工作的重要；第二，调查的人要不怕麻烦；第三，上级政府派出去指导的同志和政治部负责任的同志，须将两张表格的内容及调查时要注意之点，详细向执行这一工作的同志说清楚。通知还规定了阶级和阶层划分的原则标准：富农标准要是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账或借账的人还是列在中农。那些原是雇农，中间（未革命前）已经租得土地耕种的人还是列入贫农。那些全家不耕田，专靠独立劳动（做裁缝、木匠等）谋生活的才叫独立劳动者。半耕半做手艺的还是按照他的经济地位列入贫农、中农或富农里面去。自由职业者与流氓的分别，是在自由职业者谋相当正业（如医生、教员等），流氓无一定职业，生活行为亦不一定，而且都是做坏的事多。
这个通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4月中旬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青塘举行会议，作出《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等五个决议。其中指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地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认为，前委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等。会议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方针时，出现了严重分歧。毛泽东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少数人的支持。为此，他提议扩大会议范围，讨论这个紧迫的战略问题，被会议所接受。
4月17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发布关于《第二次战争中的地方武装工作》的通令。通令指出：在第二次战争快要走到的当前，地方武装等须主动的向敌人袭击扰乱，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应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战”的秘诀，采取“化众为零、化零为众”的方法，以完成其应有的任务。通令强调游击队在执行作战任务中除了执行一般的战斗纪律外，应加强每个队员的政治认识与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
4月18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召集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敌我形势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因此，红军打破敌军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好，胜利的把握更大。毛泽东关于留在中央苏区打的意见，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朱德认为，虽然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比红军多好几倍，但是，只要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领导人民群众，利用对方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在讨论怎样打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光鼐、蔡廷锴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王金钰、公秉藩两师。在会上，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认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
4月19日 面对国民党军调集二十万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的形势，毛泽东、朱德下达各军、师向苏区中部集中待机歼敌的命令。命令指出：目前敌军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中国红军应以最高限度地坚决集中力量，配合群众武装打破敌军围攻。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
4月30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召开会议，讨论反“围剿”问题。毛泽东就敌我形势、作战策略等问题作主报告。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的整个战役各个歼灭敌人的连续作战计划，否定了“分兵退敌”的主张。会议认为，目前全国革命形势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第二群众好，第三地势好。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会议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红一方面军自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在十五天内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5月31日 毛泽东在福建建宁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讨论并决定行动方向、工作任务等问题。会议提出对地方的工作任务是：分田，组织赤卫队、游击队，建立政权，建立党；对红军的工作任务是：筹款，加紧政治、军事和党的训练，扩大红军。(https://www.daowen.com)
此前，五月二十三日，因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留在后方，不随军行动，而组成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林彪、彭德怀等为委员。
7月上旬 得知国民党军集三十万兵力，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略方针开始进攻的情报后，毛泽东、朱德命令各军既要迅速结束群众工作，又要抓紧时间在几天内尽量多地筹款筹粮以保障反“围剿”的急需。此前，毛泽东、朱德曾设想在闽赣边界布置战场，消灭国民党军一路，再及其他。面对新的的情况，临时总前委决定，红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向赣南后部退却集中，以打破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一面部署部分兵力在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的配合下，袭扰敌军，迟滞敌人前进，一面率领红军主力避开敌人的前锋，绕道千里，回师赣南。
7月7日 朱德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战斗》第二期及十四日出版的第三期上连续发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文章指出：创造铁的红军必须具备六个基本条件：（一）确定红军的阶级性。红军是工农的军队，劳苦群众的军队。它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使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得到解放。（二）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的伟大任务。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经过红军中的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实行它的领导作用。（三）政治训练的重要。红军的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高指战员的无产阶级觉悟。（四）军事技术的提高。红军在战术方面必须超过敌人，在技术方面也必须努力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的知识。（五）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红军的纪律绝不依靠打骂来维持，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团结上面，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的精神，互相督促和勉励，达到自觉遵守纪律。（六）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
这篇文章收入《朱德选集》。
7月28日 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兴国西部高兴圩地区，于本日召开军事会议。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正向兴国方面急进的情况，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首先从侧翼打起，突破一点，然后向敌人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置深入赣南根据地的敌军主力于无用之地；待敌军主力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弱者。红一方面军自八月七日至九月十五日，六战五捷，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打破了敌军的第三次“围剿”。通过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红军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中国东北。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贺龙、彭德怀、黄公略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揭露国民党军队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号召白军士兵投身革命，加入红军，为共同抗日、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战。
秋 为培养红军干部，创办红军干部学校，毛泽东约红八军军长何长工、红五军军长邓萍谈话，提出：我们决心调你们两个军长和四个师长，还有十几个团长和政委来办个学校。北伐时有“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战胜反动派，也要学会办校、治军，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才。谈话后不久，何长工、邓萍等奉命到瑞金筹建红军干部学校。
10月14日 毛泽东、朱德发出红一方面军《收集攻土围炮楼经验的训令》。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的最后营垒，为要争取广大群众，巩固根据地，捉得土豪筹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训令对打土围子的方法作了规定，并要求总部参谋处汇集攻土围炮楼的经验和方法，编为筑垒攻城教范，训练红军。随后，毛泽东在石城召集军事会议，部署拔除地主武装盘踞的山寨土围子的计划，确定主力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相结合、政治攻势与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原则，提出对白色据点采取长围久困、先小后大、先易后难、逐个消灭的方针。
11月1日—5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叶坪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贯彻中央八月三十日来信的指示精神。会议在根据地、军事、土地革命路线等问题上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与会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以事实支持毛泽东的看法。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五个决议案。虽在原则上肯定红军取得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但却着重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展开批评。在思想理论上，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主张，认为毛泽东主张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在根据地问题上，把毛泽东“傍着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右倾保守来反对。在军事方面，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会议通过的决议案“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还提出“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实际上对毛泽东进行不点名的批评。
11月7日—20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朱德作《红军问题报告》。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六十三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宪法大纲》还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11月2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人民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一直没有到中央根据地任职）为副主席。会议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组成，即日开始工作。
此前，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并决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11月28日 毛泽东和项英、张国焘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指出：临时中央政府根据宪法的规定，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统一累进税征收的原则，除去将纳税的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外，依阶级的原则来解决，对于被剥削的阶级与最苦的下层群众免除纳税的义务。
同日 毛泽东和项英、张国焘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指出：目前在苏区男女婚姻，已取得自由的基础，应确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而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的婚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