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
1月7日 从上海到达瑞金不久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局会议，作关于肃反工作的报告，检讨中央苏区肃反工作。会议通过的《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在肯定过去反AB团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同时，着重指出：过去因为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把AB团的斗争简单化了，种下了肃反工作的错误根基。要求今后肃反工作，要实行彻底转变。
1月9日 中共临时中央下发《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把中间派别断定为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强调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决议还提出：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
1月中旬 毛泽东在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这一意见遭到中央代表团一些成员的反对。他们认为，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不这样提出口号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无法继续主持会议，会议中途更换主持人。会后不久，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到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
3月上旬 毛泽东在东华山古庙会见专程赶来的项英，听他介绍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的情况。项英转交了中革军委从前线发来的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大胆起用预备队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随即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在瑞金复电的意见，红三军团已经解围脱险。随后，毛泽东提议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开会，检查打赣州的问题。
3月中旬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召开会议，总结攻打赣州失利的经验教训，讨论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攻打赣州的错误，提出“以出击求巩固”的思想，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
3月27日、28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提议红军中路军向东发展，攻打龙岩，开展局面。会议采纳了这个主张，决定将中路军改成东路军，由毛泽东率领攻打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会后，毛泽东赶到福建长汀，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指出：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
4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对日战争宣言》。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我们号召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成立指挥这一行动的各地革命军事委员会，白军的兵士要暴动起来，打倒反动军官，自动对日作战，成立工农红军。
5月1日 毛泽东和项英、张国焘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布告第七号《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条例规定合作社组织为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一个主要方式，是抵制资本家的剥削和怠工，保障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的有力武器，苏维埃政府在各方面（如免税、运输、经济、房屋等）帮助合作社发展。合作社由工农劳动群众集资组成，富农、资本家及剥削者无权组织和参加。它主要限于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三种。条例还对合作社如何组织、如何运作做了规定。
5月3日 毛泽东在福建漳州复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在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应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发展了他在江口会议上提出的“以出击求巩固”的思想。复电针对苏区中央局转来的中共临时中央四月十四日《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的主要内容，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决不应夸大敌人力量，以为敌人还有像去年三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复电还建议：我西路军今后应采取完全主动的动作，用各种方法调动敌人，集中兵力打他弱点。十一日，苏区中央局在汀州开会，在毛泽东没有与会的情况下，否定和批评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和接受临时中央的指示，并作决议指出：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不了解红军积极行动的必要而对于迅速夺取大城市迟疑，主张向着偏僻区域发展，这简直是苏维埃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
5月9日 毛泽东和项英、张国焘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通电指出：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是无耻的投降与公开的卖国。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坚决地起来进行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求得中国的完全独立与解放。
5月 毛泽东在漳州期间，领导东路军主力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动员群众参加红军，进行部队整训等。他指示红军将没收土豪劣绅、官僚资本的一部分财物，作为救济金分发给失业工人和贫困农民；在城市工人中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和秘密工会；留下一批具有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军队干部加强漳州地区党的工作；调拨部分枪支给闽南游击队，为建立和发展闽南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在漳州期间，毛泽东还设法收集到马列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革命斗争策略等理论著作。
6月中旬 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取消东、西两路军番号，毛泽东仍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在此前后，朱德常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举办的情报侦察干部集训队上课，用反“围剿”战役中的战例和通俗易懂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讲解十六字诀，并说：用这个办法，就能变被动为主动，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搞得他没有办法对付。
7月25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前线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电报针对苏区中央局成员关于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提议，指出：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七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再次致信苏区中央局。信中说：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八月八日，中革军委发出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9月上旬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针对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在反“围剿”中分兵作战的计划，复电指出：分兵作战只有利于敌人，应集中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其一面，而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行动牵制其他方面，这样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分兵力去堵，不仅兵少堵不住，对于决战方面因减少兵力损失更大。分散与持久硬打，将给敌人各个击破和分进合击造成最好机会。你们现在处于中心区的部队，应迅速设法利用黑夜小道避免战斗，偷出敌人重围圈外，集结一起，选择适当地点，准备相机打击敌人，并发展新苏区。中心区内外线应广大发展游击运动战，阻扰敌人，而不应照分局计划。(https://www.daowen.com)
9月中旬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鄂豫皖中央分局。复电就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作战方针提出建议，指出：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复电还指出，这是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中的战略与战术的经验，你们可以根据目前形势与红四方面军的优点灵活运用。
同旬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转临时中央及鄂豫皖中央分局。电报针对红四方面军一月余激战三次，仅击败敌人，未能消灭敌人一路的情况，指出：这在战略上仍未抓紧目前国内战争的环境，红军尚须力求避免过大的牺牲，须争取便利于消灭敌人一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建议四方面军在一次激战后，须力争相当时间的休息与补充，以免过度的疲劳而影响和减弱红军战斗力。敌急追亦宜以游击战术去疲劳与扰乱他，以争取便于消灭他的有利条件。若机械地固守一地，求战太急，反足以招致自己损失大敌人不能消灭的不利条件，敌人再进向所固守的地区，仍要失去。九月三十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苏区中央局急转鄂豫皖中央分局并转临时中央。电报指出：我们认为与敌决战，必须具备消灭与击破敌之一方的把握，以转变目前不利局势，并准备继续作战的力量。若仅击败敌人，而不能消灭敌人，这将不易变更现有局势，他苏区援助亦难消灭敌人，不易调动进攻鄂豫皖敌军。中央苏区现正处于敌坚守据点，积极布置大举进攻的环境，因此，鄂豫皖在现时必须选择敌人之弱点，首先消灭敌之一部，如无此把握而苏区尚能活动，应勿急求战，多疲劳敌军，俟造成更有把握的决战。
9月23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方针，电报提出：目前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最好能立即出击敌人，并给鄂豫皖、湘鄂西以直接援助。但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当敌情变化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的集中兵力去作战。二十五日，苏区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上述意见提出质疑。
9月26日 朱德、毛泽东发布红一方面军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以战备姿态做一时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加强自身教育训练的工作，消灭敌军的零星游击力量和该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赤卫队、游击队，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军的出击部队，造成有利于与北面敌军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以上部署，为第四次反“围剿”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二十九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收到朱德、毛泽东发布的二十六日训令后，提出尖锐批评：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10月上旬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讨论红军应敌的行动方针问题，“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对毛泽东进行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会议过程中，前方中央局成员主张结合前线实际来贯彻中央指示，毛泽东坚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离开苏区出击敌军。后方中央局成员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议把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他和朱德在历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后方中央局成员还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经过讨论，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的意见。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毛泽东被迫暂时离开红军。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此前，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曾在十月六日召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该作坚决的斗争，并提出“可调回后方作苏维埃工作”。
10月中下旬 毛泽东从前方来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养病期间，同伤愈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谈话，总结三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得到与会者一致拥护。随即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开展游击战争，机动灵活地打击入侵苏区之敌，闽西苏区形势迅速好转。
毛泽东在养病期间，还经常同正在福音医院养病的周以栗、陈正人等一起聚谈。他在谈话中表示：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
10月26日 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发布《中革军委给各作战地域指挥部的密令》，指出：目前敌军正在布置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我们一定要运用去年一、二、三次战役的宝贵经验，来准备和进行全战线上的运动的战斗。我们不要只看见军事力量的对比，还要从政治上动员苏区内外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不应只管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还要注意全国苏区红军的配合。必须以集中的力量给敌人弱点以最重大之打击，来各个击破敌人。
11月26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答复临时中央询问执行进攻路线情况等的电报中说，毛泽东仍不同意进攻路线而坚持积极防御路线。
12月2日 朱德、周恩来发布红一方面军《关于军事政治训练的训令》。训令指出：红军的军事政治教育，主要是在实际战斗中，其次则在利用战斗间断及配置后方的一瞬间内，来实施训练和讲评。目前红军的政治动员很不深入，特别是军事技能更有落后的现象，这是不能容许的。训令强调要以阶级的政治教育使战士们深刻了解其所负的政治责任，来提高军事的技能；要学习劣势兵力兵器的军队对优势兵力兵器之敌军作战，要能以迅速秘密的手段，在相当的地点和时间内，集中一切力量，干脆地消灭敌人，使敌人运转不灵，援助失效，被我各个击破等。
12月20日 毛泽东和项英、张国焘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地方武装编制问题》的密令。密令指出：为了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更多地消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争取江西首先胜利起见，必须以最大努力去坚强地方武装的力量，充分发挥地方武装在战争中的作用，这是我们争取战争全部胜利的必要条件。因此，要特别加强地方武装的组织和力量。地方武装组织所采用的战术，主要的是游击战术，其组织形式也要适合于这些条件来编制，主要的原则是短小精悍，便于行动的敏捷、突击有力。在游击战术中主要的是袭击敌人，在战斗上是以白刃战为主。密令针对旧的编制太过庞大，不便于执行任务的情况，对新的编制原则做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