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
1月17日 在日军攻占山海关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这篇宣言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
1月21日 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依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闽西的实际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他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处在根据地边缘区的地方武装应先打击当地的地主武装，不要硬打国民党正规军，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从打小仗中来锻炼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对边缘区、新区工作的指导应不同于巩固的中心区域，不能把中心区域的工作方式千篇一律地照搬到边缘区、新区来。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
1月23日 为应付即将到来的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周恩来、朱德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急转临时中央。电报指出：在国民党军即将大举进攻之际，先发制人，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抚、赣敌人主力，成为四次战争生死关键，亦苏维埃中国胜负所系。随即，周恩来、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争取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三十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指出：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
1月下旬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从上海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随后中共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开始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二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影响，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首先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2月27日—3月22日 根据国民党军调集五十万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方针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的情况，周恩来、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先后在黄陂、草台冈、东陂等地区重创国民党“围剿”军，取得了粉碎第四次“围剿”的重大胜利。这是周恩来、朱德灵活运用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中的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结果。此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红一方面军由第四次反“围剿”前的七万多人迅速扩大到十万人。
6月1日 为贯彻中共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指示精神，毛泽东和项英、张国焘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训令指出：在查田运动中，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查田运动的目的是：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这些规定，实际上就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6月17日—21日 中央苏区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在瑞金召开。十七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演说，指出这次会议的意义，就是动员广大雇农、贫农、中农深入开展查田运动。十八日和十九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连续作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查田运动中坚持执行阶级路线，争取群众的大多数为消灭封建残余而斗争，在查田运动中改造苏维埃，查田运动中的肃反工作等问题。报告指出：在任何苏区内大都有三种区域：斗争深入区域，斗争落后区域，新发展区域。斗争深入区域的中心问题是土地建设，改良土地与发展生产。斗争落后区域的中心问题是查田查阶级，这些区域占中央苏区的大部分。新发展区域的中心问题是以武力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和富农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分给富农以坏田。二十一日，毛泽东在闭幕会上作总结报告，指出：查田的目标是查阶级，而不是再分田，严格分别分田与查田，不但为了稳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而且为了查阶级斗争的胜利，必须联合中农，集中全力对付地主富农的反抗。
6月 毛泽东撰写《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文章指出：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主要是讲阶级，通过阶级（即决定阶级成分），没收分配，及对工会、贫农团的正确领导等。关于查田运动的策略，文章指出：以工人为领导者，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但富农与地主有分别，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文章对中农的策略特别作了规定，指出：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利益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它，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关于查阶级的工作方法，文章指出：（一）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二）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不得挨家挨户去查。（三）查阶级之前，一定要经过宣传的阶段，不能不经过公开地普遍地讲阶级就动手去查。（四）查阶级要发动工会、贫农团的会员及其他群众多数人去查，不应该只是少数人去查。（五）查阶级要查得明白，才能使本人服罪，使群众满意，不能只查了大概就下断语。（六）查出来的材料，要填“阶级成分调查表”，使大家好评论，日后好根究。文章中提出“富裕中农”的问题，是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阶级状况深入了解所作的科学概括。
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同月 朱德撰写《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文章提出的战术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一）红军指挥员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首先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我们的作战决心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来定下。（二）在进攻中每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三）一般说来，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四）要求得大兵团协同动作，一定要每个兵团、每个部队明了首长决心的要旨，以及本身的任务在首长决心中占何等地位。（五）侦察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敌情、地形，供指挥员定下适当决心。文章还对红军如何适应山地作战特点，秘密、迅速、各个击破国民党军的战术原则作出了规定。
这篇文章收入《朱德选集》。
同月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准备期间，中共临时中央在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的指导下，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即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实施的结果，东方军遭到很大削弱，中央军未能大量歼灭敌人，红军因此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7月15日 毛泽东和项英、张国焘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大纲指出：贫农团不是纯粹一个阶级的组织，而是广大的贫农群众的组织。它的作用是赞助政府，而不是代替政府的工作。贫农团要特别注意中农的利益和权利，建立贫农团与中农的巩固联盟。贫农团只有在共产党与苏维埃领导之下，才不致受一切落后的农民意识如绝对平均观念和地方观念等所支配。贫农团应当实行很宽泛的革命民主制度。贫农团的主要工作共有十项，包括讨论土地分配问题，讨论生产问题，讨论组织多种合作社问题，讨论救济灾荒、群众卫生、战争动员等。
8月9日 毛泽东和项英、张国焘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训令指出：这次选举是从乡苏、市苏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这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参加政权、巩固政权的伟大运动。苏维埃政府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府，这是目前阶段上革命政权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表现在选举上，一方面剥夺一切剥削分子的选举权，另一方面吸引尽可能多数的工人农民积极地参加选举。进行选举时，要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使革命的民主精神充分表现出来，绝对禁止用强迫命令的方式通过代表名单。除政治表现为选举的最主要标准外，工作能力也应相当注意。只看成分，不看能力是不妥当的。
8月12日 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作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着重说明经济建设对支持革命战争、发展红色区域的重大作用。报告指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巩固工农民主专政。报告提出：“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报告还批评了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对立起来的两种错误观点，指出：那种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观点是不对的；那种认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发展了国民经济，改良了群众生活，无疑地就会极大地帮助扩大红军的工作，使广大群众踊跃地开向前线上去。假如我们争取了上述的一切条件，包括经济建设这个新的极重要的条件，并且使这一切的条件都服务于革命战争，那末，革命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属于我们的。(https://www.daowen.com)
这篇报告和毛泽东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提出了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
这篇报告的一部分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8月29日 毛泽东在《斗争》发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一文。文章针对查田运动中出现的侵犯中农利益的情况，指出：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的十分严重的危险。已经没收了中农的土地财产的地方，苏维埃人员要向当地中农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把土地财产赔还给他。文章强调：要反对对于争取大多数群众的忽视，与命令主义的工作方式。党与苏维埃工作人员，每个时候，每件工作，都不要忘记群众的大多数。我们要面向群众，是要面向群众的大多数。我们的工作要深入群众，是要深入一切大的小的村庄、一切大的小的市镇里的群众。
9月6日 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大会上作《今年的选举》的报告。报告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苏区的工农群众已经夺取了政权，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护这个政权，发展这个政权，使之能尽打击内外反革命势力、增进工农生活福利的重大作用。要使之能尽这种作用，就要用选举的方法，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选进苏维埃去，而把旧人员中那些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报告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打击反革命的武器；二是工农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工具。
9月28日 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写信给湘鄂赣省总工会。信中指出：在目前阶段上，应该尽可能地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区生产，活泼苏区经济；只要资本家不作反革命的活动，遵守苏维埃的法律，应该允许私人资本的营业自由；某些工厂、作坊、矿山尽可能地出租或出卖给私人来开办；尽可能地利用商业交通，沟通赤白区域的商品交流。
10月10日 毛泽东和项英、张国焘公布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决定对当前土地斗争中提出的一系列政策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决定指出：一般情形下，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它同其他中农不同的地方，在于有轻微剥削；它同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剥削收入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反动富农，必须是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富农。对知识分子不应看作一种阶级成分，其阶级成分依其所属阶级确定。知识分子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一切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条件下，应充分利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财产等不没收。
同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阶级》一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其中对怎样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作出明确规定：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富农一般占有土地，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的劳动力，这是区别中农和贫农的主要标准；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这个文件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为指导，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政策的重要文献。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将此文件连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作了少量修改和加注说明之后重新颁布，供农村划分阶级参考。
这个文件以《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1月中旬 毛泽东率临时中央政府检查团到兴国长冈乡进行为期一周的调查，写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这篇调查系统总结了长冈乡的经验：第一，关于与群众打成一片，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经验。第二，关于切实关心群众生活，把改善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紧密联系起来的经验。第三，关于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任务同时解决的经验。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为这篇调查写前言指出：要动员群众完成我们提出的任务和计划，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
这篇调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1月下旬 毛泽东率临时中央政府检查团到福建上杭才溪乡，对乡苏政权建设、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等问题进行考察和研究，写出《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这篇调查总结了才溪乡苏维埃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回答了在革命战争环境下根据地的建设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这个重要问题，强调指出：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才溪乡经济战线上的成绩，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如像说国内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如像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如像说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说扩大红军便没有人生产了。
这篇调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同旬 根据福建事变发生后给第五次反“围剿”带来的新的转机，毛泽东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毛泽东的这一建议遭到临时中央领导人的拒绝，错失了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有利战机。
11月前后 毛泽东将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送给正在闽西指挥红军作战的彭德怀阅看，并在书上写道：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送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在书上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