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
1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常委会议，毛泽东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和平问题主要是如何保证。首先要蒋介石写亲笔信给我们，第一停止“剿共”，第二划清防地，第三保证给养。自从释放蒋介石，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现在已一般地趋向和平了。现在的困难，就是怕和平没有保障。我们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应有表示，这次表示应有新内容。应说明不是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我们现在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国成立就愿意成为统一的区域，一种是民族革命政府，一种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苏区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是特别的，但应归他管。张闻天指出：我们可以说明要恢复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但不一定要明白指出三大政策。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中，我们主要是要求他们能在停止内战和平御侮口号下行动。
2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张闻天发言指出：目前的宣传工作，要批评的主要还是“左”的倾向，应检查并改变一些与现在不大合适的口号，如“联俄联共”等，不要把统一战线的范围弄得太狭窄。现在公式化的问题还很厉害，宣传方式要懂得利用旧方式，加入新内容。
2月10日 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报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报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特区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2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我们过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更为需要对全国工作的布置。关于和平是否确实的问题，我们应当认识，和平的可能性大，但也有打起来的可能，我们要准备自卫战。不过主要应采取巩固和平的政策，应向着联合全国抗日的方向努力。我们的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是对工人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等的让步。这是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现阶段的革命，为着抗日。对于土地问题，在大阶段来说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阶段上是应停止没收土地的。苏维埃过去十年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形式上虽然改变，然在实质上没有多大的改变。
2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中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革命政党的方针，应注意到全部与局部的联系，要把我们的方针在政治上与群众联系起来。这次西安事变有一种冲突，一是要打要杀，一是要和要放，这种冲突表现在领导者与群众中。我们坚持了和平的方针，但在政治上与群众隔离了。十五年来的斗争证明群众信仰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更证明了群众从政治经验中相信共产党。我们政治路线上有大的转变，应对群众做大的教育，这是我们重要的工作。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改变，主要是争取上层分子，土豪、商人、资本家，是消灭两个政权的对立。所以，这次是胜利了，是有意义的。在取消苛捐杂税问题上，应尽量地废除，这是必要的，然而仅限于此。红军的影响很大，工作方法上应注意，要向群众解释和平解决的意义。
3月1日 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谈到中国共产党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问题指出：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不反对。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阵线，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谈到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民族阵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的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因此必须实行国内和平，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状态，否则对日抗战是不可能的。这叫做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谈到外面传说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的问题指出：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却不愿意这样说。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满人意，但是业已开始了他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3月6日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任弼时。电报指出：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以及党与红军的任务是：甲、三中全会在法律上确认为伟大西安谈判顺利地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快慢，决定于各力量斗争的结果，中间可能发生各种曲折与变化，但总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乙、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党的工作仍然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中心领导的力量。一切工作均应转变，以适合这一总任务。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加紧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抗日军队的模范。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3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摆在蒋介石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走日本的路，一是走向我们，他现在还在徘徊中。谈判应该是政治的斗争，要表示我们的诚意，但一定要在合作的原则上，不是投降。谈判的方针，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的方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这样，我们便要失去信仰。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至于谈判的方法，应先谈原则问题，再谈技术问题。
3月23日—26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延安会议），讨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毛泽东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这个问题早在以前我已提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决议上还没有明确规定。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十二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有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这一认识是真理。（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一切都要带国防性，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都是要为着抗日。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让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三民主义的武器，我们可以拿来使用。然而我们要得到以下的保障：积极地参加民主与民族运动；党的独立性；我们在全国的宣传任务；我们在全国的组织任务。
4月1日 毛泽东电告彭雪枫：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承认。
4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秦邦宪准备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组织问题报告的大纲。毛泽东发言着重讲了党内思想和组织上的一致性问题。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开展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只有思想上的一致，才能战胜敌人。每一个组织上的错误，总是由于思想上的差误，组织上的一致与思想上的一致是不能分离的。要在思想上保持一致，就要在组织上扩大民主，慎重作组织上的结论。
4月—8月 为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提纲分三章十六节，共六万一千字。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第三章原计划写三节，分述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后来只写了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讲授提纲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内容。在此期间，毛泽东以这个讲授提纲在抗大讲课，每星期二、四上午讲授，每次讲四小时，下午参加学员讨论，共授课一百一十多小时，历时三个多月。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讲课所用讲稿的主要部分。
5月2日—14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张闻天致开幕词指出：党目前的迫切任务，应该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而巩固我们的党，现在成为一切工作的核心，取得共产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是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
在三日和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目前争取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成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性，报告指出：这是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政治领导的问题，报告指出：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在八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结论指出：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去，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我们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是为了把革命车轮推进一步。关于民主问题指出：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强调抗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关于革命前途问题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既反对尾巴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和力争的。关于干部问题指出：要完成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必须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关于争取千百万群众的问题指出：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
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分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5月15日 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韦尔斯采访，回答了关于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谈话指出：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在抗日战争的面前，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不管战争爆发在何时与何地。我们提出“准备”，与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具有不同的内容的，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先安内而后攘外，是无止境的内战，是消耗抗日力量；而今天所作的准备是停止内战，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开放人民救国的一切自由，组织、训练和武装民众，同时加速完成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战准备工作。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到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这是我们对准备抗战的意见。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5月17日 刘少奇在中共白区工作会议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批评党内还存在着恶劣的传统习惯。报告指出：在我们党内，在各种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种恶劣的传统，从八七会议以后的盲动主义就开始了，直至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很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肃清。因此，它深入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及党与群众的日常工作方式中，以致成为恶劣的传统习惯。这种传统至今还没有在全党同志中彻底揭发，并给以应有的致命的打击与肃清，这在目前就特别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争取群众的多数。刘少奇的报告在会议上引起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央过去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存在“左”倾错误的传统的问题。
6月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作的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党内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两种答案，一是没有，一是有，我是同意后者的。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们党内确实存在许多不良习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否认这种事实是不妥当的，说党毫无不良习惯是不应该的，也不可能的。事实依旧是事实。这就是所谓“某种错误的传统”。为什么只是“左”的传统？这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数目；（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至于右的东西，则因为环境不容许这种东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较彻底，所以不成其为错误传统或不良习惯。关于怎样彻底克服“左”倾习惯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也正在转变它。
毛泽东发言的主要内容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6月10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时指出：刘少奇同志提出“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以进行政治动员，带国防实际性，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我们应积极进行政治宣传，应在不放弃寸土口号下来动员。
6月22日 毛泽东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彼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菲等，回答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一些问题。关于领导权问题，毛泽东指出：领导权并不依赖于力量的大小，而要看领导者的纲领和所做的努力。共产党并不要谋求自己的私利，它所谋求的只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劳苦大众的利益。如果战争胜利了，日本被赶出去了，如果形势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革命运动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6月23日 毛泽东再次会见彼森、贾菲等，回答他们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怎样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将呈现出一些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的详细情况，我们是难以预料的。统一战线的构成，基本力量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它的一翼，民族资产阶级在它的另一翼。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分歧将导致曲折的斗争。统一战线的前途还会受到发生在国际舞台上的外部事件的影响。就中国国内来说，建立民主共和国是统一战线工作在目前阶段的主要目标。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将提上下一步的议事日程。中国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前途，第一步是民主共和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中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呢？首先，中国争取独立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同西方建立民主制国家的历史是根本不同的，那时是资产阶级取得了领导权。因此，中国的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也就不同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是以共和国形式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中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条件决定了中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此外，还有国际条件，其中苏联的存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同日 朱德会见彼森，回答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谈话指出：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靠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展这场群众运动。因此，南京必须跟我们合作。这场战争必定是一场总体战。国民党如果以为只要用他的精锐正规军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的援助就行了，那他是打错了算盘。那他是不明白，只有群众性的人民抗战才能打赢这场战争。这正是需要改革政治的理由，也正是必须给予人民民主权利最好的理由。
6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毛泽东发言谈到国共谈判问题时，强调党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政策方面。他指出：我们的态度，还是在蒋介石定的圈子里做事。当然他这个圈子在形式上是大大地损伤我们的独立性，在实质上也若干损伤我们的独立性。现在应从政治上来观察，是不是根本上损伤独立性，那还不是的。党的独立性主要是政策问题。我们的政策是逐渐地冲破他的圈子。我们不能因为这种限制就与他决裂。在前途上，我们是可以战胜他的圈子的，因为有两条他不能限制，一是党的秘密活动，一是红军给饭吃。红军、苏区实际上归我们管。毛泽东还指出：对国民党元老派应找他们谈谈，对各教授也应注意做工作。
7月以前 毛泽东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时，写了约二千六百多字的批注。这些批注集中在关于实践是认识的标准、对立统一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方面。批注最多的是对立统一规律问题，约占本书批注文字的一半；其次是对认识论问题的批注。毛泽东对本书的批注，同他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的批注一样，是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直接准备。
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7月15日 周恩来在七月四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于本日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当此国难极端严重威胁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希望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实行民权政治。同时向全国郑重宣言：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这篇宣言至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社才予发表。
这篇宣言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7月23日 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文章指出：抗战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两种方针，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另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两套办法，一套是动员全国人民、全国军队，争取广泛外援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要实现八大纲领，另一套是与此相反、不实现八大纲领的办法。两个前途，一个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文章号召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
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7月 毛泽东撰写《实践论》。这篇文章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彻底批判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揭露其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而写的。文章根据人类的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实践，特别是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情况，系统地阐明人的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指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社会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文章论述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文章还深刻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文章从哲学的高度，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本质，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实践论》同本年八月写出的《矛盾论》，都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为形成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8月1日 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电报指出：依当前敌我情况，红军作战必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8月4日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并告前线指挥员。电报指出：在同蒋介石谈判时，中共方面对国防问题的意见：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8月7日 毛泽东写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这一节后来经作者作了部分补充、删节和修改，改题为《矛盾论》。《矛盾论》着重阐明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文章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逐一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文章在阐述矛盾的普遍性之后，而特别着力地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指出：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及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结果就不能不摔跤。《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著作，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两篇著作既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批判“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总结。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深刻地系统地论述了党内同志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对于提高党的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起了重大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杰出的贡献。
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8月22日—25日 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讨论、分析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他在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及国共两党关系，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指出：根据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以夺取华北为主），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决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张闻天在会上发言指出：我们总的方针是使政府的抗战发展为全民族的抗战，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关于军事方针，他指出：我们要很好地使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要认清红军是党军，要使用得最有效。抗日是持久战，即使部分妥协发生也仍是持久战，所以要尽量扩大我们的力量，至少要保存我们的力量。在指挥问题上应是独立自主的原则，外面节制，要不妨碍我们这个原则。作战方面主要是游击战争，总的是：赚钱则来，不赚钱不干。他最后强调：要使大家了解抗战是一个持久的战争，中共应起决定的作用。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战胜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国的任务！
周恩来在会上报告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外交等情况指出：对形势要有持久战的估计，要继续推动国民党抗战，要加强全国群众运动的发动。关于红军的作战方针，认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主张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必须绝对遵守，使国民党的战略不至束缚我们的战略方针。(https://www.daowen.com)
朱德在会上发言主张红军早上前线，谨慎用兵。在军事问题上，他指出：对红军的使用，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估计日军是外国军队，便利我们的行动。只有积极的活动，才能发展抗战，出去不能停顿太久，不要让国民党军败了，不好。持久战不能单凭消耗，主要的是发动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为使国民党军队在前线阻止敌人多一些时间，就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争取在华北的持久战；即使友军都退下来，我们也能在华北坚持住。我们的中心摆在支持华北。重点争取太行山及其以东地区。应估计到我们能牵制敌人，起伟大作用。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为十一人，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会议还决定立即出动红军主力到山西抗战前线。会议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讨论，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会上有些不同意见，但由于红军急于出发，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
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8月25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第一二〇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不久，红军长征后留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除广东琼崖地区游击队外），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
8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座谈会，讨论统一战线问题。针对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两个阶级的企图，各在自己阶级立场上出发。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跟随共产党走。国民党内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这对我们吸引国民党是有利的，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解决。统一战线建立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注意在党内加强教育。
张闻天在发言中，集中谈了统一战线中的右倾投降危险问题。他指出：目前投降主义的危险在增长。统一战线愈发展，右倾危险性愈要增长，这是因为统一战线本身就包含右倾危险。有些同志常常只看到统一的方面，没有看到不统一的方面；只看到相同的方面，看不到区别的方面；只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目前之所以特别提出警觉性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此。
朱德指出：由苏区到白区去工作，自己要有阶级觉悟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要突破酒色财气、富贵功名这个关。
9月1日 毛泽东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关于《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全国性抗战已经开始，但还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压制人民的积极性。全民抗战还没有到来，但非此不能战胜日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在全国开始组织成功，但还是不充实的，不坚固的。结论：是持久战。任务：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战争。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组织义勇军，建立抗日根据地，由“壮气军”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边区的任务是政治、军事与干部的策源地。在战争中建立工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报告还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即将成为全党的主要危险。
这篇报告提纲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9月7日 毛泽东撰写《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文章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文中列举自由主义十一种主要表现，指出它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对革命十分有害，强调提出反对和克服自由主义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9月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宣传教育工作。毛泽东发言指出：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军事理论应讲授战略思想、战略原则。有的高级军事干部，对战略问题毫无兴趣，上不联系战略，下不联系红军实际，变成外国教条主义；教学法要研究，旧的考试方法要改变，现在的教学法多是注入式，要注意启发式。
张闻天指出：主要原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事实上这一点做得很少，理论一定要与实际联系，要中国化。
9月12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电报指出：在山西、在河北、在南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此原则中包含：我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9月21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电报进一步阐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与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9月25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电报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应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9月29日 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进一步阐述八路军在山西作战的战略意见指出：华北大局非常危险，河北、山东不久将失陷，中国阵地将变为扼守黄河、运河两线。这一形势将影响到上海战线发生某些变化，南京将被大轰炸，国民党如不妥协，必将迁都。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八路军，其次是阎锡山与我们合作。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同日 毛泽东撰写《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一文，提出抗日需要一个共同纲领。文章指出：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的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加强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的团结，实行一切必要的改革来战胜一切困难，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
这篇文章以《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0月10日 毛泽东写信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信中指出：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他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0月13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秦邦宪、叶剑英。电报指出：太原即使失守，亦无关大局，因大同、太原线两侧均有我军向该线袭击，敌在我四面包围中，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乃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该地区如失，则华北战局立即转为局部战，敌已达到控制全华北枢纽之目的，我们红军全处被动地位，河南亦立受威胁。为确保太行山脉、正太铁路于我手中，准备向大同、张家口、北平线作战略反攻，支持华北持久战，用以消耗敌人，保卫中原各省之目的，电报提出八项具体的作战意见。
10月16日 刘少奇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发表。其中阐明了游击战争的伟大意义和战略地位，指出：今天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广大的组织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最有效的方式。它在政治上军事上有着伟大的意义与光明的前途，如牵制日本极大的兵力于华北，在战略上配合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消耗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以便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围困日本侵入内地的军队而最后消灭之，部分地收复失地等。游击战争将告诉全世界：华北人民为保卫华北的每一寸土地而血战到底。小册子还就如何建立游击队、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以及对华北抗日武装部队的组织和改造，抗日民主政府的组织等基本问题作了具体的论述。
这篇文章节编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10月19日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会上作《论鲁迅》的演讲。演讲指出：我们纪念鲁迅，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
这篇演讲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0月23日 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10月24日 朱德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指出：在战略上，我们打的是持久战，消耗敌人的战斗力量和补给。在战术上，我们打的是速决战。因为我们在军事上比敌人弱，我们永远避免运动战，而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我们发展游击战，扰乱、吸引、分散和消耗敌人。我们的游击战给敌人增添了很多困难，这就便于我们的正规部队在有利情况下展开运动战。
10月25日 毛泽东会见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批评了中国政府抗战的弱点，论述了抗战中应采取的战略战术和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等，指出：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抗战中的教训是由于中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存在的弱点，即：只实行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许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参战；军事上采取单纯防御，打的大半是被动的仗，造成许多土地的丧失和许多军队的失利。因此，政治和军事都需要改革。关于战略战术问题，指出：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再则使用若干兵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因为捣乱了敌人的运输线和根据地。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取“反突击”。几个月来军事上的失利，作战方法失宜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若在全国军队，因其数量广大，应以一部守正面及以另一部分散进行游击战，主力也应经常集中地使用于敌之翼侧。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关于政治工作，指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官兵一致的原则，军民一致的原则，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实行这三项原则，八路军全军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0月27日 周恩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罗荣桓转中共晋察冀省委及八路军各师政治部。电报指出：在敌占区，公开以共产党和八路军名义直接领导群众；在八路军后方，共产党和八路军努力争取公开地位与直接动员群众的权利，各地党部应有公开代表在群众中活动，完全代表党的态度，传播党的主张；共产党员在群众运动中依照党的主张领导群众；八路军在游击区活动时，要以共产党代表的面目在群众中出现，不要使群众只看见八路军看不见党。
11月8日 太原失陷。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八路军各师主要负责人。电报指出：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国民党在华北各军残部将大量溃散，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
11月12日 上海失陷。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分析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形势和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报告指出：在中国抗战中存在着国民党的片面抗战主张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目前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这是一个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争取实现全面抗战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迫切任务。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在全国要反对民族投降主义，这种倾向发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它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这篇报告以《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1月15日 刘少奇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起草《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要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决定指出：目前我党在华北就是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去领导游击战争，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以配合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推动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改造。我党在华北一方面要动员人民坚决反对妥协求和的倾向，反对退却逃跑，反对国际上任何牺牲中国利益的和平方案；同时要集中全力动员群众，扩大八路军，建立游击队，争取友军。准备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和日寇作长期的艰苦斗争，争取游击战争胜利的前途。决定还提出：我们在独立自主地去领导群众与游击战争的同时，应尽可能取得同盟者更多的帮助，但不要惧怕吓退同盟者而停止领导群众的斗争。目前是要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更进一步地发展我党的独立自主，而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决定强调：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应以华北最大政党的资格出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新的抗日武装部队。在各根据地成立边区政府、军区司令部，改造与建立各县、区、乡政府。要尽可能联合各党各派来建立这种政府与部队，并取得南京中央政府的承认。同时，还必须建立工会、农会、民族解放先锋队及妇女抗日救国会等整个系统的组织，使之成为群众运动的直接领导机关。
这个决定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11月23日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刘少奇、杨尚昆并告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电报指出：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中央已定下的方针，谁也不应该对此方针发生动摇；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决不能束缚红军主力的适当的使用与适当的转移，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红军主力的使用决定于今后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不决定于山西一省的形势，你们不要仅看局部，而且要看到全国；应该及时预防红军主力需要转移时，在同志中丧失坚持山西游击战的自信心。
12月9日—14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王明（陈绍禹）在会上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重点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方针和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样的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反对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由于陈绍禹说他的报告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使许多与会者产生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十一日、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有针对性的阐述和进一步解释的两次发言，重申并坚持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他指出：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过去我们反对国民党派大官来是必要的，因为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要派大批人来侮辱和破坏红军，应该拒绝。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张闻天和刘少奇也阐明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陈绍禹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增补陈绍禹、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