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
1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与计划的报告。报告指出：今年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苏区及打通苏联。我们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二月至七月，我们的行动在山西。由山西到绥远的转机，要看日本对山西、绥远进攻的程度及我们力量如何而定。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向东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政策，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渡黄河来往的自由。我们在陕北要扩大自己的力量，使之能担当保卫陕北的任务。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要下大决心到山西。会议决定：二月东征山西，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育英、何克全随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秦邦宪、邓发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
1月25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文告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文告还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2月13日 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我们向你们屡次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单从发展一军团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发展北方以致全国的革命武装力量出发，要求你们在原则上与实际上更大与更具体地注意。部队一经东渡即难于进行这种组织工作。电报要求他们利用最近几天时间，切实解决下列问题：清查降级使用人员，把他们提升起来；提拔老战士开办教导营；此次红校毕业生原则上应保存，继续训练。
2月21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通电》。通电号召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正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开始实行抗日战争的具体步骤。电文改变过去的提法，没有提“反蒋”口号，代之以“抗日讨逆”、“抗日反卖国贼”。
3月1日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布《布告》。布告指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人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
这篇布告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3月4日 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秦邦宪转周继吾，提出与南京的谈判条件。电报说：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3月20日—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举行会议（即晋西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和目前战略方针问题。张闻天作报告指出：国际决议特别重要的是集中力量反战反法西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对于这一决议，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目前必要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我们应首先注意那些有群众的、有实力的、抗日的派别。反日与反卖国贼二者亦应分别，应该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敌人。
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指出：中央十二月决议符合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中央的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应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列，我们的任务，是要利用每一分钟争取最大多数群众。中央提出的“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集中河北”，“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这些口号，是布尔什维克的，不是冒险主义的。超过会冒险，不足会右。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恰如其分的。在谈到“联俄问题”时指出：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从前我们有信心，才创造了苏维埃，现在为什么失掉信心？但招个朋友更好。故一应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对降日还是联俄仍举棋未定。红军当前的三大任务是：向东发展，扩大山西根据地；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以推动抗日运动；正确运用上下层统一战线，推动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中共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不放松准备建立，但又不麻痹群众；在抗日讨逆、停止内战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并要求国民党有实际行动；我党保持批评的自由；在同国民党上层谈判的同时，不放弃争取下层群众官兵的工作。
在二十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发言，进一步阐明世界形势已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认为华北形势是世界最大的喷火口之一。他指出：日、美、英、国民党、苏维埃、苏联六个势力的矛盾集中于华北。日本已把喷火口爆发。我们到华北对日作战，不是跑得太远，而是太慢。华北有广大的、革命情绪极高的群众，在那里还可以进行没有固定战线的大规模的运动战。没有胜利的把握而行动，不对。不相信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不相信向华北发展，以为向华北发展会动摇了陕北，是完全不对的。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
在二十五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指出：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华中是后方。黄河流域以华北五省为战场，其他为后方。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目前以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在战略上采取大胆的方针，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以求减少错误。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敌人一般的削弱，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
在二十七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外交（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指出：国民党破裂为民族反革命派与民族革命派。民族反革命派，以蒋介石为代表，坚持其自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反动路线。他们可能在民众逼迫下假装抗日，其作用在瓦解抗日阵线。民族革命派中的右翼（其中又分左派和右派），是民族改良主义，不相信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赞成联俄联共。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包括宋庆龄等和中下层军人、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他们坚决联俄联共，有坚决进行民族战争的勇气，赞成土地革命，在我们的领导下可以坚决走上抗日。这一派很有势力，是我们同反革命派争夺的中心。中共中央的外交（统一战线）方针是：（一）不但要把民族改良主义与民族反革命派区别开来，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义的左派和右派区别开来。要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使民族改良主义中的右派同蒋介石进一步分离，使其中的左派同蒋决裂。（二）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三）向蒋介石提出的五个条件，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四）中央对张学良的策略是：蒋、张分开；互不侵犯；坚持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对蒋召集的会议原则上反对；不破裂，求得实际利益；提出“取消苏维埃”，则以“取消国民政府”相对；提出“取消暴动”则以“取消国民党压迫”相对；不反对红军集中河北。（五）苏维埃成为问题时，由人民投票。（六）不管任何派别，都与其进行外交谈判。（七）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妥协。（八）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九）外交谈判随时准备破裂，届时宣布谈判经过与内容，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十）发表普遍的或个别的请求书。报告最后指出，关于外交（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军事外交集中于军委，政党外交集中于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并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会谈。
4月9日 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电报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题目下，号召全国人民、蒋系官兵一致反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大原则，反对拦阻红军抗日与捣乱抗日后方。无疑的，日本正在企图用反共统一战线来击破我们的反日统一战线。此时，我们应紧握反日统一战线去击破日本反共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同日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举行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此后，中国共产党与第十七路军也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
4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布《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宣言表示：在全中国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全中国各党各派郑重宣言：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宣言还提出了五个条件作为共同行动的纲领。
5月5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这个通电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5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建立红军大学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一）目的是为时局的开展准备大批高级干部。（二）教育方针：高级及上级科，主要是战略高深原则的学习，联系到常识，部分的联系文化学习；普通科，在学习文化、政治的同时，着重于军事，军事着重于战术问题，战略战役授以基本概念，从具体的学习到原则的了解。（三）教育内容：高级及上级科，政治——世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时事问题；军事——中国革命战争中基本问题；材料——列宁主义概论及各种重要书籍，其他重要书籍。（四）教育方法：高级及上级科，指导自动研究为主，讲授为辅。普通科，政治，教授与讨论结合；军事，讲授与演习结合。
5月25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宣言表示：保护清真寺，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联合回族中一切武装力量，更愿意武装回民，成立“回民抗日军”；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此后，又发表《对哥老会宣言》，呼吁哥老会与红军共赴国难。
5月28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等。电报指出：你们将进到蒙民集中地区，要特别注意执行中央对内蒙人民的宣传，扶助蒙民自决，而不是赤化，以建立北线上的缓冲地带。当占领教堂区域时，如俘得神父，应特别优待，不应侮辱。宣布凡属以前教堂及军阀所占领的蒙地，完全退还内蒙民众。次日，毛泽东、周恩来又致电彭德怀，指出：争取教堂与我们建立和平关系是重要的事，不必提高条件。
6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讨论两广事变（即西南事变）及整个形势发展的问题。周恩来报告两广事变爆发的原因，指出：一是由于日本对华侵略，英、日矛盾加剧；二是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反蒋抗日运动高涨；三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推动，这个事变是抗日的。毛泽东发言指出：时局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日本派兵到华北，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起了很大变化。帝国主义世界也起了变化，英国原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在变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西北是抗日的大本营，西南事变的发动，对西北也起了作用。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会议决定党的策略是：支持两广提出的北上抗日，反对蒋派兵南下；用召开救国会议来反对国民党的五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国人民抗日，实现西北大联合。
6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书，再次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二中全会书指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反对强迫西南取消对日抗战来实现统一，但我们赞成南京及全国各地，立即宣布对日作战去与西南统一。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
同日 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示指出：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
7月1日 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等六十八名在陕甘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及红二、四方面军指战员，庆祝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县会师。
7月15日 毛泽东在保安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答他关于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的提问。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日本侵略，反对日本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斗争，这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不能忘掉的主要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因此，除了日本以及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所有国家可以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我们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一个自由独立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上一支伟大的有益的力量，将是正义事业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同盟军，任何国家都不能对这样一个中国的影响漠然置之。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7月16日 毛泽东同斯诺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问题。谈话指出：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这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至于战争能延长多久，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组织起来，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日本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
关于这次战争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7月18日、19日 毛泽东同斯诺谈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问题，强调如果蒋介石愿意抵抗日本，我们的军队可以放在他的指挥之下。谈话指出：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从苏维埃运动开始以来，我们永远是欢迎知识分子参加的。一切自由职业者，均给予苏维埃市民的权利。小资产阶级、小商人等等，并给予政治权利。出身于资本家或地主家庭，但本人参加革命的，也给予苏维埃市民全部权利，而且能被选举担任官职。富农的土地是不被没收的，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参加抗日运动的地主，给予特殊的看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也不可能在一个单独的战线上进行。一些资本家，一些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在这个斗争中担负一种职务。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的。如你所知道的，我们已经写了许多的信和公文给他，表明我们对于这一点的诚意，并且提议：在他愿意抵抗日本的那一天，把我们的军队放在他的指挥之下。但这个只有蒋介石自己能决定，决不能够再长久地延迟了。现在我们的目的，不能是社会主义，更不能是共产主义，我们要求的是全民族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即使实现了民主共和国，我们也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大概不会像苏联那样快，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着较长的和更困苦的路要走。
7月23日 毛泽东同斯诺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问题。谈话指出：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它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毛泽东在回答红军何以能够胜利的问题时指出，原因有三：红军是民众的军队，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支持它；依靠共产党正确的战略战术；红军的指挥员都是能干的、聪敏的、忠实和真诚的。在回答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时指出：我现在得再重新说一遍，夺取政权并非我们的目的。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停止内战，产生一个各党各派的全民的民主政府，为民族独立而抗日。在回答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革命的主要任务时指出：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因此首要工作是调整土地问题——实行土地改革。
8月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作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蒋介石依靠日本、出卖投降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有所改变，而战术的改变有可能影响其战略的动摇。两广事变虽然遭到挫折，但它使蒋介石内部裂痕加深。蒋介石过去让出东三省，镇压群众，不同我们往来。现在改变了，也说统一战线、国防政府，要同我们往来，这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和使日本退让，以巩固他的统治。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要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报告还指出：创造西北国防政府，红军与东北军正在协商中，两方面都要做艰苦的努力，在东北军要加强政治工作，在地方应加紧巩固工作。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对于打通苏联，保卫苏区，统一红军领导，都有很大的意义，应极力地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并使他们完全在中央领导之下。毛泽东在作会议结论时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会议还决定，为了推动蒋联共抗日，中共在确保对苏区、红军领导的前提下，可以放弃苏区、红军的名称。
8月25日 毛泽东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致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公开信郑重宣告：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我们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这封致国民党书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8月30日 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报分析了南京抗日、联日两派斗争颇烈的情况指出：估计蒋介石出兵到西北，尚有两个月左右时间。蒋介石有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之企图。我们的基本方针是：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紧密地联合东北军，并进行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准备冬季打通苏联；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使之成为另一战略根据地，与陕北、甘北相呼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
9月1日 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9月15日—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的情况下，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统一战线，但这样的领导是要争取，现在正在争取。国民党也正在争取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中间阶级有成立新的政党的可能，他们有广大的群众，但他们是动摇的，我们应当争取他们。这样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而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当前的任务。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不是国民党所说的西方现代国家，它是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工人农民的国家。一旦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我们应该参加，但要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的独立性。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在群众运动、红军和苏维埃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张闻天指出：西北国防政府的口号要取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其中指出：在目前形势之下，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因此，中央认为，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方法，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9月23日 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访问，主要谈联合战线问题。在回答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改变时指出：主要有三个因素影响这种改变，第一是日本侵略的严重性，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是中国人民和许多爱国官员都热切盼望国共两党为了民族救亡的目标，结束内战、团结起来；第三是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人士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抗日的原则，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抵抗外敌侵略；给广大人民以民主权利；加速发展国民经济。在回答实行联合战线，共产党是否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时指出：这也要取决于抗日运动的发展。不过，我们深信，如果不减轻农民的负担，抗日的纲领是无法实现的。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并不反对目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帝国主义。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https://www.daowen.com)
9月 毛泽东先后致信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等，请他们阅览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并希望他们利用各自的资望和地位，积极响应和推动统一战线的组成。周恩来也先后致书曾养甫、陈果夫、陈立夫、蒋介石、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反复陈述“大敌当前，亟应团结御侮”的道理，望蒋介石等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诚。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分别致信阎锡山、高桂滋、杨虎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王以哲、张学良、冯玉祥等，表示合作抗战的诚意。
10月9日 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红二、红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十月十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军委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发出通电，指出：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有了坚强的支柱，这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
10月上旬 毛泽东起草《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草案指出：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草案共有八条，其中规定：为了实行对日武装抗战，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国民党方面承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供给必需的一切军用品，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中国国民党人员在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这个协定草案后来没有签订，其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同时它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这篇协定草案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0月11日、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军政治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红军的政治工作在克服长征中的疲劳现象，提高政治情绪上有成绩。应特别注意干部教育，在这方面过去有成绩，也有很多经验，主要是：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育课少而精。政治工作的方式要有计划性、纲领性和灵活性，既要集中统一，又要有伸缩性，注意各地方、各时期、各部队的差别，要适应游击战争的特点。整个红军教育，应包括军事、政治、纪律和文化教育，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发言还着重谈了干部政策问题，指出：我们的干部政策，第一，是信任干部，对干部应用之不疑；第二，对个别干部的错误，不应扩大化，应帮助他彻底解决问题；第三，尊重地方干部，他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第四，注意对干部进行政治教育。我们的干部标准是：第一执行党的路线；第二能与群众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党的纪律。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红军的政治工作不仅是要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并且要保证党的路线的执行。要使红军成为党与苏维埃政策的坚决执行者，这是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过去对这方面是注意不够的。
10月15日 毛泽东向苏维埃新闻社发表谈话。谈话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欢迎；（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举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谈话还说：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该项申请书，已在草拟中；如南京政府诚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10月下旬 蒋介石坐镇西安，调集国民党军五个军，分四路向红军进攻。为粉碎敌人的进攻，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毛泽东采取集中主要兵力打击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对东北军则积极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以迟滞其前进。
11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红军的行动方向，原来是向宁夏，被蒋介石破坏了，现在要改变。我们新的方针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向东南，即向京汉路发展。但这在政治上不是抗日的方向，在军事上有很多限制，不甚有胜利的把握；好处是没有自然界很多阻碍，有游击队帮助，可以扩大陕甘宁苏区。另一个方向是向东，即是原来的过黄河。这在政治上是很好的，是抗日的，对扩大红军也有利，但也要估计会受到敌人的限制。这两个方向各有利害，一般地说是向东，向东南比较困难。阎锡山说日可抗，红军不可抗，向东有逼阎与我们讲和的可能。报告在讲到统一战线问题时指出：我们总的方针就是要团结群众，用群众的力量，利用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要求与红军联合的变化，逼蒋介石走到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的目标下逼蒋抗日。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红军怎样处理的问题，他们要求我们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我们准备承认，这在政治上是有利的。在作结论时指出：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边船，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可以转向东。同南京谈判改红军番号问题，我们没有争论，但群众方面要很好地解释。
11月15日 关于一、二、四方面军集结准备对胡宗南部作战问题，毛泽东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蒋介石仍坚决打红军，与南京妥协一时难成，我们应坚决粉碎其进攻。电报还作出了具体的作战部署。二十一日，红军抓住有利时机，向进入山城堡地区的胡宗南部发起进攻，消灭其一个多旅，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这一胜利，挫败了蒋介石的进攻计划，大振了红军军威，巩固了陕甘宁苏区，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局面，对于增强红军内部团结，巩固与发展同东北军等部的统一战线，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11月22日 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演讲指出：我们要抗日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这篇演讲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1月—1937年4月 毛泽东反复阅读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著、李达和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写了约一万二千字的批注。毛泽东的这些批注，为写作《实践论》、《矛盾论》作了直接准备。
12月1日 毛泽东、朱德等十九位红军将领率中国人民红军致书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共二百六十个团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信中指出：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2月7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
12月 毛泽东完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前五章的写作，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而搁笔。这部著作是对十年内战军事斗争的经验总结，是当时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部著作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特点，以及适合这些特点的战略战术，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为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提出作了理论准备。
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特点问题，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既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又规定了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它不可能很快发展和胜利，战争是持久的，然而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中国内战的特点，主要是“围剿”和反“围剿”、进攻和防御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反复。只有在反“围剿”中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红军，才能最后取得胜利。
关于战略问题，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因此，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他还指出：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之所以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是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
关于研究战争规律必须懂得的问题，指出：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自然，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还有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任何一个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必须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特殊的规律，懂得从这些特点产生出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作与一般战争或与苏联内战相同，机械地照搬一般战争经验和苏联军事指导原则，就不能不招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关于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从九个方面一一作了总结，它们是：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总的原则应该是：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在作战上，当强大的优势敌人进攻时，应实行战略退却，保存军力，准备反攻；在战略反攻中，要慎重初战，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要集中兵力，在战略上“以一当十”，在战术上“以十当一”，以运动战为基本作战形式，力求打歼灭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等等。
关于如何学会正确地指导战争问题，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军事家要防止主观上的错误，就必须将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相符合。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以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毛泽东当时曾以这部著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过讲演。
这部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2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毛泽东作报告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即部署。我们在政治上的步骤，应使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物在行动上和组织上与我们一致，要派重要的同志去做工作。张闻天在会上对“审蒋”、“除蒋”，以及“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的意见表示了不同意见，指出：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指出：要推动、争取国民党的黄埔系、CC派、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巩固西北三方的联合；还要在抗日援绥的原则下与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西南桂系联合；向全国各派解释清楚，西北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中共要公开走上政治舞台，但仍应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要有正确的组织工作。毛泽东作结论指出：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12月15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位红军将领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该电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主张，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这篇文电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2月16日 毛泽东致电阎锡山。电报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而不宜再起内战。
12月17日 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飞抵西安，同张学良商谈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并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线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同时还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证。
12月18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电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这个电报，改变了十五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的通电中提出的对蒋介石的处理意见，指出：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
12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通电，以及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毛泽东作报告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以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
张闻天发言指出：这次事变的前途，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我们应确定为坚持停止内战、全国抗日的方针。发言强调：不站在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
毛泽东作结论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很大。现在的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与中立的一派，我们应争取这些中间派。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本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提出具体建议：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参加。
12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工作。毛泽东作报告指出：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蒋介石释放后，他的动摇是否最后结束？现在还只能说是结束的开始，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结束他的动摇。西安事变使蒋介石的地位降低了，而我们的地位提高了。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开展全国局面，把红军扩大起来，与张、杨更加团结，成为抗日的核心，这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我们的具体策略是推动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
张闻天发言指出：现在一般地说，结束内战的前途占了优势，目前正在向着抗日战争的方向走，但是我们应估计到在这中间可能发生的一些障碍。我们应争取把中派的动摇最后结束，用一切力量争取抗日前途的实现。他提出：要把我们的力量扩大，要把西北地区真正成为抗日中心。但要看到这中间也包含很多的矛盾，要靠斗争去解决。要继续利用国民党军内部各派力量牵制蒋介石，同时继续与南京接洽谈判，推动国民党改组。他还说：随着全国群众运动的开展，我们活动的范围应更大。应办几个大的学校。应办我们自己的报纸。
毛泽东作结论指出：巩固西北根据地，扩大红军和苏区，改造东北军和西北军。做好全国群众工作，把群众组织起来，这是工作的重心。加强对国民党的工作，特别要做好左派、中派和军队的工作，重视宣传工作，党报应办起来。培养干部，要办党校和红军学校，造就群众的、军事的、党的、政治的四种人才。应督促国民党三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
12月28日 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声明指出：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但是，蒋介石发表的《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声明要求蒋介石不打折扣地实行自己的诺言，希望他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
这个声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