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
1月15日—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即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出席会议。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以及李德等列席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秦邦宪）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不承认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同时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他针对博古在会上强调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使红军招致损失。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在过去长期作战中所形成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遵义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独立自主地成功解决了党内问题。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一步一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2月8日 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决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申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发言中批评博古、李德所犯的战略战术的错误，明确指出博古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决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原则是：（一）当还没有发现造成敌人弱点时，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而应以次要力量迷惑、引诱、钳制敌人，将主力转移到敌侧翼后方隐蔽集结，待机歼敌。（二）在决战的时候，集中兵力是绝对必要的，即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这一路而消灭之，以此各个击破敌人。（三）在粉碎敌人堡垒主义的战术时，要发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特长，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在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只要我们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四）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粉碎敌人“围剿”之后可能发生的两种错误倾向；在战役速决的原则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五）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转入反攻与进攻，是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
决议批评了自战略转移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指出：我们突围的行动，在李德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这一原则上的错误，一直发展到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的敌我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
决议还批评了博古、李德破坏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集体领导的错误，强调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决议对在创造新苏区中实行高度机动的战略战术，对于更好地领导革命战争取得彻底胜利提出了新的要求。
2月11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电报指出：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弊，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须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电报要求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以贺龙为主席。
2月13日 中共中央就坚持游击战争问题致电在赣南的中央分局。电报指出：你们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忍地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都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要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
2月16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文告指出：由于川滇军阀利用长江天险布防拦阻我们，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在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导下，中央红军自一月二十九日一渡赤水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接连四渡赤水，粉碎了国民党重兵集团聚歼中央红军的企图，取得了“四渡赤水”的重大胜利。这是毛泽东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4月29日 中革军委发布《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示指出：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另方面金沙江西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五月三日，刘伯承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即日起至九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北岸的岩洞里指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至此，国民党数十万“追剿”部队被甩在金沙江以南，中央红军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郊外召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军事指挥的认识，研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发言指出：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在危急情况下，由于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5月19日 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强渡大渡河先遣队。临行前，毛泽东要先遣队执行党规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首领结盟修好。他指出：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
5月22日 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在彝族地区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这篇布告收入《朱德选集》。
6月12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懋功的达维镇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合。十六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达达维镇。当晚，红一、红四方面军举行了会师的庆祝大会。
6月16日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电报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电报还指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西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6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胡宗南部，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在发言中勉强同意中央北进方针，又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五点意见：（一）中国红军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三）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六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二十八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
7月21日、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听取张国焘关于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通南巴两个苏区对敌斗争情况的汇报。会议肯定红四方面军的成绩，指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批评退出通南巴和退出后发展方向不明的错误，以及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不妥的问题。
8月1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国内紧迫形势，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的野心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宣言再次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宣言最后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八一宣言》于本年十月一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
8月4日—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发言指出：（一）西北地区进攻的敌人主要是蒋介石。从总的方面看，蒋介石的统治不是强了，而是削弱了。（二）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困难是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三）中央在这个区域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四方面军和兄弟一样地团结。中央军委应负起使两个部队融洽起来的责任。会上，张国焘在发言中对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表示怀疑。周恩来指出：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现在的最高原则是取得作战胜利，其他问题要服从这个原则。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中央两河口会议确定的集中主力北进、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并提出“创造出西北苏区根据地”的口号。
8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作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方向的报告，并作会议总结。他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向东（陕西）还是向西（青海、新疆）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会后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补充决定指出：在目前具体的敌我情况之下，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补充决定还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
9月10日 针对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并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的紧急情况，中共中央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文告指出：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9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指出：中央同张国焘作过许多斗争，想了许多办法与他接近，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是没有结果。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作。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关于目前的行动方向，他指出：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因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但是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经过游击战争，大规模地打过去。张闻天在会上作总结发言指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要了解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与中央绝大多数的争论的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造成张国焘这种分裂红军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的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党的中央采取了不可容许的态度，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决定号召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会议还决定将北上的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9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渭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此前，陕甘支队在哈达铺期间，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https://www.daowen.com)
10月15日 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派从长征途中辗转到达莫斯科的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作报告，详细汇报了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情况，报告指出：我党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把主力从过去的苏区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为此，中国党组织了红军著名的英勇的西征，自江西向中国西部挺进。我们花了八个半月的时间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行程一万多里，翻越了中国最高的山脉，跨过了二十多条著名的大江大河。红军受到来自南、西、北、东、天上和水里六面的夹击，进行了大小一百多次战斗。遵义会议以后，红军抛弃了过去的“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西征途中，我们从未放松对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我们的战士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表现出高度的英雄主义。红军之所以这么英勇顽强，还在于她有一支优秀的、坚强的干部队伍。红军的主要骨干都是在革命的烈火中成长起来的，在战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是名副其实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不仅是优秀的军事家，而且还是执行我党路线的杰出政治家，他们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善于采取灵活的策略。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西征中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
关于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军事领导错误的情况，报告指出：第二阶段西征取得的第四个胜利，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纠正了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报告依据遵义会议决议，列举了“左”倾领导的种种错误之后，指出：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报告还指出：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的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
10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吴起镇召开会议。毛泽东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指出：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现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在黄河结冰后可向东。要极大地注意同西北同志的关系，应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当前世界革命进到新的阶段，帝国主义到处冲突。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反帝运动高涨，反帝革命在全国酝酿，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粉碎敌人“围剿”还要有好的领导。他还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群众的意见，不要自高自大地压制他们。动员群众主要依靠地方工作，不依靠他们没有办法。张闻天作总结发言，指出：长途行军中间所决定的任务已经最后完成，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应使同志们了解，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应说明我们的新任务，提高部队对巩固与扩大苏区的自信心。这次会议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11月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在此之前，毛泽东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还派王首道等先去瓦窑堡（今子长县城）制止错误肃反，调查情况等候中央处理。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察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并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纠正肃反中的错误。
11月18日 毛泽东在张村驿主持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作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和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会后，毛泽东指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于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发起直罗镇战役，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
此前，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恢复红一方面军，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11月26日 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致信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提出三点约定：（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还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
11月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宣言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宣言并提出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应有的十大纲领，主要包括：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的经费；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此前，十一月中旬，张浩（林育英）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到达瓦窑堡，带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
这篇宣言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1月30日 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题为《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分析了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指出：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战斗准备的充足，群众与我们一致。这四个条件决定了我们的胜利与敌人的失败。这次胜利的战斗告诉我们，对于以后作战亦必须争取这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报告阐明了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影响和意义，指出：要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报告还分析了目前国际国内形势，指出：世界时局的突变性与急转性，全世界革命与战争的新时期是摆在我们面前了；中国时局的突变性与急转性，新的大革命的形势是摆在我们面前了；在西北第三次“围剿”被彻底粉碎，我们是有良好阵地有广大群众基础地向前发展着。报告提出红一方面军目前新的任务，指出：从现时起用极大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是今后时期内红一方面军的五项具体的严重的任务与工作，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
这篇报告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2月1日 关于转变对富农的策略等问题，毛泽东复电张闻天提出：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但决议上应指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对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农村中的党应善于领导与监督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要指出当斗争深入时富农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对有劳动力又破产了的小地主阶层，在群众同意下应按富农待遇。六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基本上采纳了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意见。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2月17日—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会议（即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会议根据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会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在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和军事思想方面的错误，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完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在十七日的会议上，张闻天作政治形势与策略问题的报告，林育英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在讨论中，围绕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会议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他还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军事问题的报告。同一天，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分三个部分。关于战略方针，决议指出：要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一九三六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项任务上。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关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决议指出：战略防御时，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诱敌深入，以退为进。战略进攻时，既要夺取先机，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又要适可而止，反对冒险主义和冒险政策，要波浪式的发展，实行发展中的推进政策。一般原则（不论防御时或进攻时）：反对只“打”不“走”的拼命主义；运动战是基本原则，反对“不让寸土”的阵地战；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略上一个拳头打人，反对分兵主义，反对战略上的“全线出击”，反对击溃战；战略的内线作战和战役的外线作战，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拼消耗；战斗前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改善红军的技术条件；统一指挥下的分割指挥是允许的；军委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关于行动方针，决议指出：主要分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开辟山西西部局面、适时由山西转向绥远三个步骤。
会议于二十五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分为六个部分。关于目前形势的特点，决议指出：当前国内形势最基本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指出：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为了彻底战胜敌人只有运用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中国工人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即使是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以及代表不同利益的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的矛盾与冲突，党亦应使用许多的手段，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关于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决议再次重申了抗日救国的十大政纲。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决议指出：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关于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决议指出：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关于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决议指出：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负担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是党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领导之具体表现。不从积极的战斗需要出发，而从恐惧观念出发的组织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必须彻底的击破。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毛泽东起草的决议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2月27日 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报告根据瓦窑堡会议作出的决议，充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了共产党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是党和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报告还提醒全党注意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
关于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报告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形，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坚决的力量，他们都是要求反抗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在今天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他们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报告还指出：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由此报告在革命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上，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把以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报告回顾和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历史关头的种种表现，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情况，基本地说来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报告还特别强调：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报告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报告进一步阐明统一战线的策略同关门主义的策略之间的原则区别，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报告还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指出：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
关于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报告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据此以适当地修改我们过去的政策。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报告在强调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的同时，也阐述了革命转变的问题，指出：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
这篇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同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电报提出：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尤其是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宽广地吸收入党。还特别规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