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
1月9日 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这篇演讲，经修改、补充后在《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发表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文章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完整地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文章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文章指出：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以五四运动为界，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章指出：在中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文章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文章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但是，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
文章最后总结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月16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讲话。讲话指出：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
1月19日 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并转东南局的各同志。电报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二十九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项英、叶挺。电报指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口，为紧急时用；经费绝无他项出路，全党均须自力更生。
1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一九四〇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等问题。毛泽东发言阐述了财经工作中必要与可能、统一与独立、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生产运动的政治意义与经济意义等问题，并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没有经济工作人员便没有饭吃，所以总务处长是第一个英雄。对边区的公粮征收，要注意积蓄力量，不要一次征光了。羊毛不能一次搞光了，动员人力也是如此。
1月2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提出要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总方针。指示指出：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指示提出目前政策的总方针是：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这个指示以《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同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北方局，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并告中原局，彭雪枫、项英、陈毅电。电报指出：时局的发展充分证明，只有广大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与反共，才能巩固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时局好转。而现时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与华中。因此请你们严重注意此事，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要建立这样大的武装力量，没有政权是不行的。因此必须以坚决与逐步的计划，极力争取山东、豫东、皖北、苏北的大部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要使干部明白，没有伟大革命武装与伟大革命根据地，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2月1日 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上发表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的讲话。讲话揭露和谴责了汪精卫派和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两家里应外合，破坏抗日的局面，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共产党的根本方针是，决不悲观失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还指出：有些人单单强调了抗日，但不愿意强调团结和进步，甚至完全不提团结和进步，这是不对的。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所以，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的统一是假统一，我们的统一论，就是全国人民的统一论。这种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这就是我们的统一论。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声讨汪精卫的通电，通电提出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宪政、制止磨擦、保护青年、援助前线、取缔特务机关、取缔贪官污吏、实行《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等十项要求。
这篇讲话和通电分别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2月5日 毛泽东、陈云等出席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毛泽东讲话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陈云讲话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大大改善人民生活。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然科学是重视的，是尊重的。自然科学家在共产主义社会是可以大大发展的。自然科学界目前在边区的任务，是研究发展边区已有经济建设基础的问题。希望大家抱着不怕困难、绝不灰心的奋斗精神，去从事自然科学事业。
毛泽东的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2月7日 延安出版的《中国工人》创刊号发表毛泽东为该刊写的《发刊词》。发刊词指出：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发刊词希望《中国工人》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
这篇发刊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2月20日 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演说针对蒋介石关于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指出：抗日和民主是目前中国的两件头等大事。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们应当动员人民大众起来，促进和争取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实现。
这篇演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3月4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讲话。讲话指出：陕甘宁边区的方向就是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边区有十大好处：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是全国的模范，是取消不了的。关于磨擦问题，他指出：现在国共之间是大和小打、大团结小磨擦，还不是放着日本不打到处反共的那个时候。
3月5日 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各有关领导人。电报指出：目前尊重阎锡山的一定地盘，保存这个国共之间的中间力量，对于抗战与国共合作是有大利益的。我们及新军应乘此次同阎锡山谈判取得成功的机会，极力争取阎系一切人员，使他们团结成为一个中间单位，彻底打击蒋介石企图消灭阎系取而代之以便直接反共的恶毒政策。
同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彭德怀。电报指出：反磨擦的武装斗争，在西北、华北的主要的地区，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与可能，因蒋之军事攻势已基本上被我击溃，而蒋现时实无法大举“剿共”，而有求得暂时协调之可能。我们方面目前任务是在主要地区求得对内和平，以便在半年之内集中力量巩固已得阵地，这个任务的意义是伟大的。再则如果我们军事反攻在主要地区没有一时期的停止，虽然我们军事行动的性质仍是自卫性质，但在中间派看来，会觉得我们过激过分，而有可能失去中间派的同情。所以不论对巩固自己力量说来，在对争取中间派同情说来，都有使双方军事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3月6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的主张。指示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指示在强调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的同时，指出：共产党员在政权中虽然只占三分之一，但只要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这个指示以《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3月11日 毛泽东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题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报告根据反磨擦斗争特别是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策略原则。
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报告指出：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早已彻底投降日本，准备傀儡登场。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则尚能继续抗日，但其妥协倾向依然严重存在，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顽固派。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赞成团结抗日。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一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同中等资产阶级大略相同。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都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势力。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进步派。
关于扩大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报告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关于同顽固派的斗争，报告指出：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这三个原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重要策略原则，对全党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篇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3月16日 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复电指出：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难了。故提议调三四四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这种行动，也即是把一个新问题摆在东边，使蒋介石、卫立煌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减轻其对华北的注意，华北方能确实巩固。目前华北斗争，在军事上必须立即刹住，转为守势，彼军进迫，我军后退，一枪不打，服从命令，才能造成政治上有理有利地位。如彼再三再四进迫不已，然后我军加以还击，其曲在彼，否则政治上对我甚为不利。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4月5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彭德怀，黄克诚，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电报指出：蒋介石有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我不入华中不能生存。此次蒋令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电报还提出：华中地区，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德、彭德怀及刘少奇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刘少奇负责，会商黄克诚、彭雪枫考虑决定，报告朱德、彭德怀及中央军委。(https://www.daowen.com)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4月12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起草致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等电。电报指出：当地方实力派迫于命令向我进攻时，八路军、新四军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求得妥协；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害我之根本利益时，应对其一部分给以坚决打击，作为警告，然后仍求得妥协。只有中间派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才采取完全决裂彻底消灭的政策。国民党中央军来进攻时，八路军、新四军也应同样采取上述方针。中央军各级官长中只有一部分军官及政训系统是顽固派，其他多是中间派，也有一部分进步派，决不能把中央军看成都是顽固派。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5月4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及新四军军分会的指示。指示指出：在一切日本占领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所谓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由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当然，这种斗争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懂得，我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那就是错误的了。
这个指示以《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5月2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朱德关于国共磨擦问题的报告。朱德指出：从打退国民党这一次反共磨擦中，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对顽固势力我们也要争取。毛泽东发言指出：朱总报告说得很对，我们还要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与分化，即使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不能把顽固派当作汉奸打，把中间派当作顽固派打。目前顽固势力削弱，中间派的势力增大，国民党军队的多数军官也是中间派。我们要大大组织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这就必须有统一战线的办法，如实行“三三制”的政权等，同时在理论上也要多作说明。
5月 刘少奇致电中共江北特委和中共苏北特委。电报指出：对一切可能同情我们的与中立的部队，则展开广泛的统战工作，以便争取与中立他们，而不在他们部队中建立秘密的党组织。要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中间势力。除汉奸及反共顽固派分子外，一切中间派分子的利益必须尊重。严格防止党内打土豪、打地主观念的恢复及打汉奸的扩大化，以免侵犯中间派的利益，引起中间派的恐惧。我们应采取一切方法孤立反共顽固派，要特别注意新的部队的纪律。
这封电报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6月26日、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法国投降与英国失败，引起了世界一系列的变化，一方面德、意、日扩大战争，一方面美、英及法国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因此，中国目前处在新的环境中，主要是：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虽然即使能好转，目前大体上也必然还是一个拖的局面。任弼时指出：由于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冲突的增加，美国将支持中国抗战。我党的方针是支持长期抗战，这是大局。
7月5日 《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呼吁：帝国主义大战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宣言声明：我们约束自己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将其行动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境内，而不向其他地方作任何足以引起友军冲突的行动，而在战区及敌人后方则与一切抗日友军协同作战。宣言还重申了以往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抗战作出的各项承诺。宣言同时要求：各抗日友军对其部下亦应加以约束，勿向八路军新四军采取足以引起冲突的任何行动，以保证抗日战线上的团结一致。国民政府也应实现以往的各项承诺，取消现在存在着的反共、限共、溶共、防共、制共的政策，实行抗战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权，必须召集民主的国民大会等。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要抗战到底，团结到底。
7月13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结论，进一步解释了战争与革命问题以及中国问题等。结论指出：现在是世界大震动大变动时代，目前以地域、经济力与海军而论，仍以英、美为强，而德、意、日则因德国战争胜利与占领地区之广，表现其强。两大阵线的斗争，尚未完结。资本主义战线可能在三处被冲破——欧洲、印度和中国。关于中国问题，要除去幻想，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政之时，不能有彻底好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四种形式：在国民党区域，在野的与在朝的统一战线；在八路军与新四军区域，我们与其他党派、阶级在政权内的统一战线；国民党政权与我们政权之间的统一战线；在敌人占领之大城市，下层统一战线。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有斗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结论还指出：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有用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用点苦功。
这篇结论的要点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7月30日—8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举行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和南方党的工作的长篇报告。周恩来介绍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强调对中间派要采取各个争取的办法；不应使同盟者失败；对非党干部，要说服他们做非党的布尔什维克等。我们的方针是：扶持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有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关于南方党的工作，指出：南方工作委员会所领导区域的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主，但必须注意统一战线工作。
在八月八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长篇发言，阐明政治形势和党的各项工作。关于政治形势，指出：亲苏、和共、改良是国民党今后的可能发展方向，但需要一个斗争过程。亲苏可能首先实现；和共问题，今后可能出现“大和小战”的局面，同时又可能是“外和内反”；要国民党改变政策，必须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现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是接近变化的时期。关于党的各项工作，指出：今后要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南方党的工作是带全国性的。南方党以巩固为主，但在没有党组织或党组织很少的地方发展还是必要的。其工作路线是普遍化，打入社会，肃清内奸，在国民党统治区党内要提出“打入社会”的口号。其经常工作有四项，即政治估计、组织问题、统一战线、文化工作。还指出：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反对少数的策略，是从大革命、苏维埃、抗日三个时期总结出来的。中间势力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现在蒋介石大体上处于孤立地位，但还没有完全孤立。我们要处理好几种关系，即：外来党员与本地党员的关系，军队与地方党的关系，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正规军与游击队的关系，党与群众的关系，进步势力与中间势力的关系。
8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及其对策。周恩来针对目前国内存在中日妥协可能的情况，发言指出：我们同国民党谈判时可在小问题上让点步，而在大的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以和缓反苏反共的危险。周恩来还提出了让步的具体意见。毛泽东发言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指出：日本企图以截断中国西南交通迫使中国言和，而蒋介石没有外援将不能继续抗战，所以中国抗战有和平妥协的可能。要准备这一年多是国际国内的大的转变关头，中国处在大事变的前夜，我们在思想上要有各种准备，政策要非常谨慎。
9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指示指出：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击敌和友”是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此前，九月一日，周恩来在重庆致电中央指出：华北百团大战影响极大。估计到本年内重庆危殆，西南切断，国民党中央军队将更加削弱，我更有大发展可能，故现在应以“击敌和友”为主，以利我方主张在全国的实现。
同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国际国内的政治情况，正处在剧烈变化的前夜，我党对于这种变化，必须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国际方面，帝国主义战争带有扩大、持久与准备决战的性质，抗日的中国则将成为帝国主义者双方争夺的对象。国内方面，是三种势力及三种可能性激烈斗争时期，顽固派要求维持现状，投降派准备组织贝当政府，进步派与中间派则要求亲苏、和共与政治改良。第三种可能性的实现，即是中国时局的初步好转。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将是日益不利于顽固派，而日益有利于进步派与中间派。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执行中央七七宣言及七七决定，团结一切进步派与中间派，分化与拉拢一部分可能起变化的顽固派，尖锐批评维持现状的顽固派，而坚决反对投降派与可能的贝当政府，以期实现初步的政治好转，即实现亲苏和共与政治改良三大方针，然后进一步实现彻底的政治好转，即实现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阶层民主的统一战线政权。当然也要准备对付投降派的突然事变。
9月23日 毛泽东在杨家岭作题为《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报告在分析目前的时局之后，指出：大资产阶级在抗战问题上可分为三派：右派即投降派，中派即顽固派，顽固派中的左派即可变派。对投降派要完全孤立，要打倒；对顽固派也要孤立，但还要团结他们；对顽固派中的左派，要分化和拉拢，必要的斗争和批评也是需要的。过去，我们没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较好的同盟者。文化运动要大大发展，有文化的有知识分子的军队是不易消灭的。过去对知识分子没有大量吸收吃了亏，对敌后民主政权建设太慢也吃了亏，武汉失守以后，这两条都不好办了。百团大战是敌我相持阶段中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百团大战各地方都要干，要继续下去，同时要有防备顽固分子背后进攻的部署。报告在谈到边区问题时指出：边区有四种经济，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半自足经济。私人资本主义要节制，但非打击，更非消灭。
9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各个根据地的中心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整个经济工作要实行自给的原则，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与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边区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今年公粮以决定征收九万担为好。官富民富是对的，但在党员中不要提发展私人经济的口号。在党内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发财思想是对的。
10月14日 关于联络民族资本家参加苏北根据地建设问题，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叶剑英。电报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因此请你们除对生活教育社人员加以联络，鼓励他们去苏北外（这是主要方面），同时亦对黄炎培等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加以联络争取工作，说明我们在苏北的各种政策，征求他们对苏北问题的意见，约请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到苏北去办教育文化事业，去投资兴办实业，并说明我们欢迎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参加苏北的政权工作和民意机关工作，以便经过他们，扩大我们争取江浙民族资本家的范围，并帮助我们巩固苏北根据地。
10月1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地主要负责人电，提出“左”倾错误是当前主要危险。电报指出：由于没有使中下级干部彻底了解，由于上级没有事先预防与及时检查，致使许多地方犯有极左错误，主要是在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财政政策、锄奸政策、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对待俘虏政策、对待国民党人员政策，以及我之政权组织上表现过左。其结果是缩小了我之社会基础，引起中间势力害怕，给日寇、汪逆与顽固派以争夺群众团聚反动力量的机会。待错误形成再去纠正，已使我们受到极大损失。你们必须懂得“左”倾错误是当前主要危险，必须及时检查下级工作，纠正过左行动，否则在敌人与顽固派的夹攻中要取得我党我军发展与巩固的伟大胜利，要长期坚持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0月29日 关于目前时局问题，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电报指出：一个月来英、美与德、日、意在中国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英美都向中国表示反日决心，要求中国不跑德、意、日路线。日德也拉拢蒋介石。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目前是蒋介石最得志时候。在七八月间蒋介石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治改良，至九月已动摇，至十月乃大变，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但无论哪一种局面，国共间的严重斗争是不可免的，蒋介石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封锁之，这一计划是有了决心的。
11月1日 关于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叶剑英电。何白“皓电”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对此，电报指出：根本问题是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目前有两个方案：（甲）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乙）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二日，毛泽东再电周恩来指出：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让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话不迟。三日，毛泽东又两次复电周恩来指出：我们亦判断蒋目前还处在三角交叉点上。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复何白电，推至十号左右，此电内容决取缓和态度，在彼方没有动兵以前，一切对外表示，均取缓和态度，不必着忙。军事方面正在部署。
11月6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电报指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它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
11月9日 毛泽东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起草的复何应钦、白崇禧电（即“佳电”）经反复斟酌后于本日发出。佳电以严正而坚决的态度，委婉而恳切的措词，叙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四年以来在抗战中取得的战绩，说明了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然后从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团结抗战之大计六个方面，据实驳斥了“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1月15日 关于击退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的方针和措施，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有关负责人。电报指出：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蒋对华中压迫已具决心，因此我要积极准备自卫。
11月21日 关于打破蒋介石的反共诡计，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彭德怀。电报指出：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对一切吓我之人，应以我之法宝（政治攻势）转吓之。我们除在“佳电”中表示和缓，在皖南作出让步外，其他寸步不让，有进攻者必须粉碎之。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
11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发言指出：目前蒋介石的反共只能实行攻势防御，即军事攻势、政治攻势、思想攻势。目前主要的还不是军事攻势。军事上可能采用战役的攻势。共产党要打破国民党反共统一战线的方针是：表面缓和，实际抵抗，局部战斗，针锋相对。三十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将这一方针的“局部战斗”改为“有软有硬”，指出：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而真正的军事调动，只有第一一五师两个团，其他一律不动，但各地仍须积极准备。
11月 毛泽东致信萧向荣。信中指出：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冬 为了打破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克服部队供应的困难，朱德提出军垦屯田政策，指示部队在不影响战斗、训练的情况下，实行垦荒屯田。并对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说：延安南泥湾开垦起来困难较大，希望你们好好搞。要充分做好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用大家劳动的双手，建立起革命的家务。
12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目前形势。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他指出：我党在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遵义会议决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抗战以来的倾向，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同意以后专门研究，但研究的大纲要谈一下。过去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便产生了对革命的急躁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党，党员比较幼稚，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不足，也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我们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犯了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朱德指出：总结历史经验要在七大前准备好，过去的错误主要来源于教条主义。陈云指出：同意毛泽东对过去苏维埃时期政策的批评，对抗战以来的经验应总结起来，教育干部。会上也有不同意见，认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这样，毛泽东在本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谈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时，没有用路线错误的提法。
12月13日 关于华中的各项具体政策，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并告各局，分局，南方工作委员会电。电报指出：苏北组织政权机关及民意机关时，应坚决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在开始时还可少于三分之一，其中应有国民党中派及左派，也可容许少数右派代表，真正组织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政权，力避我们包办。劳动政策力避过左，要保证资本家能赚钱。土地政策应实行部分的减租减息，以争取基本农民群众，但不要减得太多，不要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应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的经营原则上不变动。经济政策是尽量发展工农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号召上海资本家到苏北办实业。文化教育政策要容许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存在，容许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及教育家办报办学。总之目前你们的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及封建大地主的专制主义及作初步的民生改良，一方面保证工农小资产阶级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另方面也应保证除汉奸以外一切资本家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只要不武装暴动，任何党派、阶层有活动之自由。应容许国民党之存在，应组织进步的国民党。整个华中都应执行上述方针（当然华北亦如此）。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2月2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指示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指示批评了土地革命时期出现过的一些“左”倾错误，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具体体现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在军事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反共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国内关系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对反共顽固派尚能抗日的方面加以联合，坚决反共的方面加以孤立；在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对待帝国主义亦然。指示并重申了党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
这个指示以《论政策》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