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
1月1日 陈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新年团拜会上讲话。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二十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1月17日 毛泽东为《文化课本》作序。序言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
这篇序言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月20日 关于正确对待日军官兵逃到我军防地避战的问题，朱德、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名义发布命令。命令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日本士兵反战情绪比前高涨，悲观自杀或逃入我军者，日益增加。命令部队务必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予彼等以避战的方便。特规定：凡从敌军中逃来我军防地的日本官兵、军属及侨民，应以国际友人看待，尊重其民族生活习惯，给予生活上的保障；愿意参加我军工作者，与我抗日军享受同等的荣誉与权利；对敌军中之随军记者、知识分子、艺术家、技术人员等，更应格外优待礼遇，予彼等以自由发展其才能之便利。
1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学习宣传工作等。关于《解放日报》工作，毛泽东发言指出：社论、新闻、广播三者应并重。要重视社论与专论，报纸应贯穿党的政策，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要组织新闻，在新闻中表现党的路线。中央各部委应组织写自己的新闻稿、评论稿。广播比三千份报纸更重要，要成为第一位的工作。党务广播材料，要求中央各部委、西北局每月至少一条。关于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毛泽东指出：中宣部要利用一切宣传工具，熟悉宣传干部，这是宣传指导的中心问题。干部教育，主要是指导与编印课本。延安高级学习组约三百人，要认真地教育，这是政治局与中宣部的责任。关于国民教育，应研究和指导根据地的国民教育，还要研究全国的国民教育。会议决定：中宣部三大工作任务中，宣传指导为第一位，应付以极大的注意力；干部教育为第二位；国民教育为第三位。
1月26日 为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起草《中宣部宣传要点》。宣传要点指出：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这两个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故在去年内，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很多措施，已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注意，这是好的现象，这是一方面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中央的决定及中央同志的演说，在另外许多同志中，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宣传要点在举出了没有引起深刻注意的原因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残余在党内存在的种种表现之后，提出要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
这个宣传要点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等文件。决定指出：我们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这个土地政策规定了三条基本原则，即：（一）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的与生产的积极性。（二）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三）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对于富农则削弱其封建部分，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发展。决定强调：这三条基本原则，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土地政策的出发点。
2月1日、8日 毛泽东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和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在全党引起热烈反响，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
前一篇报告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报告还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才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死的教条，只知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而不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不能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的人，是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报告强调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后一篇报告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清算党八股，就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没有藏身的地方。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五四运动本身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所以，党八股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报告详细论列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主要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并强调指出：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这两篇报告分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2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指示指出：联合地主抗日，是我党的战略方针。但在实行这个战略方针时，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执行这个策略方针的方法是：当广大群众还未发动起来的时候，一般地主阶级是坚决反对减租减息与民主政治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积极帮助群众打击地主的反动，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反动统治，确立群众力量的优势，才能使地主阶级感觉除了服从我们的政策便不能保持他们的利益，便无其他出路。这是策略斗争的第一阶段（打的阶段）。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之后，能够及时的说服群众，纠正过左行动，给予地主以交租交息及政治上的“三三制”，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使其感恩怀德，愿与我们合作，达到团结抗战之战略目的，这就是策略斗争的第二阶段（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极力表示宽大，公开批评自己内部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同时要注意保护干部与群众的积极性，以免造成干部消极，群众失望，地主反攻的局面。在正常的斗争过程中，应该有一个酝酿斗争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地主还是优势，农民还正在准备斗争。如果把这个作为第一阶段，则实行斗争（打）为第二阶段，团结抗日（拉）为第三阶段。这个指示和中央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下发以后，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掀起了减租减息的高潮。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适当地调节了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团结了各个阶级、阶层，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2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文件。毛泽东发言指出：过去的在职干部教育存在四个缺点：一、没有着重本身业务的学习，今后应以业务教育为中心；二、忽视了政治教育，今后应注重时事与政策的教育，对下级干部特别要着重当地政治情况及具体政策的教育；三、对文化水平低的工农老干部没有以文化教育为主，今后应强调文化教育；四、无组织无目的地进行理论学习，今后应学习实用的革命理论，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联系。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修改后的决定。决定强调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政治局五大业务中以思想为第一位，要抓住思想首先要以干部教育为主。现在有些干部“习非胜是”，把不正确的东西也习以为是。纠正干部的毛病，要精细，不能粗暴。但必须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过去中宣部只想用一两桶水是无法彻底改革的。
2月17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电报指出：估计日本占领新加坡，完成第一步南进计划后有三种可能的动向：攻印、攻苏、单独解决中国。蒋明显地望日攻苏以趁机压我向北，并在布置准备工作。二十日，毛泽东复电指出：与我们估计略同，如日侵苏应准备对付蒋的压力，但蒋不敢与我决裂的。财政经济今年亦有办法，已走上轨道，不怕封锁了。复电通报了延安整风的情况，指出：总之目前是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基本中心，抓紧此点以准备应付时局的变化。
毛泽东的复电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2月21日 关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路线问题，毛泽东、王稼祥复电周恩来。复电指出：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及少奇、德怀回来方能讨论决定，交七大通过，在内部发表（对外不发表）。现在高级学习组中可以讨论过去问题，但不牵涉人的问题。研究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请加注意。
3月2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会议上讲话。讲话指出：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现在开展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许多干部中毒很深，需要做启蒙工作。
3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改造《解放日报》的草案。毛泽东发言指出：今年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这三个重要部门的工作。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任弼时发言指出：报纸要允许讨论问题，允许争论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3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陈云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关系的决定（草案）》。陈云对决定草案作说明指出：起草这一草案的目的在于搞好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团结。毛泽东发言指出：我党在过去三个时期中，大革命时期更生动活泼，十年内战时期犯了教条主义，党内党外都是一切打倒，造成自己孤立，直到现在坏的传统仍然存在。我党必须实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不怕家丑外扬，隐瞒是不能教育党员的。今后凡重要问题，都要召集大的会议，征求同志们的意见。中央要听同志们的意见，党要听党外人士的意见。共产党的作用，就是要集中人民的意见，作出决议，并坚持下去。我党没有人民，便等于鱼没有水，便没有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没有排斥党外人士的权利，只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必须规定许多办法来实现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实行“三三制”也是具体的办法。朱德指出：交朋友要讲究道德。李鼎铭对我说，如果我们讲道德，天下是我们的。我们要注意道德与待人接物。我们要取得天下，必须接受过去的民族的优良传统。
3月24日 《解放日报》发表陈云写的社论《到什么地方去学习》。社论针对延安有些新干部不愿参加工作，要求“长期学习”的现象，论述了干部需要掌握丰富革命经验的重要性。指出：今后应该确定一条章程、没有或很少工作经验的干部，不是光在学校里长期学习，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所以，要使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真正在思想上政治上进步，不是先进学校（抗大、陕公那种几个月训练的学校不在此例），应该先去工作。
这篇社论收入《陈云文选》第一卷。
3月27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中央学习组新的学习计划。会议决定通读《六大以来》一书的计划告一段落，从下周起开始研究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原白区工作研究并入党史研究，首先请毛泽东报告中共发展三个时期的轮廓。会议还决定：本年内首先注重党的路线的学习，然后再进行各种专门业务的精研。
3月30日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报告阐述了研究党史的意义和方法，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关于研究党史的方法，指出：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即科学的方法。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在一九二五年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可以和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这篇报告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3月31日 毛泽东同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共七十多人座谈《解放日报》改版问题。毛泽东讲话指出：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4月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宣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草案）》。任弼时发言指出：反对三风主要目的是弄通思想方法，检查工作；对目前的整风动向有两种意见，一种是首先发动，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一种是完全放任。我主张按第一种方法进行。朱德指出：反三风不正的斗争已经发动，现在不能收场，我们要善于领导。许多学生文不对题地反主观主义是不对的，要引导反三风斗争到实际工作中去。毛泽东强调：讨论整顿三风报告与检查工作，开展自我批评，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不应放任。思想斗争的火力，不是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相互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在机关学校里面要开展民主，但还须有领导，使这个运动发展到正确的方向去。对于我们各部门的工作，这一次要来一个彻底的检查。会议决定：在《解放日报》上设批评与建议栏，用严正态度开展正确的批评，纠正无的放矢与无原则的攻击毁谤的态度。
4月4日 朱德在军政学院第一队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强调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重要性。讲话还指出：政治工作人员要以身作则，不仅简单地从政治上来动员保证，而且能够照顾到军队中的物质生活。
4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延安的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等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一）在学习与检查工作中，要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即言行）进行审查与鉴定工作。对各机关学校中的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不要平均看待，要使积极分子起模范作用。（二）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应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在整风运动中，表现有老三风不正与新三风不正，现在须要纠正平均主义、极端民主主义等。陈云指出：对于文艺界某些写不满文章的人，应采用个别谈话与自我检查的方式，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4月20日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进一步阐明整风的意义和方法。报告指出：整顿三风的意义非常之大，国民党说我们在转变作风，整顿内部，巩固内部，这是说得完全正确的。我们在做一件建设党的事，使我们党的工作更完善更健全。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改变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要干到底，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已经准备很久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特别是去年七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颁布以后，到现在已经有十个月了，作了很多准备工作。这次整顿三风，要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使所有的学生、干部都了解，重心在自己。我们在座的同志要以身作则，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要做模范。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都要写。中央领导同志分工对各系统进行领导。这次我们要搞出些名堂，使全党的面目为之一新，达到改变思想方法，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目的。总之，这次整顿三风搞得好不好，对目前，对将来，对领导整个革命，关系很大。
这篇报告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4月21日 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系统两千余名干部参加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讲话。讲话指出：整顿三风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要在我们思想方法上来一个很大的转变，也就是转变看问题的方法，分析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够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看问题。如果能够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我们就能应付各种黑暗局面，就能培养出大批能独当一面的坚强干部，迎接将来的光明。他还对各级干部对于整风的态度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5月2日—23日 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共一百多人。毛泽东先后两次发表讲话，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在五月二日讲话时论述文艺工作的重要性。讲话指出：在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我们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还要注意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的问题。
朱德在五月二十三日针对会议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发言指出：文艺工作者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是“投降”。我自己就是看到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由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https://www.daowen.com)
毛泽东在同一天作结论报告。结论分为五个部分，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他指出：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一）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把立足点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二）关于如何去服务，也就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中国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是普及和提高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三）关于文艺工作的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问题。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在抗日、民主、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四）关于文艺批评问题。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那么，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五）关于对文艺工作者的希望。希望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划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种区域的界限，毫不迟疑地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写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
毛泽东的讲话和结论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5月28日 毛泽东在高级学习组作报告。谈到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结合等问题，指出：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特别是延安，有大批的文艺工作者，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正式表明我们党欢迎并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只要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事实上，和我们合作的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变成了党员，他们的思想不但是抗日的、民主的。而且成了无产阶级的。我们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解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和工人农民、和军队结合的问题。如何结合呢？要向两方面的人做工作。一方面，文艺界的同志必须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这样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另一方面，要求我们的干部，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他还指出：要特别注意让那些成名的、有成绩的作家了解和掌握党的政策，来推动整个文艺工作朝着同工农打成一片的方向进行。
这篇报告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6月26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电报指出：国共一时不会好转，也不会决裂，是拖的局面。但到希特勒倒后，国际局面变化，势必影响中国，国共好转与民主共和国前途还是有的。我们好好做下去，争取此局面。
6月 任弼时撰写学习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中关于反对主观主义论述的心得笔记。笔记指出：毛泽东反主观主义的主要精神，是正确地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学习马列主义，不只是学它的字句，而是要学会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找出革命的发展规律，以便于具体决定政策。教条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因为它能装腔作势的吓倒人。我党过去很长时期内，即便是高级干部也并不了解拿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少数干部曾在国外学过一些书本上的理论，但不会真正把学到的原理原则与中国实际的革命斗争相融合，结果只是教条公式的搬运，对中国革命造出了很多的罪恶。这次党内提出反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就是正确地来提高我党的理论水平，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真实地密切地能够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带有创造性的马列主义。
7月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草案）》和《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草案）》。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有一个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的问题。中国民族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国民党五十年来都抓住民族这个口号，所以在人民中间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提出战后办法是有策略意义的。现在我们的政策，在形式上是改良的，实际上是革命的。七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宣言》和《将士书》在《解放日报》发表。宣言强调拥护建立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提出应有信心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调团结抗战及战后建设三民主义国家的问题。
7月9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电报指出：有一点须与你商酌的，即是山东的重要性问题。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估计到战后的一些复杂情况，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造成新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电报谈到整风运动时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7月20日 刘少奇写信给陈毅、饶漱石、曾山、赖传珠。信中指出：我们现在的一切工作，要在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的观点上。全国人民与根据地内人民的政治动向，是决定战后新中国动向的基本力量。我们在今后的一切工作中，就特别要注意吸引全国人民与根据地内人民在政治上倾向我们，并且能坚决地拥护我们，和我们一道共同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战斗。为实现这一目标，在根据地内就要切实减轻人民的负担，实行严格的精兵简政，组织与改善根据地内人民的生活。要显示我们区域与敌顽区域人民生活的本质上的区别。要使党员真正地推行民主及“三三制”。对于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要贯彻到底，不能敷衍了事，不能让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我们同志中存在与发展。
这封信节编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7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发言指出：敌后有两件工作未深入，一是整顿三风，二是精兵简政。在敌后根据地困难日益增长的环境下，必须使各根据地负责同志深刻认识这两项工作的重要性，中央应发出指示性的电报。整顿三风必须从上至下地在党内有计划地认真进行。精兵简政，要主动地定出办法。精简的比例是：全部脱产人员占老百姓人数的百分之三。要按这个比例，主动地、彻底地、有计划地执行。
8月4日 毛泽东复电陈毅。复电指出：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华中决定发展主力军和地方军的总数太大了，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现在华北、山东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到了明年必不能维持。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8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草案）》。王稼祥作说明指出：抗战以来，根据地的党、军队与党政军委员会形成“三权鼎立”，现在要解决问题，一方面从思想上解决，另一方面从组织上解决。解决的主要方针和中心思想是：缩减军权；提高政权；调整党政军民的关系。任弼时指出：现在地区分割，地方党更要建立一元化领导，以党为核心来领导整个党政军民工作，主力军应受当地最高党委的政治领导。这个决定于九月一日发出。
9月7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阐述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抗日的第五第六年，包含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这篇社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9月15日 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复电指出：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总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同日，毛泽东先后致电陈毅、朱瑞，通报国共恢复谈判情况，要求凡可避免的国共磨擦均须避免，指出：一切报纸刊物宣传，务使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
9月16日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团结”副刊撰写发刊词《团结的旨趣》。文章指出：一个人或一个政党，如果不愿做反省功夫而自满自傲，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和缺点，或者不善于看出自己力量之所在而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敢正视错误和改正错误，那末，这个人和这个政党就一定不免于失败。我们自信是忠于民族国家，信于朋友同志，且愿勤于所学的，但我们愿认真的检讨自己，我们尤愿接受大众的批评。
10月12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预言斯大林格勒一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社论指出：斯大林格勒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决定性的。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
这篇社论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0月19日—1943年1月14日 中共中央领导召开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到陕北前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清算了“左”倾错误对西北革命根据地造成的危害，检查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在思想、组织和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偏向。会议确定生产和教育是边区建设的两大任务，而以生产为第一。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发展。
朱德、毛泽东在开幕会上先后讲话。朱德指出：陕甘宁边区劳动力缺乏，过去我们组织生产运动，首先从军队着手，办工厂、办农场，成绩相当大，这叫屯田制度。现在这种环境逼得我们做屯田运动的工作，并且已经发生了效力，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从今春开始的整顿三风，是根据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新老党员的情况提出的。新党员没有受过马列主义的教育，有的只是民族斗争中的教育，老党员中的一些人是从遵义会议以后才纠正了过去的许多缺点，但许多人又增长了新的缺点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等。没有斗争便不能有进步。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符合中国的习惯的，但我们说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进步。还指出：我们的军队将来要采取朱总司令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开荒生产，建立工厂，减轻人民的负担。要重视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中央去年就有了决定。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我们这次所提出的“七整”——整政、整军、整民、整党、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做的。通过“七整”，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达到统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
10月26日、27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策略问题，周恩来两次致电毛泽东。电报建议：改变老一套的谈判办法，即最好多谈一般原则，不涉及具体问题，以缓和这次谈判的空气。二十八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出：同意所提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
11月16日 陈云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论述开展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和自由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克服自由主义的方法。讲话指出：我们在同一切反革命作斗争，同党内各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同时，我们还要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这就是自我批评。如果没有这一条，我们的党就搞不好。自我批评对于我们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共产党是干事业的党，做事就不可能没有错误。为了纠正错误，就要进行自我批评。只要对缺点错误估计得客观，不夸大不缩小，就不会丧失信心。克服了缺点错误，使自己指挥更正确，工作做得更好，会使威信更高。抗战以来，对于新的知识分子干部中间存在的一些问题曾采取一种自由主义态度。原因一是由于过去搞过火打击，现在走到另一个极端；二是处在统一战线的环境；三是新知识分子成分大量增加。要克服自由主义，第一，嗅觉要灵敏，主动发现问题；第二，要尖锐一点，不能明哲保身；第三，态度要坚决，一次不行就几次；第四，要有赏有罚，赏罚分明。
这篇讲话收入《陈云文选》第一卷。
11月21日、23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讲话的主要内容包括：执行党的领导一元化；要增强理论学习；制定口号、指示时，要考虑国际条件和外国的经验，但应以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为主；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要把党的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的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在统一战线中要灵活地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党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领导核心有两个条件，就是要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党建立铁的纪律，是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之一，也是区别于自由主义，建立铁的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整顿三风以后我们要有一次大的检查。
12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领导和精兵简政问题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地在今冬明春做到以下各项：（一）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军区、分区两级许多性质类似的机关合并办公，腾出大批干部加强下级。（二）要彻底地实行精兵简政。军队在抗战期间原则上不再补兵，全军准备在明年至后年缩小一半，由五十七万准备缩至二十余万，量小而质精，更有战斗力。地方党、政、民、学大大缩减，大批干部及知识分子派到区、乡去。（三）干部必须根据整顿三风的精神，实行自我反省，消除宗派主义余毒。
12月4日 朱德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他在分析了我们党过去犯“左”的幼稚病以及错误的东西能够统治那样久的原因之后，指出：我们党在二十多年奋斗中已经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这是在历史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不但在中国，而且世界上都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现在路线正确了，以后我们党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实行一元化。他还指出：服从组织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机械的，一个是自觉的。如果自觉的话，对的要服从，不对的要讨论执行，再向上申诉抗议，提出问题来，但组织原则一定要服从。
12月9日、10日 刘少奇在晋西北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群众运动及其他问题》的报告。关于群众运动的方法问题，报告指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应把农会放在第一位。农会工作搞好了，青、妇团体也会搞好的，工会工作也同样。群众运动一起，积极分子涌出，就要抓紧教育，树立农民的革命思想。这个教育搞好了，农民跟上我们走，就不会因为受一点波折而怀疑动摇。报告还指出：真正巩固的群众运动，一定要有群众的领袖。群众领袖是不能委派的。因此，要注意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使他们成为有威信的群众领袖。群众运动中如发生“左”倾过火的情形，必须正确地对待。应加强我们主观领导能力，力求正确地领导群众运动，防止右倾和“左”倾。
这篇报告节编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12月 毛泽东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报告是在大量收集整理有关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方面材料的基础上，对几年来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总结，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其中批评了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保守观点，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也批评了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观点；报告还强调了认真做好经济工作在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
这篇报告同毛泽东后来起草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章成为指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的基本文献。
这篇报告的部分内容分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和《毛泽东文集》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