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
1月17日 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怒斥何应钦指出：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次日，《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月19日 毛泽东、朱德等致电彭德怀并告刘少奇。电报指出：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将叶挺付审判，似有与我党破裂决心。电报并做了应付事变的部署。二十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指出：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在准备时期边区及晋西北方面不作大的军事调动，以免震动。八路人员暂时亦不发表反蒋言论。三十日，毛泽东再电八路军、新四军各级政治部指出：要动员民众团体发表文件，在报纸上发表社论，声援新四军。
1月20日 针对蒋介石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二十五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全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坚决抵制蒋介石的反动命令，继续在长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这个命令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同日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谈话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包括要求国民党停止挑衅；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谈话最后忠告：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月25日 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强调我们不能怕破裂。复电指出：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我们表明态度之后听凭蒋介石去处置，或者他执行我们的十二条，两党重归妥协，或者实行全面破裂。你们应向各方表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对立地位，除非蒋介石取消十七号命令及实行其他必要步骤，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路走，你们应迅即回延。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同日 关于对蒋斗争的策略问题，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电报指出：蒋的阴谋是各个击破，把新四军看成地方事件，我们却不能这样，必须把它看成全国性事件。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中间派的话不可不信，不可尽信。只有我们取坚决斗争绝不妥协的立场，才能真正争取中间派，否则中间派的动摇立场客观上是于蒋有利的。
1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发言指出：蒋介石一月二十七日讲话，说皖南事变只是所谓军纪问题、局部问题，我们必须说明是政治问题、全局问题、外交问题。我们要维持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但中共必须保持独立性。应公开批评蒋介石。任弼时指出：时局是否还有拖延的可能？如蒋介石停止向华中我新四军进攻，事实上承认以长江为界的局面，这种可能是有的。我们要争取拖延而不全面破裂。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在国民党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往来，惟对两党关系，须坚持我们十二条件，不再谈其他问题（如北移、扩军、边区等）。蒋二十七日讲演已转入辩护（防御）态度，可见各方不满。
2月1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董必武，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左权等电。电报指出：日寇乘蒋介石注全力于反共之际，集中兵力发起豫南战役，不论其军事结果如何，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以很大的打击，因他煽起皖南事变造成国共间深刻裂痕，敌乃乘虚而入。各地应强调宣传蒋介石此种全力对内的反革命作法，完全为敌人造机会，如不变计，必至闹到亡国；只有恢复国内团结，才能抗御日寇之进攻，挽救国家于危亡。蒋介石现允许华中我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已为恩来同志坚决拒绝。蒋在危急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
同日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彭德怀。电报指出：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第一个基本战略地区是鄂豫陕边。第二个战略中心是江南根据地，又分为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四方面。第三是苏鲁战区。这是目前华中的基本根据地，好像汉高祖的关中。
2月2日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就目前的政治和军事方针致电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董必武等。电报指出：敌有占洛阳可能，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我们的方针：政治方面，继续攻势，坚持十二条，在适当的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军事方面，八路军原地不动，仍不松懈准备，新四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黄克诚部即改新四军番号，新四军已成全国人民心目中极荣誉的军队，这是皖南代价换来的。统战方面，注意团结中条山、河南、湖北各友军，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
此前，一月七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电报预言：此次反共高潮可能是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这一次奠定基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月14日 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复电指出：蒋介石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除非投降），故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目前国共是僵局，但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但如敌不进攻则僵局会继续）。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目前让僵局存在正是有利，愈僵愈于我有利，愈于蒋不利。目前的僵仅政治上僵（国共关系上僵），军事上在我并不僵，因我并未去打他。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之攻势，我们的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2月17日 关于目前对反共军的方针问题，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有关负责人。电报指出：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这些办法目前都是有害的。新四军虽已无合法地位，亦不应该去大后方，暂时仍以限制于敌占区及其附近地区活动为原则。对八路军机动部队的准备亦然，目前也是准备，不是实行。在加紧准备机动部队中，必须抑制部队中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
3月2日 关于不出席国民参政会问题，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电报指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我不出席，他亦无可奈何。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他不答应，其曲在彼。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如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由于中共的强硬立场，在此次参政会上，蒋介石被迫保证“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3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和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财政方针主要是发展的方针，手段是票子。应当转变过去的紧缩政策，立即实行新的政策。要决心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私利不要妨碍人家，政府要实行纠正。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资本主义发展不要害怕，过去提党内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口号，后来改用反对贪污腐化的口号。
3月17日 毛泽东为《农村调查》一书写序言。序言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
这篇序言和四月十九日写的跋合编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3月1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的通知。通知指出：目前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因为，中国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依然和日寇对立着，不能不对目前紧张的国共关系，谋取暂时的和轻微的缓和。同时，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国内的情况和我党的政策，均不容许国民党在国共间继续过去五个月那样的紧张关系。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同时，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这个通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3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增强党性反对独立主义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4月5日 刘少奇写信给陈丕显并转各地委同志，强调要抓紧目前的民生问题。信中指出：我们要建立巩固的苏北抗日根据地，除开军事问题以外，民众的组织与武装及其抗日积极性的发扬，就成为我们建立根据地与长期坚持抗战的基础，所谓“兵民是胜利之本”，也就是这种意思。只有民众起来保护其本身利益的时候，民众才会或才可能以同样的积极性来保卫国家民族。因此，抓紧目前的民生问题，解除民众中若干迫切的疾苦，就成为我们目前发动民众抗日积极性与提高民众民族觉悟、阶级觉悟的中心一环。
4月20日 关于英美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及我们的方针，毛泽东复电周恩来。电报指出：在德国打击下，英国对苏邦交即将好转，美国亦将大体上取英国的步骤，决不能得罪苏联。中国英美派，顽固派，中间派及进步派中之动摇分子，均将在英、美影响下对苏献媚。英、美总方针是先对德后对日，决不敢对日本取强硬态度。我们方针是要争得蒋及国民党主体转变到亲苏、和共、改良的方向，而以维持他们的政权、承认我们的地位为条件。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5月1日 《新中华报》发表经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纲领共二十一条，对边区的政权、军事、人权、司法、农业、土地、工商、劳动、税收、文化、妇女、民族、华侨、游民、俘虏、教育、知识分子及外国人等方面的制度及法规作出明确规定。
这个纲领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5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我党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中的教训》的党内指示。指示总结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指出：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时期的两次反共高潮都证明：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5月14日 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电报指出：据报日军沿黄河增兵甚多，扬言渡河。又传日军于日前由平民抢渡，沿河民众甚为恐慌，西安粮价亦猛涨，正在疏散，人心惶惶。我军于此时机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次日，毛泽东等再电彭德怀等指出：八路军总部应不断向蒋介石等通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包括全华北的），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关系好转。
5月16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撰写发刊词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https://www.daowen.com)
这篇发刊词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5月19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报告深刻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批判了主观主义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报告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我们党内许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统一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报告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这篇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5月25日 《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写的代论《论目前战局》。文章指出：我们对于战争的政策，是独立自主，但这决不能解释为我们不去运用帝国主义中间的矛盾，尤其不能解释为我们不去运用英、美对日的对立和可能冲突，这犹之我们讲自力更生并不等于取消争取外援一样。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我们抗战的基本国策，运用友邦对日矛盾及争取外援，是服从于基本国策的对外政策。
6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发言指出：目前大局，可能德国继续反英反美，美国参战，造成长期战争；中国则继续国共合作，造成长期战争，长期磨擦。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要准备继续四年的长期战争。现在华北、华中要支持长期战争，就要加强政治工作，实行七分政治，加紧敌伪军工作，不要像百团大战那样硬打。现在国民党的方针，也不是大打，桂系将采取守势，日军将继续进攻中国。
6月8日 《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写的代论《论敌寇两面政策》。文章指出：敌人对我除军事进攻之外，还使用政治进攻的法宝，企图以诱降和分化来动摇我们的抗战意志，瓦解我们抗战的力量，以便利其征服中国，这就是敌人侵华的两面政策。我们的对策是针锋相对，敌人以军事的进攻和“扫荡”来，我们以各线出击和破击战回答他；敌人以政治的诱降和分化来，我们以反对投降和巩固团结回答他；敌人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来进攻我们，我们便以团结抗战来回答他。
6月22日 德军突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苏德战争爆发。次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个决定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6月28日 关于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电报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不但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在抗日一点上确是如此，在民主一点上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坚决的反对力量，但在我根据地内则大地主大资产家为保存其经济利益为向我作合法斗争亦可赞成我之民主政权。故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电报还指出：在中国孤立大资产阶级与俄国孤立资产阶级不同，在中国只孤立其反共方面，在俄国则是绝对孤立政策。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7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要求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决定指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决定还列举了党内某些组织和同志中存在的政治上的自由行动、组织上的自成系统、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并提出了克服这些倾向的办法。
7月2日—3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发表题为《论党内斗争》的演讲。这篇演讲总结了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论述了党内斗争的来源，党内斗争的必要性，党内斗争存在的错误倾向，讲清了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和方法。演讲指出：第一，党内斗争是一件最严重最负责的事，绝不可以草率从事，我们必须以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必须自己首先是完全站在为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为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错误和弄清问题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来进行；必须自己首先把事情弄清楚，把问题弄清楚，实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同时还必须是有组织地、有领导地、有准备地去进行。第二，党内斗争基本上是党内不同思想不同原则的斗争。在组织上，在斗争的方式上，在说话与批评的态度上，应该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商讨或争论，去求得思想上、原则上的一致。尽可能不采取组织手段及做组织结论。第三，对党的组织、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第四，应从总结工作、检查工作中来指出各种缺点错误。第五，必须给被批评被处罚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诉的机会。第六，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有明确的界限，也有适当的联系。不要将党内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外去使用，也不要将党外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内来使用。第七，禁止党内的无原则纠纷。
这篇演讲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7月7日 中共中央发表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宣言指出：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双方的决斗已经开始了。宣言提出了关于中国当前内政外交十项基本方针的建议，并重申：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愿与中国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人民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前一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宣言宗旨主要拉英、美、蒋，反德、日、意，但包括对蒋批评。力主团结之方针，以影响国民党的宣言。
8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分析了我党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现况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决定强调：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
这个决定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8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毛泽东发言指出：边区财经问题的主要矛盾有两个，一是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其次是出入口不平衡，相差甚大。解决矛盾的方针是：（一）发展经济。（二）使出入口平衡。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民营，部分公营。扩大国营企业不是新民主主义前期的事，而是新民主主义后期的事，只有在有了大工业时才能办到。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边币稳定。任弼时发言建议：取消一切不合理的公营工厂；开荒四十万亩，以增产粮食十万石。会议同意毛泽东等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陕甘宁边区工作方针的决定》。
8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央书记处工作及党内教育方针等问题。会议决定，在“七大”召开以前，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不变，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陈绍禹、张闻天、陈云、何克全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关于党内教育方针问题，毛泽东发言分析党内干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能把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去，提出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他指出：延安的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就像只教斧头本身，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延安研究哲学是空洞的研究，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不研究中国革命的本质与现象。首先应当承认我们党缺乏关于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才能真正实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我们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改造学习要采用革命的精神，对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彻底打破目前党内教学方法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张闻天等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并起草有关的决定。
9月10日—10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检讨党在十年内战后期（即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始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的时期）的领导路线问题。这是党在准备整风时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开幕会上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题报告，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报告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的十六条办法，主要内容是：要认识主观主义的严重性；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首先从政治局同志做起，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这次会议绝大多数同志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两个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下一步的整风奠定了认识上的前提。会议决定在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以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为中央学习研究组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各中央局、分局成立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部学习。
毛泽东的报告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9月13日 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他指出：一、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的努力。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二、调查和研究问题的方法。（1）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应当学习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和苏东坡研究历史的“八面受敌”法。（2）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十样事物中，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
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0月1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发言指出：关于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的结论问题，我准备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只作一个结论草案，提交七中全会。七中全会也只作结论草案，再提交七次大会作成党内的结论。毛泽东起草的结论草案的要点是：这条中央领导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具体说来，在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政治方面，在形势估计上，在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上，在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的解决上，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拼命主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草案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质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这个结论草案没有形成正式决议，它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后来被吸收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会上，毛泽东还指出这次讨论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领导路线，要从检讨过去错误中得到经验教训，使全党了解失败为成功之母。要采用治病救人的办法。他再次强调：现在我们党最缺乏的是对于中国实际的调查和研究，今后我们要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
10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针对本月十八日东条英机任日本首相的情况，指出：最近时局有到转变关头的味道。日本新内阁应估计为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日本有北进的危险，但尚未与英美妥协还不敢北进；南下可能性较大，但日本要准备战争，也不会立即南下，目前不会对我国有大的军事行动，但今后仍有大的进攻形势。国民党说不要悲观，实际上有悲观情绪，蒋介石又提三北政策（即日军北进，国民党军北进，八路军新四军北进）。现在我们党员中也有悲观情绪，这种悲观失望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路线仍须继续过去的方针，坚持团结，要团结就要进行斗争，我们要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要保证党的独立性。现在莫斯科危急，但德国的进攻可能已到最高点。
11月4日—6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发表题为《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演讲，系统地论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演讲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结合的具体形态，反映着党内的组织关系，确定党内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是保证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统一的具体形式。党员必须依照自己所处的地位来确定对上下、对左右的关系，以达到党内的团结，加强党的战斗力，推动党前进。这种修养就是党员在组织上的修养。党的所谓集体领导，即是集合全党的经验和智力，集合全党最好的意见和计划，使之成为一个决议案，成为一个方针。同时需要集体领导下的个人负责制。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是统一的。而为了达到思想意志的统一，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
11月6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会上发表演说，阐述了边区施政纲领的原则和意义，批评了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演说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关于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政策，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
这篇演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1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发言提出实行精兵简政的方针。他指出：财政经济方针须实行两大原则：一、精兵简政，调整人员。裁减的人员须使之各得其所。二、扩大收支，发展事业。扩大必要事业如文化事业等的经费。这次会议确定了精兵简政的方针。十八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精兵简政决议。
12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及中共的对策等。毛泽东发言指出：世界局势现在已明朗化了，日美战争爆发后已解除日苏战争的危险。过去蒋介石估计是三北政策，现在是三南政策了，对蒋不利。日军可能截断滇缅路，使蒋向南。日美战争爆发，对中苏两国有利之处有六点：第一，华北华中日军的“扫荡”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对边区的进攻可能会减少；第三，给亲日亲德两派一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建立第二条战线之可能。将来战争欧洲会短些，东方会长些。日美战争前途，最初对日会有利，战争会延长，将要二三年后英、美准备好才能决战。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英、美力量均向东打败日本。今后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要一打一拉，有硬有软，使它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关于工作布置，毛泽东提议中央发表一个声明，另发一个指示。在谈“三三制”问题时，他指出：过去并没有做好，没有使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三三制”一是分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扩大其矛盾；二是打破共产党的关门主义，集中民众的意见，要与非党干部接近才能感觉新的问题。对地主的政策，不要说削弱大地主的话，现在不应削弱。说削弱富农更是错误的，要让富农发展，不能削弱。
12月2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指示指出：一九四一年我根据地受了很大损害，应乘一九四二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集中精力恢复元气，坚决执行中央十二月十七日指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有计划地训练干部，在军事上是粉碎敌人可能的“扫荡”（任何“扫荡”必须坚决粉碎之）。世界大势及国内大势迫得国民党要作某种政治上的转变，但其过程仍是慢的，我党我军的宣传，务须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躁急。总之明年的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
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2月 陈云撰写《大后方党组织的彻底改组和扩大党外的活动》一文。文章指出：大后方党组织只有“党内小党外大”，才是它唯一正确的组织形式。必须让不够质量和只有退出才能保存的党员暂时退到党外，必须吸收中上层社会出身或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的具备条件的分子入党。党的组织形式切忌呆板一律，必须“杂乱无章”，以免被敌一网打尽。必须打破忽视党外活动的错误认识，党外活动愈扩大，党的隐蔽愈有效。必须打破孤立自己的关门主义和暴露自己的盲动主义，对社会人士只求大同不求小异，对国民党的揭露要以群众面貌出现，对革命工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上述基本方针同样适用于敌占城市的秘密党。
这篇文章收入《陈云文选》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