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
1月5日 关于新四军工作的方针，毛泽东复电陈毅、饶漱石。复电指出：同意你们在日军大举“扫荡”的严重形势下可能被迫在某些地区作分散布置的计划，惟浙东方面不宜去人。因为在国民党投降危险存在时期，我们向江南浙东发展是必要的。在此种危险已不存在，我们须准备在战后与国民党继续合作时，我们即须准备于战后开至黄河以北，这是总方针。电报还指出：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我们正与国民党谈判，将新四军编为八路一个军，取得合法地位，并答应国民党于胜利后开至黄河以北，以期继续合作，共同建国。
1月7日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长篇演讲，主要讲党的一元化领导、边区建设和领导方法、领导作风等问题。
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演讲针对向党“闹独立性”或把军权看得“高于一切”的现象，指出：没有思想和意志的一致性，就不会有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的，这对于党的队伍及其领导的军队将起着腐蚀和瓦解的作用。
关于民主问题，演讲批评那种不看实质，认为“边区政治距民主还有天远”，甚至说“民主政治，选举第一”，指出：这是把选举“偶像化、神圣化”的资产阶级观点。选举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一个方面，单单只有选举一项，并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的，今天边区的中心任务，不是选举，而是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也只有在这些建设事业中，才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动群众对于改正边区民主政治中的某些缺点的积极性。那时，选举的民主意义才更丰富，民主政治才能更进一步。
关于陕甘宁边区建设，演讲指出：我们掌握政权之后的基本任务，除开保持这一政权，使之不受敌人侵袭之外，就是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重要的是经济生活。只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然后政府才能富足。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也只有在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更加发扬人民拥戴这个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因此，经济建设是全部工作链子的一个特别的环节，紧紧抓住这个环节，其他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我们要在经济建设方面作出一些模范，开辟出一条在坚持抗战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寻找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规律。
关于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问题，演讲指出：要发扬党员和干部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在一县、一区、一乡工作的同志，都要善于按照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去独立地创造事业。我们所反对的独立性，是指那些想法与党分歧，又不执行党的政策，不服从党的组织“为所欲为”的现象。而对于符合党的政策的创造性是要发扬的。要使每个同志有勇于作事的积极性。如果能够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兼顾群众的习惯，大胆并细心地在生产事业中发挥大家的创造性，那就可以逐渐培养一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
这篇演讲的主要内容分别以《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为题，收入《任弼时选集》。
1月14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毛泽东作关于领导问题的讲话。他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话，阐明领导的真实意义，指出：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朱德讲话指出：各级军队干部，不仅是简单地做一个指挥员，而且要做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纪律，服从政府法令，倾听群众的一切呼声，向群众学习，爱护群众，帮助群众。
1月25日 关于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等三个问题，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复电指出：（一）在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形势是利于人民不利于独裁的。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七七”宣言是在这个基点上出发的。去年蒋约我见面，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也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就是精兵简政，除当前作用外，也有这个作用，我们既不准备打内战，无须多兵，兵少又可减轻国民党的畏惧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国人民的觉悟，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二）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改善生活的条件，一是减轻农民对地主的负担，即实行减租减息；二是减轻农民对政府的负担，即实行精兵简政与发展一部分公营经济；三是认真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及副业生产，增加农民的粮食收入及副业收入。（三）目前教育的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而不应放在国民教育上（不是不要国民教育）。以内容分，应着重思想教育，其办法就是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这是建党的基本政策。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其次是中级干部，再次才是下级干部。有些根据地把这个方向弄颠倒了。如果能在今明两年（抗战胜利前），经过整风与审查，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保存骨干与教育骨干这是今明两年的两个严重任务，高级负责人必须抓住这个方针。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2月7日 关于进一步改善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各战略区。电报指出：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好转，国方上层虽仍采拖的办法，而其局部与下层已发现迫切需要与我党我军调整关系的现象。我们应不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小的事件，主动地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各区应本此方针，按具体情况执行，并报告我们。如有磨擦事件，必须先经报告批准，不许自由行动。
3月10日 为贯彻毛泽东去年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要求，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刘少奇、陈云等在会上讲话。刘少奇指出：文艺工作者学习的基本方法，是直接向实际学习，直接从改造实际中学习。陈云在讲话中阐述了文化人首先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分工的问题，指出：党对做文化工作的同志要照顾，个人活动要多一点，但不等于说文化工作者可以不遵守纪律，不要学习马列主义和实际政治。文艺工作者写出的作品要反映这个时代群众的斗争，反映革命群众的感情。会后，延安文艺界提出“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口号。
3月16日、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调整及精简中央领导机构、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等问题。任弼时在会上报告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草案。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毛泽东在十六日的会议上作关于时局与方针问题的报告。关于时局问题，指出：德国是今年或明年被打败，第二条战线今年能否建立，现在还不能确定。鉴于日本的进攻，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中国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我们还要坚持两年到两年半。关于工作方针问题，指出：今年中央工作总方针是要从研究与指导两方面来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的目的。方针中还要增加我们的领导要联系群众一条。方法是要从下层总结经验，然后再加以指导，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
毛泽东的报告要点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3月19日 刘少奇致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并黄克诚、邓子恢，介绍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电报指出：在反“扫荡”时，要灵活地运用游击战、地雷战等战略战术；民兵数量不一定要很多，但质量要很好，要加强对民兵的实际的战斗锻炼及武器配备；在敌情特别严重的游击区，游击部队要根据不同情况运用不同的组织形式进行活动；切实注意争取日本俘虏帮助我们做敌军工作；在游击区与敌占区人民中的工作，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需要巧妙配合，争取各阶层人民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共同对付敌伪；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财力与人力的负担，将节省下来的人力用在生产上。
这封电报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4月13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他起草的《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第一号、第二号（关于领导方法）、第三号（关于克服自由主义）。毛泽东指出：党内与党外的自由主义是有区别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是进步的。思想自由与自由主义应有区别，党内有思想自由，但不能有自由主义。立场上的坚定性与策略上的灵活性要有区别。党内斗争也应有策略，过去反张国焘错误的斗争是模范的。会议决定以上三个指示照毛泽东提出的草案修改通过。其中第三号指示指出：自抗日统一战线成立以来，党内生长了一种自由主义倾向。自由主义是目前党内斗争中的主要的不良倾向，在整风中必须克服此种倾向，才能达到彻底整风之目的。整风有两个目的：一是加强马列主义思想与无产阶级纪律的教育；二是有步骤地清除内奸分子。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指示论述了开展自我批评的意义。
4月16日 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革命军队管理的原则》一文。文章分析了革命军队得以巩固的原因，指出：革命军队组织力量之巩固，是建立在自觉的革命纪律上，这种纪律的基础在于：全体军人对于革命、对于抗战建国事业抱有无限的忠诚与自我牺牲精神。在军内，上下一致，相互爱护，服从命令，万众一心；在军外，军民一心，绝对服从党的领导，遵守政府法令，爱护民众。此外，指挥员指挥正确，关心部下，甘苦共尝，以身作则，因而获得部下爱戴，虽挥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指挥员对部下的关心，首先应在政治上注意。其次，工作上关心，最后，是在物质生活上关心。文章强调：我们革命的目的既然在于建设新中国，因此，我们革命的军队就应该学会建设。
这篇文章节编收入《朱德选集》。
4月22日 毛泽东复信何克全。信中指出：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同日 周恩来写出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作《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报告提纲。报告从八个方面作了具体的阐述。关于领导者的立场，指出：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要有坚持原则精神；要相信群众力量；要有学习精神；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关于领导者与领导机关的关系，指出：一是领导的一元化，集中化与民主生活（讨论与分工）；二是个人负责制与个人领导——大后方环境更需要这一方式，但在集体领导下也并不取消这一方式；三是直接干涉与直接解决——这不是经常的办法，而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办法或是为了示范。关于什么是正确领导，指出：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必须组织正确决定之执行；必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的情形之审查。关于领导者的任务，指出：要抓紧思想政治的领导、组织领导，要慎重地挑选干部和分配工作，要审查工作人员和工作计划之执行情形，要面向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关于领导群众，结交朋友，指出：领导者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领导者要戒慎恐惧地工作。关于领导艺术，指出：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要顾全大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关于工作方法，指出：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从实际工作中规定和审查政策；要用革命的精神改造工作；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用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用命令的方式。关于工作作风，指出：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在目前，特别应反对马虎主义，空谈主义，自大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以及破坏党和军队传统的现象。
这篇报告提纲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5月8日 关于目前不要刺激国民党等问题，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并告林彪。复电指出：斯大林“五一”声明后国际形势将好转，第二条战线今年可能开辟，今冬明春可能击败德国，国民党可能对我好一点，目前彼方可能不发动宣传攻势，故我们不应先作公开声明，只作文电声明及口头解释。《解放日报》及各根据地报纸还是一点也不刺激国民党。此后，毛泽东针对国民党正在寻衅发动反我斗争的情况，多次致电彭德怀、周恩来，要求我军配合作战部队必须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任何冲突，不给国民党任何借口。
5月26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五月十五日《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会议作出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向大会作报告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正如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报告肯定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建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组织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事业上，特别是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上，有巨大的功劳。同时指出：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现在共产国际没有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担负了极大的责任，从而发挥高度的创造力。报告强调团结的重要性，指出：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党的干部应当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毛泽东的报告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6月1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着重论述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两个领导方法，指出：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决定还指出：在运用这些领导方法时要注意抓住中心工作，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这个决定以《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同日 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复电分析国民党军的现状指出：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CC系与复兴社）五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渐增长。彼方对东条扶汪倒蒋新政策毫无对策，投降者增多，战力大损。英、美仍是集中对德，援华甚少，口惠实不至，彼方无丝毫办法。国民党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天天宣传我党“罪状”，打击我党威信，厉行特务政策，企图从内部破坏我党，此外亦无办法。甘、黔、川、陕民变四起，规模甚大，除镇压外，无他办法。党内纷争不绝，有增长趋势。凡此均使抗战局势，处于日益困难地位。抗战还须准备三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复电谈到今后我党的工作指出：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对人民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应坚持一年计划）；二是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来后方学习）。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6月6日 关于紧紧抓住整风这个关键，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电报指出：整风前一阶段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因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有在后一时期（今年下半年）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着重提出反对自由主义错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自由主义。如能在今明两年真正做好整风和审查干部，就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请你紧紧抓住此关键。
同日 针对彭德怀四月七日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电报指出：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6月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任弼时撰写《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文章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的强烈的群众观念，他的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他使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习与工作一致。他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同时使群众的斗争脱离盲目性、自发性，成为自觉的运动。他号召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每个干部，在整风学习中，都要努力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使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更加统一与团结，使党与群众的联系更为密切。
这篇文章收入《任弼时选集》。
7月1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举行的干部晚会上讲话。讲话阐述目前局势及我党的政策，指出：过去一年里，世界的战争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法西斯侵略者已经丧失了主动权，主动权转到了同盟国的手里了。今后的问题，是要彻底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这要分为两步，首先打败德国，然后打败日本。今后的一年，很可能是欧洲决战的一年。对于中国战场，打倒了希特勒，解决日本便会是很顺利的了。讲话强调：这一次的反法西斯战争，必然要创造出一个更加进步的世界，一个更加进步的中国来，这就是大方向。有了大方向还需要有政策。我们党的政策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对全国的政策，这就是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至于抗战胜利以后，我党仍然希望与各党各派继续合作，共同建国。二是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几年来我们创造了许多新东西，例如反“扫荡”、反“蚕食”、生产运动、土地政策、“三三制”、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护军队、整顿三风等。这些政策还要继续执行，一切为了战胜敌人，为了克服现在的困难，迎接将来的光明。
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同日 为防止反特活动扩大化，毛泽东致信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登载以下几句话：“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上述的正确路线成为后来中共中央关于审干工作的九条工作方针，为纠正审干工作中发生的逼、供、信错误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封信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7月2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宣言分析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与法西斯侵略同盟两大阵线所发生的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及其意义，指出：在中国抗战的第七年，为了克服现有的困难和准备好将来反攻时的力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四项建议：应该加强作战；应该加强团结；应该改良政治；应该发展生产。宣言重申了去年中国共产党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中提出的战后合作建国的主张。此前，六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宣言》草案时，同意了刘少奇的提议，在《宣言》末段增加“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一语。
这篇宣言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7月5日 王稼祥写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文章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https://www.daowen.com)
7月6日 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文章阐述中国的孟什维主义的特点指出，他们在形式上是以“反孟什维主义”出现的，是以“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国际路线”等等形式和词句出现的。他们在这些美丽的形式和革命的词句掩盖下，来宣传与实行实质上的孟什维主义。文章号召：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这篇文章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7月7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付国民党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发动的反共宣传问题。毛泽东指出：此次蒋介石、胡宗南调集河防兵力积极准备进攻边区，是他们估计日本会进攻苏联，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而对我们实行的反动进攻。我们过去两年采用不刺激国民党的“和国”政策，保持了两年多的比较平静，是正确的。现在情况变化，就不适用了，而要采用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会议作出了决定，反映了毛泽东的上述意见。
7月12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社论针对胡宗南秘密部署部队，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企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情况，呼吁爱国的国民党人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社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用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和惩办汉奸卖国贼，而极力反共、破坏团结抗战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行径，提出严厉的质问和抗议，指出这是一种亲痛仇快的行为。社论指出：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中央社于七月六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
这篇社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7月13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国民党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中共的对策问题。毛泽东在总结了国民党不得不暂时和缓进攻边区的形势之后，指出：中央今后除继续在全国贯彻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六大政策外，并须利用这次事件迅速进行下列各项工作：实行政治攻势，打击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在军事上实行必要的准备，调若干兵力来边区及晋西北；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党内与人民中的阶级教育；进行揭露国民党种种罪恶行为与反动思想、政策的宣传工作，以对抗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刘少奇指出：在宣传工作上应采用新的方针。不要怕蒋介石投降分裂。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要痛驳。
7月21日 关于公布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毛泽东致电董必武。电报指出：此次反共高潮虽稍示缓和，但蒋的军事准备决不会放松，政治压迫亦必会加紧。我为彻底揭穿其阴谋并回答其自皖变以来的宣传攻势计，除已发之通电及解放社论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此书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很大影响，收到了积极有力的效果。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7月30日 关于审干方针及在敌后的八项政策等，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各中央局等。电报指出：敌后整风请督促务于今年切实办完，以便从明春起开始全面审查干部，明年一年办完。电报重申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强调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前电所述六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所谓阶级教育即是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教育，不是离开统一战线的孤立的阶级教育，对外不提阶级教育名称。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8月2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晚会上发表演说。演说阐述三年来的国际国内形势，批评国民党当局在抗战问题上的种种错误想法，指出：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是有办法的，办法就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办法就在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中间！办法就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手中！二十二年党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讲演提出，要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奋斗到底。
这篇演说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8月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我们要干两个革命，要使两个革命在我们手里取得胜利。讲话指出：第一，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民主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关于什么叫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指出：就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全国广大人民参加的，基本上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是我们现在干的头一步的革命。关于第二步的革命，指出：我们将来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但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有经济的条件，有政治的条件，包括全国大多数人民相信共产党的领导。还指出：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当然，我们共产党也要进行宣传，要根据群众的实际情况去讲，不要犯教条主义，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讲话最后指出：要进行两个革命，都要在我们手里完成，就要造就一个真正符合四条标准的，即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遵守纪律的革命政党。我们这一辈子就干这两个革命。
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8月13日 毛泽东致电中共各中央局、分局，通报国民党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的情况。电报指出：我党政策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大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与反共阴谋，对抗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并准备自卫实力。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和《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两个重要文件，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
8月18日 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一文。文章指出：加强教育，提高战斗力，训练自己成为国家民族的劲旅，成为党无战不胜无坚不摧的铁军，乃是我们部队目前重要的任务。军事教育和其他的事情一样，也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把旺盛的士气同掌握技术结合起来，我们的作战能力必然会更加提高。文章论述了学习军事技术的重要性，强调要老老实实地学。
这篇文章收入《朱德选集》。
8月30日、9月1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三年来大后方工作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国民党对美国很迷信。中间阶层面大，但组织弱，行动散漫，斗争经验缺乏。现在大后方通货膨胀。从我们来说，大后方的工作要服从根据地的基本利益。大后方的工作方针是争取无产阶级对中小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过去陈绍禹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我们主张：积极抗战，反对消极抗战：坚持团结，不怕分裂；同国民党平等合作；真正进步，反对落后倒退；争取外援，反对依靠外援。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我们对党内教育的口号应是争取好转，不忘逆转，争取合作，警惕突然事变的到来。
在八月三十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讲了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指出：国民党这次对我们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确实被打下去了，现在蒋介石下令停止“取消中共”的宣传。我们同国民党合作，国民党的政策是两面政策，抗日与反共。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陈绍禹同志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路线是错误的。陈绍禹同志抹杀国民党内部的区别，反对抗日阵线中有左、中、右之分，只分抗日阵线和非抗日阵线。他认为中国是被侵略国就没有法西斯主义。现在证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加反动了，如出版《中国之命运》，调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又更软弱了。毛泽东还指出：陈绍禹同志一九四一年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论》要修改；两年来他还向人宣传中央路线是错误的。
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继续举行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
9月7日—10月6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检查讨论党的路线问题。这次会议是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以统一高级干部思想，为召开党的七大作准备。
毛泽东在会上多次发言并作小结。他指出：十年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王明（陈绍禹）是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秦邦宪）是执行者与发挥者。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六届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说，目的是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慢慢觉悟。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六大以来》），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另一个关键就是今年中央的九月会议与高级干部现在的学习。毛泽东在小结中指出：我们是要团结的，但办法是要大家觉悟起来，犯路线错误的、犯个别错误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的是非，才能真正团结。党内斗争的方法，这次要避免党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错误斗争的方法，那样的方法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直到前年九月会议和整风，才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现在的斗争还是继续整风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在九月九日的会议上，朱德发言指出：抗战以后的王明路线的实质，是在统一战线中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忽视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自己的力量；对党内，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来指挥中央，党内关系也采取统一战线一打一拉手段，因此，形成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的特点。他还指出：陈绍禹有共产国际招牌，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把人吓住了。毛泽东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办事的本事。
在十月六日的会议上，刘少奇发言指出：在党内七百干部中间自由讨论党的路线，是一种很重要的事，是一种党内斗争。过去党内斗争传统有许多不好的，这一次应该有意识地造成健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除了思想上解决问题外，还要在组织上打散宗派。这要注意有正确的方法：首先，要有自由批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应有这种精神准备，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的展开。党内历史有许多不清楚的，要组织几个报告，要留下些文件给后代。
毛泽东在这一天的会议上指出：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要发展自觉性，也要适当地将军，内力外力合作，才会有成效。对时局问题，他指出：今年国民党搞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的方针是后发制人，不为戎首。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骂了我们八个字：“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又拉了一下：“政治解决”。我们从今天起，对国民党的揭露在《解放日报》一律停止，但阶级教育、反特务斗争继续进行。
会议期间，周恩来系统回顾了党的历史，分析了党成立以来几次出现路线错误的国际原因和社会根源。他指出：在这几次错误中，陈绍禹的教条更完备，还有“国际”的帽子，又有米夫做后台，这样才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9月21日 刘少奇在阅读王明（陈绍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后写读后感，指出：王明等人与李立三的争论，在路线上说来，是没有严格的原则的区别的。王明在许多地方的谈话，比李立三还更“左”些。四中全会开始了党的危机，以致使党使革命受到空前的损失。如果完全照事实和真理来说，四中全会对党是不独无功，而且有莫大的罪恶。
9月21日—27日 周恩来对王明（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写出题为《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的长篇笔记。他指出：在国际形势上，王明是急于要证明中国能首先胜利；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王明是急于要转变；在时局估计与任务上，王明是强调高潮，急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在党的任务上，王明是急于实现全国的进攻路线；对长沙事变，王明认为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证明，而怪立三事先未作准备，所以不能坚持。关于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的认识，周恩来指出：仍然不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把攻占某些大城市看作四中全会前后的任务；在配合援助苏区、粉碎敌人“围剿”的任务问题上，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武装保卫苏维埃”的口号教条式地搬到中国来，造成极坏的影响；对全会决议中的“关于立三路线施行恶果”，没有作应有的分析；四中全会决议所批评的三中全会的有些错误，同共产国际指示有关；四中全会决议并未解决任何当前紧急的问题，却给了党以无穷的恶果。
9月28日—29日 周恩来阅读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笔记，认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者们之所以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除国际原因外，还同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为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所迷惑有关。
10月1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关于减租，指示指出：秋收已到，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关于生产，指出：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不注重发展经济，是错误的。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关于拥政爱民，指出：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关于十大政策，指出：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只要全党认真地实行这十大政策，就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
这个指示的前三部分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指示中关于十大政策部分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10月5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党史学习的名单和分组情况；学习时间暂定为三个月，开始从抗战后入门，然后再回到大革命、内战及抗战时期的问题，并向政治局提议在参加学习者中间公开宣布允许讨论党的路线问题。会议还决定在《解放日报》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社论后，《解放日报》从十月六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看一看国民党是否有政治解决及缓和时局的趋向。但地方报纸仍应继续揭露国民党。
10月14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第一次在较大范围公开点名批评王明路线。报告指出：王明路线曾企图占党的统治地位，一九三八年时曾危害过党，直到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王明路线的四个特点是：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报告具体阐述了党在抗战中提出的十大政策，指出：当前各根据地最中心的任务是四项：第一是对敌斗争；第二是发展生产；第三是整顿三风；第四是审查干部。四项做好，党即可巩固，现在还只相当巩固，还不十分巩固。报告在谈到发展生产问题时，强调了合作社的重要性，指出：经过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的农民劳动，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合作社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要想到群众。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报告还阐述了马列主义的方法论，指出：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篇报告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11月13日—27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批评陈绍禹在十年内战期间和抗战初期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系统地回顾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着重批判了陈绍禹、秦邦宪等，指出：他们顶着国际和马列招牌，欺骗全党，全党要从这个骗局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很好的步骤和方法是很危险的。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陈绍禹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陈绍禹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作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初期党的路线问题，陈绍禹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四个原则错误，即：速胜论，运动战，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组织上闹独立性。但陈绍禹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讲到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教条宗派分化出来的人是应当欢迎的。遵义会议不是稼祥、闻天分化出来是开不成的。他们二人不管过去怎样，但是做了对党有利的事。所有经验宗派的人，与教条宗派是有区别的，大多数是被欺骗的，不觉悟的。他们常常被教条宗派利用“共产国际”、“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诱所蒙蔽，所迷惑。他在结束发言时强调：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
11月13日 毛泽东为中直、军直第二届生产展览会题词：“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庆祝今年生产的胜利”。
11月29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组织起来》的讲话。讲话论述了开展生产的重要性，组织合作社的意义以及如何组织群众的问题，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
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2月17日 毛泽东致信刘少奇。信中对刘少奇六月二十八日致续范亭信阐述的几个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关于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指出：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关于思想在根本上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主观在根本上不能离开客观而独立存在的问题，指出：这是两个问题，思想不能离开物质，精神现象是人脑的属性，讲的是脑子与脑子的属性的关系，一种物质运动形态与别一种物质运动形态（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主观反映客观，讲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关于人的社会性，指出：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关于是非善恶的问题，指出：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这封信的主要部分以《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为题，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12月22日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致电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对太行区发展贸易提出意见。电报指出：太行最主要入口是盐，出口是核桃、花椒。在敌人加紧经济封锁情形下，政府须确实掌握调济市场，稳定粟价，推销花椒出口（怕封锁）换取必需物资入口（主要是盐）。并请注意克服政府中某些同志手工业生产上的垄断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