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
1月9日 就新编平剧（京剧）《逼上梁山》，毛泽东致信该剧编导杨绍萱、齐燕铭。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1月10日、11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聂荣臻关于晋察冀边区的工作报告。谈到政权问题，毛泽东插话指出：虽然非党人士比党员少，但能吸收中间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使我党有所顾虑，不致变成清一色。现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只有几个非党人士，有很大的影响，能进行合法斗争，这种法治的斗争能够教育我们。谈到整风审干，插话指出：过去延安重视知识分子，不重视工农分子。“抢救运动”以来，又走到完全不相信知识分子。现在应估计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谈到百团大战，插话指出：在群众中应该说打得好，在高级干部中也要说明百团大战是英勇的，只能在战术上加以说明。谈到国民党问题，插话指出：除非国民党下决心跟我们破裂，否则我们不应与它破裂。
1月1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给各地电报。电报指出：为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见，请你们通饬有关各部队，对于国民党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我应执行自卫原则。如发生大的事件，须先行报告，待命处理。二月四日，毛泽东要求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九日，毛泽东等致电邓小平等指出：日寇有进攻西北企图，阎锡山部东进目的在挑起国内冲突缓和日寇进攻，我们万万不可中计。阎部东进无论多少，我军应让出一块地方，坚持不打政策，至少六个月内不得发生冲突。
2月24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七大的准备工作等。关于党的历史问题，会议统一了对五个问题的认识：（一）陈绍禹、秦邦宪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成立临时中央与召开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合法手续不完备，政治内容也不好。（三）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关于七大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包括党章）报告。
2月26日 关于在审干坦白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毛泽东、康生复电邓小平、滕代远。复电指出：因为反奸斗争是一种隐蔽的尖锐的斗争，所以在发现特务之后，特别是进入坦白运动之时，党内倾向就容易转入“特务如麻”、“草木皆兵”的情况，而且从右到“左”的时间可能是很快的。因此应注意下列问题：要灵活地运用坦白运动，不要机械地搬运延安各机关的经验；要正确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不要把一切从敌区及国民党区来的学生、知识分子等等，都看成是特务分子，不可将一切敌后或大后方党的组织或左倾革命团体，都看成是红旗政策的特务组织；在坦白运动中，要不断教育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搜集真凭实据，不要轻信口供；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不超过可疑分子的百分之五）的原则。要在干部和群众中深刻地广泛地进行反对逼供信的教育，订出一定的条例，宣布一定的纪律，而且要随时进行检查工作，时时地反对逼供信的错误。
同日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上讲话，主要谈边区的财政政策问题。讲话指出：边区是建筑在私有基础上的互助合作经济，发展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这种经济结构使我们的生产力发展很快。与国民党比较，我们是向上发展，他们是向下发展；他们虽有外国援助，但没有出路。今后财政、金融、贸易最基本的还是生产问题，生产这个基础稳固了，其他问题容易解决。对外贸易机关必须与合作社结合，争取出超；金融工作的基本方向是稳定边币，银行除了发行货币外，基本任务是发展公私经济，稳定金融；财政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开源节流，收支平衡，最大的办法是生产和节约。
3月1日 针对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允许于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的情况，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指示指出：（一）国民党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二）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三）除我党代表已参加重庆方面国民党召集的宪政协进会会议外，延安亦已举行宪政座谈会。各根据地亦可于适当时机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借以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并向党内干部说明党对宪政运动的政策，防止过左过右的偏向，检查“三三制”执行情形，力求巩固与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
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3月5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二月二十四日中央书记处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的五项决定，并作关于工作作风和时局等问题的讲话。讲话指出：关于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问题。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与反李立三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这一次我们要在思想上弄清楚。过去没有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者只是惩罚。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必然性，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这个方针现在就要宣传解释，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关于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不要一切否认的问题，讲话指出：当时我与秦邦宪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争论是在没收土地后秦邦宪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关于对六大的估计，讲话指出：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革命性质，提出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提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毛泽东的意见，得到政治局会议的赞同和批准，成为政治局的结论。
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3月22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发展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讲话提出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4月3日 刘少奇就解决华中财政困难问题致电赖传珠，提出用奖励的方式刺激生产热情。电报指出：为刺激各部队、机关、学校的所有人员都有高度的生产热情，必须在制度上规定各单位生产所得，一律用以改善各单位的生活，凡生产得最好的单位，公家不独不扣除它的预算，少发它的经费，相反，公家应再给它以奖金。如此，全部人员的生产热情才能大大提高。
4月5日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致电罗荣桓、黎玉、萧华、李作鹏并告滕代远、邓小平，提出目前政策中心是拉蒋抗日。电报指出：近日，日将库页岛权益还苏，北和苏联，南抗美、英，进攻中国（打通平汉路甚至粤汉路），“扫荡”敌后，东条此项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故争取国内平静，准备拉蒋抗日，是目前政策中心。
4月7日、8日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题为《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演讲，主要讲四个问题。
关于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点，演讲指出：边区已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在私有制基础上逐渐由分散的个体经济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一种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这种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并不消灭私有，只是限制剥削，奖励劳动；劳动增产的成果，仍归个人所有，使私人经济更合理地发展，因此我们能用开展劳动竞赛的办法，充分发扬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和社会经济的活力。
关于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演讲指出：对于当前财政金融的波动问题，我们除了调整政策，理顺关系外，最中心的紧迫任务，就是更进一步地努力生产，这是保障内外贸易平衡，稳定金融，提高边币信誉，稳固财政的物质基础。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复杂的，犹如指挥作战一样，如果不能正确地判断情况，灵活运用政策，就可能遭受失败。财经工作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每项有关经济的措施和政策的决定，都要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生活的安定与否和政府财政的收入；经济上的措施一旦弄错，就可以很迅速地招致极大的危害和损失，因此，在边区党的面前提出学会经商、搞好贸易的任务。须知商业贸易是有数千年的发展史，积累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学问，绝非一个门外汉所能立即精通的。
关于全面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问题，演讲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为了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而一切只能够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要失败的。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的。各根据地党委要下决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策而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让他们参加贸易、金融、财政机关的工作，这不仅是为着解决目前的问题，还要使他们专门向贸易、金融、财政和管理企业方面去发展，培养成为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才。这是在我们全党面前已经被提出来的严重任务。
此前，毛泽东于四月三日对任弼时的这篇演讲稿作了修改。在演讲稿“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它是为着经济发展的，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一句之后，加写：并且还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需要我们拿建设榜样给他们看，才能作得到。在演讲稿“在这次高干会以后，应当是可以引起全党来在思想上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的重要”一句之后，加写：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
这篇演讲收入《任弼时选集》。
4月11日 谭政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这篇报告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与主持下由谭政起草的。当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正在从政治工作的方向、制度、作风对部队进行全面的检查。初稿写出后，毛泽东作了修改，加写三千字左右，主要阐述共产党的军队与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二十日，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学习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的通知，指出：这个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
4月12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学习问题与时局问题的报告。报告传达并进一步发挥了三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几个历史问题的结论，指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也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报告还提出：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解除精神上的许多负担。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这篇报告对全党的团结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这篇报告和毛泽东五月二十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的报告合并整理成《学习和时局》一文，于同年七月发给各地，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4月15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共关系和林伯渠去重庆谈判问题。周恩来发言指出：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毛泽东指出：这次总的态度是不卑不亢，表示我们想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示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与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感觉我们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是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盟。对英、美主要是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二十九日，林伯渠离开延安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4月29日 关于李健侯所著《永昌演义》一书，毛泽东致信李鼎铭。信中指出：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
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5月10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召开中共七大问题。会议决定：（一）七月召开预备会，八月召开大会。（二）各种公开的决议及发表的演讲内容必须是能给党员、民众和中外人士看的；必须是说理的，人家驳不倒的；必须是已经成熟的中心问题。各种报告及指定发言要在五月内写出提纲，六月上半月写成文稿。（三）正式大会前先开预备会，时间一个月。大会的部分议程公开举行，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四）组织准备报告委员会。其中，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组成，任弼时负责召集；在七大前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五月二十日左右举行首次会议，以通过大会准备事宜。
同日 朱德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讲话，号召在生产中要改进技术，提高质量，不要粗制滥造地追求数量。讲话指出：要反对两种不良倾向。一、不从先公后私的原则出发，不从政治上去教育工人，而是只用工资来刺激生产，迁就少数工人的落后意识，这是经济主义的倾向；二、不好好做工作，不管技术高低，要拿同样的工资，这是平均主义的倾向。工人应参加工厂管理工作，但不要极端民主化；工厂管理要靠厂长领导，但厂长不能有官僚主义，不能脱离群众，要时刻注意改善工人的生活。各厂要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发展。互相交流技术经验。要学习社会主义精神，不要学习封建社会里的保守思想。
5月15日 毛泽东致电林伯渠。电报列举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关于全国政治者三条，即：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关于两党悬案者十七条，主要内容有：中共领导的军队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要的各项设施；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请政府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请政府撤销对于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请政府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民主地区办党办报等。随后，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方面意见，将二十条改为十二条，并将拥护蒋介石及执行四项诺言写入十二条中。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5月20日 刘少奇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讲话。讲话指出：要中国强盛起来，必须使中国变成工业国。我们将来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这是我们奋斗的远大目标。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学习和研究，把办工厂当做一门学问，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它。
这篇讲话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5月21日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七中全会的两项任务（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并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报告指出：这两个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这个方针最初决定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窑堡会议，直到现在都是为执行这个方针而斗争的。报告还谈到七大以后准备夺取城市的问题，指出：我们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做城市工作。谈到近期的国共谈判问题时指出：前途不外两个：一仍是拖；一是解决部分问题，如军队问题、边区问题、防地问题、在个别地点办党办报问题。他们如决心解决这四个问题，我们应准备接受，向全国表示我们愿意搞好国共关系。
会议通过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会议同意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并形成决议。会议通过七大的议程及报告负责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组织及修改党章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任弼时作党的历史问题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讲演。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从本日开始，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结束。
毛泽东的工作报告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5月22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论述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讲话指出：边区的工业，其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是最有发展前途、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敌军，百分之九十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是，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同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关于时局问题及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时局的特点是随着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共在国际国内的地位提高了。林伯渠出去同国民党谈判、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战役中溃败、中外记者团将来边区，这几件大事，暴露了国民党的弱点，解放区的大门打开了，边区将对全国发生影响。关于中外记者参观团问题，报告提出了需要注意的事项和接待的方针，指出：我们必须把握民族、人民和党的立场以及主动、真实、诚朴、虚心和认真这样五个原则。中外记者参观团一行二十一人于六月九日到达延安。
5月29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群众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讲话指出：领导群众运动的原则，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根据群众切身的经济和文化要求去组织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发动群众参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做群众工作的同志首先要对群众负责，不要把对党负责与对群众负责对立起来，对群众负责就是对党负责。测量一个同志是否对党负责，首先要看他对群众是不是负责。(https://www.daowen.com)
6月12日 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并回答提问。谈到六月六日英、美军队在法国诺曼底地区对德军实施战略性登陆作战，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他指出：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现在欧洲已进到决战阶段了，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谈话中，他主要谈了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问题，指出：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
这篇答记者问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6月14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社论指出：欧洲与太平洋早已转入进攻，欧洲且已进入决战阶段，但是日寇还在向中国进攻，中国不但还没有转入进攻的迹象，而且还不能停止退却，这是今天中国的新形势。中国境内也有两种情况，敌后战场在进攻，正面战场在退却。这是什么理由呢？原因很简单，共产党坚持团结与民主，在那里充满抗敌卫国的爱国精神与再接再厉的朝气。国民党不然，没有团结与民主方针，已属中外皆知；只知伸手向同盟国要东西，满心依赖同盟国打日本，很少自力更生的意图与计划。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即刻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修改自己的政策。惟有团结与民主，离了这些，军事危机是无法解决的。目前最严重的任务是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
这篇社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6月29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事使团来延安和国共谈判问题。会议决定：对美军事使团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
7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最后驱逐日军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一定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队，在现在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军事训练就是练兵，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政治工作，根据古田会议决议及谭政报告，须作一次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一年大整训期内，不但要整训全部主力军与游击队，而且要整训全部民兵与自卫军。
7月13日 关于大资产阶级特别是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有无革命性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复电晋察冀分局，指示他们多研究实际而少争论名词。电报指出：还在抗日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在其抗日一点上是有革命性的，应该联合的，这是主要的；但其抗日不积极，又反对民主，故其革命性不大。在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敌友我三方均有武装与政权，阶级力量的分合变化极其复杂，有时并极其迅速而巨大，套用战略策略的简单公式已往往不能解决问题，但以人民群众（工、农、小资产阶级）为基础，根据各阶级对革命的具体态度，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分子各个击破的总方针则决不会错。望你们告诉同志们，叫他们多研究实际而少争论名词。
7月14日 毛泽东会见英国记者斯坦因，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关于是否有可能改变“共产党”的名称问题，毛泽东指出：各国的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将不能指导中国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把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适用于中国社会。关于“中国第一”还是“共产党第一”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提的问题等于是问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亲，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并不是说我们就忽略了中国文化遗产及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价值。接受中国古代思想或外国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过来，它们必须和中国实际情形结合，根据实际情形而实行。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中国历史遗产和外国思想，盲目地接受和盲目地拒绝，我们都反对。我们中国人必须以自己的头脑来思想，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7月15日 毛泽东致电李先念和各中共中央局、分局。电报通报时局近况，指出：（一）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湖南作战中大溃败。（二）国民党政府直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并未减少，封锁依然存在。（三）英、美、苏记者到边区一个多月，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四）国共谈判无进展，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关于军队只承认我们十个师即十万人的名义，关于政权只承认陕甘宁边区一处，我党提出的其他要求都不答应。要根本调整国共关系，必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五）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六）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三个敌后战场，近几个月有新发展，消灭了许多敌伪军，夺回了许多土地。在人民面前，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但是我党困难仍是很多的，日军将向我们施行残酷进攻，经济困难依然极大，决不可粗心大意，失去警惕性。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8月12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社论指出：衡阳失守，是国民党政府和统帅部不要民众与自愿放弃主动权的消极战略的结果。政府的措施中，没有一件是号召和组织民众起来参加保卫衡阳、保卫西南与西北的。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国民党包办，不要人民干与。社论还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国民党有识人士其思之。
这篇社论中毛泽东加写的内容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8月18日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示阐明了党的外交工作的性质、内容和原则立场，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不应看作是普通行动，而应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在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下，以共同抗日与争取民主、扩大我们的影响为中心内容。指示强调：我们办外交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的错误观念。一方面，要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
8月20日 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山东军区、新四军军部。电报希望他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收集日本海军的船舰等在青岛、烟台、连云港出入情况，以便供给盟军。并望他们专门建设这种情报工作，供给中央军委。此后，毛泽东又多次致电各地，协助美军作战，指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
8月23日 毛泽东同谢伟思谈国共关系问题。谈话指出：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国民党已在忙于为发动内战制造借口。我们可以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十分确定的。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国民政府应该立即召开一次临时（或过渡的）国民大会，应邀请一切团体派代表参加。在人数分配方面切实可行的妥协可以是，国民党大概占代表数的一半，所有其他代表占另一半，蒋介石将被确认为临时总统。这次临时国民大会必须有全权改组政府并制定新的法令——保持有效到宪法通过之时为止。它将监督选举，然后召开国民大会。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
8月31日 毛泽东致信秦邦宪，对《解放日报》社论稿《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中的一些论点提出意见。信中说：（一）“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种种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三）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9月1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提议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关于王震等是否率部南下等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党的主张是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我们的政策放在争取不打，争取国民党变，这样才有文章可做。任弼时发言指出：何时提出改组国民政府要看时机，现在可以酝酿。形势真正起变化估计是明年春夏之交；我看决定因素靠我们力量是否壮大。我们的弱点是在华南没有多少发展。因此派王震等带部队去南方创建湘鄂赣抗日根据地的同时，还要派一批干部去，由李先念分配。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部于十月南下发展湘鄂赣等地的工作。
9月4日 中共中央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报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十五日，林伯渠代表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同日 中共中央分别对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发出指示。指示指出：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中国未来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你们两分局及冀中区党委、冀热区党委、胶东区党委各成立一满洲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
9月8日 毛泽东出席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并讲话，阐述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意义。讲话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强调：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篇讲话以《为人民服务》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9月1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的大会上讲话。讲话指出：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这是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也是全体人民所要求的方针。
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9月22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形势、国共关系、审干等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现在重心有逐渐转移的趋势，我们自己常常估计不足。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我们对国民党提出的十二条原则是对的，但未想到改组政府。现在时机成熟，变化得很快。这次参政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已不敢提了。中共威信在大后方之高，是全国、全世界注意的问题，现在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会议在讨论审查干部问题时，任弼时发言指出：不同意有人主张先讨论“抢救运动”对与不对的问题，现在主要作好甄别工作，等甄别后再讨论经验教训。周恩来表示同意任弼时的意见。毛泽东作结论指出：结论不忙作，待整个甄别工作告一段落后，再由中央讨论一次。因为搞错了许多人，所以对于“抢救”我有些怀疑，乱子就出在这里，以后“抢救”二字不能用。
10月7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谈到今后主要发展方向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指出：这几个月我们的作战，特别是山东有很大发展。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在干部配备上，主要的是注意南方，同时注意东北。关于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发言指出：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的时代，对革命是有功绩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责，不是群众与广大干部的问题。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延安及各地同四方面军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主要由一方面军干部负责。对红七军也应承认是有功劳的。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能消灭山头主义。
10月11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对蒋介石双十节演说的评论。评论指出：空洞无物，没有答复人民所关切的任何一个问题，是蒋介石双十演说的特色之一。蒋介石的演说，还使人们感觉内战危险不但存在，而且在发展着。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作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我们诚恳地希望他改变作法，因为他现在的作法是绝对地行不通的。
这篇评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0月14日 为做好反攻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朱德复电邓小平、滕代远等。复电指出：华北可能成为主要的决战战场。在决战开始前，日军可能在华北还有一时期最严重的“扫荡”与摧毁，我们应有此准备。在可能条件下，我军应乘虚尽量消灭伸入根据地内的伪军、日军的小据点，扩大根据地，但一般地暂时不打交通要道及较大城市（敌人“扫荡”时破袭交通要道与袭击较大城市在外）。
10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讲时局、团结、审干等问题。报告通过分析目前中国的局势指出：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人民都仰望着我们。关于团结问题，他指出：共产党要团结各阶层人士。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关于审干问题，他指出：“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抢救运动”有错误，错误是夸大了问题方面，但不能说是路线错了。
10月30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讲话，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中的统一战线方针。讲话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教育工作、艺术工作、医药工作方面，都要实行统一战线的方针。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
这篇讲话以《文化中的统一战线》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1月8日—10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多次会谈。赫尔利带来国民党“协议的基础”的文件。其中规定：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等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同赫尔利进行谈判时，针对国民党的协议指出：应该改组的军队，决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而是那些在抗日战争中丧失战斗力、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中国需要统一，为此就需要民主，需要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国民党的政策是统一的障碍。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改变国民党的错误政策，改组政府，组织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经过三天的谈判，赫尔利表示赞同共产党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双方达成《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其主要内容是：（一）国共两党应通力合作，为打败日本而统一所有国内武力，并共同致力于中国复兴工作；（二）改组国民政府，成立一切抗日政党及无党派的联合政府，成立代表所有抗日力量的联合统帅部；（三）实行民主改革，给人民以自由；（四）承认中国所有抗日的武装力量；（五）承认一切抗日政党的合法地位。
11月21日 毛泽东复信郭沫若。信中指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12月15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上作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演说提出全国人民的总任务是：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解放区的任务有十五项，主要是：巩固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整训和扩大正规军、游击队、自卫军和民兵，加强军队的内部团结，进一步改善军民关系；加强民族统一战线，认真执行“三三制”政策；深入开展减租运动；普遍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注意文教工作；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水平；用多方面的努力和各种办法促成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演说强调党内党外都要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指出：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应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一定要改正缺乏民主作风的缺点。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这篇演说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12月20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听取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工作的报告。毛泽东指出：大后方工作有成绩，做了很好的工作。大后方有十万党员，绝大多数是可靠的，去年审干时估计有些错误。审干应采取严肃与谨慎的态度，两者缺一不可。现在沦陷区扩大了，沦陷区的工作很重要，应提到与解放区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要扩大解放区，组织沦陷区，援助大后方。要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务五门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