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
1月10日 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稿，加写了关于又团结又斗争的内容，指出：在强调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的时候，不要忘记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认为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可以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反对关门主义的“左”的偏向，又要反对同错误思想和平共居的右的偏向。
1月1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等科学家关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现状的讲解。毛泽东提出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指出：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这次会议作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2月3日 周恩来向出席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专业会议代表作《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的报告，阐明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方针、策略和对斗争前景的估计。报告指出，我们的立场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这是不容争辩的。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我们的方针是：只要美军撤退，台湾可以和平解放。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响亮口号。就是谈判和平解放，也要有力量才能实现。我们的策略是：决不能答应沿海岛屿停火，防止将台湾与沿海岛屿分开；决不能无条件到联合国去，防止在联合国造成两个中国合法化的形势；决不能同意允许什么台湾“中立化”或“托管”的办法。报告提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途径：（一）根据中国的实际，制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二）从各方面节约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基本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三）在逐渐摸索规律后，继续进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四）在生产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3月5日 毛泽东就台湾地区的局势和解放台湾问题复电赫鲁晓夫。电报指出：美国想要我们答应不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来交换沿海岛屿的撤退，从而在事实上承认美国对台湾的霸占，并在事实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用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澎湖造成两个中国的要求。我们宁可让美国人在一个时期内事实上占领台湾而不去进攻台湾，但不能承认美国的占领合法化，不能放弃解放台湾的口号，不能承认两个中国。
3月上旬 毛泽东约见邓子恢，谈农业生产合作化的进度问题。谈话指出：五年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可以肯定不是自愿的。到一九五七年入社农户发展到三分之一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百分之五十。粮食征购已经到了界限，征购任务是九百亿斤，多一斤都不行。合作化也要放慢。干脆现在就停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中旬，毛泽东在听取邓子恢等汇报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情况后，又谈话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谈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方针，他提出：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经讨论，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适当发展一些。
3月21日—31日 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指出：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针对出现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教训，他特别强调了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指出：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他还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在三十一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结论，提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他强调建设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的重要性，指出：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因此，“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他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列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最后，他讲到党内监督问题，指出：互相监督是好办法，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的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毛泽东所作开幕词和结论合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4月6日 刘少奇约集中南各省负责人谈话，提出今后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的方针，应该是巩固地向前发展。他指出：合作化的要求是又快又好，以好为第一，因为好了就可以快。这一批办不好，就不能快，为了快，必须把这一批办好，所以合作化的快慢，决定于这一批办得好不好。谈到省委的组织形式和对政府工作的领导问题时，他指出：一揽子的领导方式是不行的，要有分工，要建立各种业务机构。必须健全中央以至地方政府部门的业务机构，提高其水平，使之能负担它所应负担的任务。如果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得力的业务部门去做，党委就可以站在监督的地位来指导和帮助业务部门管理干部，检查工作，做政治思想工作，而不必直接管他们的业务。今后党对政府部门的领导方式，原则上将是如此。
4月7日 刘少奇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难先复信，强调监督的重要性。信中指出：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的监督可能变坏，因此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实行监督。除了广大人民的监督以外，还必须加强各级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认真实行国家的监督。
这封信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4月18日 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十九日上午，他在会议书面发言中提出：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大多数亚非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下午，他作补充发言，进一步指出：“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
在二十三日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周恩来进一步提出：目前世界形势的确是紧张的，但是和平并没有绝望。我们彼此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国际义务，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同日，他还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一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为八月一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开辟了道路。
5月17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十五个省、市委书记会议，征询对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等问题的意见。谈话指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也有缺点。合作社问题，乱子不少，但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入社，都要合理作账。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合作社章程要快点搞，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利益，这样合作社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他还指出：当前主要的矛盾，是个体农民跟国家，跟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他强调：粮食问题要从生产上解决。征购减下来，三年不变。以后三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
5月26日 毛泽东在会见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时，谈到亚非国家要团结起来。谈话指出：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我们的关系不是互相损害，而是互利，不仅在商业上和文化上如此，在政治上也进行合作，万隆会议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他强调：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7月31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阐述他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估计和态度。报告指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为了使全国农村逐步完成合作化，必须认真地整顿已有的合作社；做好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从一开始就注意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追求数量的偏向；在生产上，必须要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步骤，报告提出：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合作化，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一九六七年完成，而且采取逐步前进的办法。并提出：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这篇报告总结几十年来党领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经验，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和基本指导方针的许多论述也是基本正确的。但是，由于报告错误地批评邓子恢的正确意见，以致在农业合作化的指导上出现“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问题。
这篇报告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0月4日—11日 中国共产党举行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七月三十一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议还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基本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
毛泽东在闭幕会上做结论。在讲到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时，结论指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结论强调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要比质量，比规格。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有全面规划，有灵活的指导。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
这篇结论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0月15日 毛泽东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在谈话中提出“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谈话指出：我们两国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国家压在我们的头上。现在我们的台湾还没有解放，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当由我们的人民来管。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美国的事情由美国自己管，我们不管它，但美国现在管得太多了。这件事情，总会有一天要得到解决的。他还谈到：中日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个不一致并不妨害我们相互的尊重和友谊。我们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https://www.daowen.com)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0月27日 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谈话时，提出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谈话指出：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农民搞合作化，对于私有制总有些恋恋不舍。旧的东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东西要一下子接受也不容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种新的思想，要慢慢地才能在人们的头脑里占领阵地，才能使旧的东西的影响逐步缩小。一个城市有少数核心人物思想先搞通，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好处的。总之是要逐步地做，不使人们感到突然。生产关系、生活方式都要逐步改变，不要突然改变，最后是要改变的，但是要安排好，要使这些人过得去。一个工作岗位，一个政治地位，都要安排好。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0月29日 毛泽东同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委员座谈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在谈话中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谈话指出：我们还是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他强调：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
谈到改造的策略，他指出：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资产阶级逐步转变过来。
谈到领导方法问题，他指出：领导要能够适合客观发展的规律。如果领导得好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好一些，缺点错误就少一些，工作也就好一些。如果领导得差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差一些，工作也就差一些。所以，我们要注意领导方法。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所以，核心分子非常重要，有核心才能有领导，才能达到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1月1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江苏、山东省委关于整社巩固问题的两个报告的批语，提出农业合作社要有计划地发展和整顿。批语指出：合作社大发展一批以后，区乡干部感到问题很多，担子很重，难于解决。其实，这是不难解决的。其办法，就是在每一个乡里，抓住一个至两个问题最多的合作社，深入进去，加以研究，找出解决的办法，就可以引导该乡一切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至于按照计划大发展一批合作社以后，及时地宣告停止发展，使运动转到整顿阶段，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有了这样的有计划的发展和整顿，合作化的总的进展是好的。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
这个批语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1月16日—24日 中共中央召集有各省市区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确定到一九五七年底把一切重要行业的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进到全部或大部分公私合营的新阶段，实行定息制度。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刘少奇讲话指出：党的路线是要实行和平改造，即采用赎买的办法来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这就跟废除封建所有制的办法不同。对于地主阶级，我们是采取打倒的办法，没收的办法，而对资产阶级我们不是采取打倒的办法，也不是采取没收的办法，而是采取赎买的办法。
周恩来在会上作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个问题》的发言，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有两面性，这是由它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现在我们还应该利用它积极性的一面，一直利用到这个阶级被消灭为止。同时也要限制它的消极方面。积极方面利用得越多，消极方面限制得越大，就越利于对它的改造。他进一步阐发了党关于和平赎买的政策，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不论是没收或挤垮都是不适宜的。最好的办法，还是采取和平赎买、和平转变。
陈云向会议作报告，指出：几年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有很大进展。新的情况要求现有的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关系向着社会主义更进一步地转变。为了进一步搞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今后要注意以下六点：（一）要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二）各个行业内部必须有或大或小的改组。（三）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四）推广定息的办法。（五）组织专业公司。（六）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陈云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作总结讲话。讲话指出：一切重要行业的私营工商业到一九五七年底，百分之九十左右要实现公私合营；到一九六二年底，争取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各行业定息不能一律，行业之间要定出一个幅度，工业商业之间、城乡之间、大小企业之间要有差别。财政部要立即着手草拟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章程，以防资本家个人得的过多和分散财产。公私合营清产核资的过程中，对资方资产的评估要实事求是，公平合理。有许多资本家懂得技术，有经营管理能力，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技术和某些经营管理经验。对资本家的发明创造，也必须一视同仁，给予奖励。
刘少奇的讲话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陈云的报告收入《陈云文选》第二卷。
11月24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上提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这个问题要抓起来搞，省委、市委要开一次知识分子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多，而是少了。要进一步地来使高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服务，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对知识分子要坚持用而不疑，给予信任。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要尊重这些知识分子。目前我国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现状，比抗战时期好，但是比抗战前差。这是因为等级制度和平均主义倾向影响的结果。要使这些知识分子对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应该把这个待遇提高。对其中有特殊贡献者还可以更高，有的甚至可以超过国家副主席和主席。这件事将由中央亲自抓。
12月16日 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当日下发的这个指示草案，提出要“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认为过去六年中各地党组织都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草案还指出：正确地对待和使用知识分子，是党的政策的最重要问题之一。目前党的迫切任务就是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对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作出全面规划，使他们能在工作中充分地发挥力量和不断提高业务能力。但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他们的政治变化估计不足，不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了解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亲密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因而同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隔阂。草案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我们必须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使我国的科学文化技术尽可能迅速地脱离落后状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12月21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征询对农业十七条意见的通知。农业十七条是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时，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这是第一个全面规划我国农业发展远景的蓝图，内容包括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卫生教育、文化设施以及道路建设，等等。其中提出：在十二年内，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以北，要求达到四百斤；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五百斤；在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达到八百斤。
这个通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2月 毛泽东在九月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的基础上，重新动手编辑该书，撰写大量按语，并将该书改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些按语中，特别强调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提出以是否增产作为衡量合作化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强调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自愿原则。按语中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论点，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等等。毛泽东撰写的这些按语涉及到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包括兴修水利，水土保持，绿化荒山荒地，发展副业，提倡养猪，提高农民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等，体现了毛泽东对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考虑。
这些按语选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