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
1月5日—9日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修改农业十七条，把它扩充为四十条，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14日—20日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十四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界定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报告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报告提出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第三，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报告还首次提到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问题，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认真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毛泽东二十日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讲话指出：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方面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仪器自己不能制造。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现在我们在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我们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将来我们还要作一个全面的规划，把这件事抓起来。
此后，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并下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确认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的有关政策，强调指出：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党有必要进一步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全面规划，加强领导，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充分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并且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以便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的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态。
周恩来的报告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1月25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正稿。他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认为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讲话强调：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陈云在会上作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的发言，指出：（一）从北京开始发起全行业合营后，全国各地的私营工商业很快都公私合营了。但应看到，现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作仅仅是开始，并不是已经结束。先批准公私合营，等于把要做的工作，如清产核资，安排生产，改组企业，安置人员，组织专业公司等等放到后面去做。（二）不雇店员的商店，经营方法灵活，居民很需要。这种小铺子可以向两个方面发展：一部分吸收到国营公司里来，或者变成公私合营的商店；还有一部分，如夫妻店、手工业者、摊贩等，在很长时间里要保留单独经营方式。（三）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在一个时期以内应照旧维持不变，以免把以前好的东西也改掉了。
次日，中共中央下发《对目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吸收了陈云这次发言的内容。
毛泽东的讲话要点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陈云的发言节编收入《陈云文选》第二卷。
1月30日 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针对已经出现的“冒进”苗头，提出“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报告指出：在合作化以后，凡是不宜于集体生产的，就应该保持分散生产的形式。必须十分注意不要轻易改变原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办法，并且必须善于保存原有经营方法中一切好的经验，作为历史遗产加以继承和发扬。
2月8日 周恩来在主持讨论《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发表讲话，提出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讲话指出：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
这篇讲话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2月14日 毛泽东对刘少奇听取国务院各部委汇报一事很感兴趣。自本日起，他也开始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以及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至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四十三天。在听汇报过程中，他发表了许多意见和评论，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基本思想。
本日下午，他在听取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时，谈到了要向苏联等国学习技术的问题，指出：我们就要像小学生写仿一样。找到苏联的样本也好，捷克斯洛伐克的样本也好，我们就先学他们的。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他还提出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指出：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
次日，他在听取电力工业部等部门汇报时，强调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指出：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但党委的集体领导绝不妨害一长制，绝不妨害厂长行使职权。平日大的问题一定要党委讨论；来不及的时候就先斩后奏，先做了然后再讨论；有争论时，双方意见上报，上报期间先执行厂长的意见；厂内的事情党内讨论后，以厂长的名义下达或公布。总之，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十六日，他在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的汇报时，再次谈到党的领导问题，指出：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二十五日，他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提出我国工业化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
3月1日 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时，谈到沿海企业的发展问题，指出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限制发展是错误的，应该充分合理利用。上海、天津的企业赚钱，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他还提出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这表明，他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开始萌生。
次日，在听取地方工业部汇报时，毛泽东再次提出对沿海地区工业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他还谈到价值法则的问题，认为价值法则是基本工具，过去资本主义是靠平均利润来调节，我们运用价值法则，要有各种措施。
本月四日，在听取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时，毛泽东又提出要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认为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了。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他强调：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应当纳入国家计划。
四日的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3月14日 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谈到何时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他指出：因为我怠工，所以拖延了。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如《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新民主主义论》经过反复修改才定稿。对此，他从认识论的角度解释说：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谁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同日 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十九次扩大会议上讲话，阐明中国政府对外籍战犯和本国战犯处理的方针政策。讲话指出：对于日本战犯，总的是要实行宽大政策，分批释放，不判刑；要判的也是极少数，如果表现好也可以减刑或赦免。对于国内战犯，考虑到战争已经结束六年了，国内人民现已过上了和平生活，他们的罪行已成为历史并且又经过了多年监狱生活的改造，因此也采取“一个不杀”的政策。国内战犯释放后，愿意到台湾的到台湾，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允许他们来去自由、言论自由。次日，他在会上作总结发言，重申对国内战犯处理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有的人身体弱，表现好，可以提前释放。
4月2日 毛泽东多次审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增写了一些重要内容。（一）在文章讲到斯大林犯错误的地方，他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指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错误，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二）在文章讲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地方，他指出：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三）在文章讲到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有矛盾存在的地方，他指出：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四）在文章讲到革命胜利后面临着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等危险时，他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用制度来保证集体领导的实施和防止个人崇拜的出现。指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次日，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增写的内容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4月4日 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提出要实行“第二次结合”的思想。他指出：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4月10日 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时，讲话指出：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的环节。搞生产就要联系到平衡，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
陈云在会上讲话指出：订计划应该遵循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如果基建规模超过生产发展，就会出问题。以后订计划应该首先进行物资平衡，然后再进行财力平衡。另外，大规模的建设，必须要有储备，特别是木料、钢材、水泥等的储备。否则，建设中碰到问题就无法解决。
4月18日—24日 毛泽东连续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并发表意见。十八日，他再次强调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指出：许多新产品都是在沿海工厂生产，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工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
次日，他把调研中的问题归结为三个关系，即沿海与内地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关系；个人与集体关系。认为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他还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指出：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二十日，他进一步归纳出五个关系，指出：重工业是重点是无可争论的。但如果把轻工业建设投资比重定得不恰当，轻工业定低了，就是立志不想搞重工业。要搞重工业就要适当增加轻工业的投资。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减少些国防，多搞些工业，正是为了国防。二十一日，他针对地方工业的发展，提出应立两条法律：一让地方搞，二不拿走。地方工业，中央部委在技术上、规划上、供产销平衡上还要管。群众的事业由群众自办，也要加以限制。要分期分批来办，不要七年到十二年的事在一、二年内解决。二十三日，他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目标“要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应加上“基本上”三个字。他还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二十四日，他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大关系。（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就必须注意在轻工业上多投些资。（二）沿海与内地：为了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要尽可能地减少国防和行政的费用，来扩大经济和文教的建设。（四）个人与集体：要发展集体利益就必须照顾个人利益。（五）地方与中央：分权正是为了集权，不注意地方，削弱地方的权限，对中央是不利的。（六）少数民族与汉族：搞好少数民族的工作，对汉族大有好处。他强调：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
4月25日 毛泽东在有省市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这篇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
讲话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沿海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防不可不有。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有更大的进步。（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要适当调整。要给工厂一定的独立性和权益。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有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七）党和非党的关系。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九）是非关系。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讲话强调：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4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讲话，对讨论十大关系中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补充和说明。关于党内生活问题，他认为过分集中是不利的，指出：过分的集中，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现在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要有点“独立王国”，就是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关于修改党章问题，他认为党章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关于民主管理问题，他指出：现在集体化了，能听命令，一起上工，这就有极大的利益。但是什么都得听命令，这就宽了。命令要正确，范围不要太广，要有农民一些自己活动的时间，就是要有一点自由。关于全国平衡问题，他认为地方要有独立性，同时还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
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指出：在制度上的中心问题就是民主集中制。集权集得多也有好处，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搞起来了。但是，也有毛病，也带来了阴暗的一面，就是容易缺乏民主，忽视民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很容易生长出严重的官僚主义，把旧社会残留下来的东西保留下来，甚至更浓厚起来。我们的制度要求我们不仅不能扩大和怂恿这种事情，而且要防止这类事情。
毛泽东的总结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4月29日 毛泽东在会见拉丁美洲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时，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谈到团结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时，他指出：争取中间势力很重要。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对他们的坏的一面作斗争，而且还给他们利益，一是给他们工作，二是给他们选举权。这样，他们才能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谈到与其他阶级阶层的联盟时，他指出：无产阶级要团结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小资产阶级，即独立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用这种办法，可以把敌人变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与本国少数亲帝分子。对我们来说，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好。为了这个革命目的，党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在国际上也一样。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就有必要调动一切国际力量。最后，他强调指出：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参考。各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相结合。抄经验是要吃亏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成功的经验在一国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国如果一模一样，不改变形式，反而会导向失败。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5月13日 周恩来在接见程思远等时，谈到李宗仁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指出：他的意见很好，只有一条我不同意，即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后，还需要军队保卫嘛！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台湾当局如要了解大陆情况，尽可以派人来考察，我们将提供一切帮助。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其来去自由，允许保留自己意见。请李宗仁先生也回国看看。他在谈话中还号召海外朋友爱社会主义的祖国；表示欢迎一切爱国人士参加到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和统一祖国的事业中来；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相见以诚。
5月26日 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代表党中央宣布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他指出：导弹研究工作应当采取突破一点的办法，不能等待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帮助和支持导弹的研制工作。
5月28日 毛泽东在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港澳问题的汇报时，提出我们不急于收回香港。他指出：现在的形势比抗美援朝时，不是好一点，而是好三点。英国对我们的政策是看见的，它要和我做生意，美国也要来的，明年不来，后年也会来的。香港暂时还是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好处，现在拿过来不见得有利。他认为《大公报》等最近降低调子很对，指出：能够利用香港报纸登一些对我们有利的东西，透到台湾，这就很好了。要他们不骂我们是不可能的。谈到争取港澳华侨投资问题时，他指出：要有更积极的政策。港澳华侨拿外汇来拿外汇走，这是合理的，这对我并无所损。要针对港澳华侨的顾虑，想办法争取利用这一大笔外汇。
6月4日 刘少奇召集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据此，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并原则通过报告初稿，批准上述经济建设方针。
6月14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的通知。通知指出：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因此，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
这个通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6月18日 陈云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就有关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发言，指出：批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并不是改造已经完成，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我们应把资本主义工商业中一切有用的东西看成是民族遗产而保留下来。企业改组不能性急。所有行业的改组都不应受时间限制，必须经过充分准备，分批分期逐步改造，并且结合生产安排，在有利于生产的条件下进行。
这篇发言收入《陈云文选》第二卷。
6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刘少奇修改审定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指出：当前一方面是在一些工作中仍然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有些工作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过急了，有些计划订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这篇社论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当时经济建设中的冒进现象。
同日 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作题为《目前国际形势、我们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祖国的大门对于所有的爱国分子都是永远敞开着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都有权利和义务作出自己的贡献。
这篇发言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7月14日 毛泽东在会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时，再次谈到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问题。谈话指出：美国到处打着反共的招牌，为着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全世界，包括英国在内，都不喜欢美国。一切受压迫的民族都要独立。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现在美帝国主义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7月21日 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强调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的问题。讲话指出：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
这篇讲话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同日 陈云在全国商业、农产品采购厅局长和供销合作社主任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要使用资方人员。讲话指出：最近，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中央和地方各专业公司组织业务改进委员会，吸收资方人员参加，并吸收一部分资方人员到业务部门担任领导工作。这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把资本家拉进来“唱对台戏”；二是可以利用资本家的长处。资本家的本领应该说是财富，这笔财富至少不低于他们生产资料那笔财富。他还提出：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反对投机倒把；又不要把市场搞死。要试一下，摸索出一条好的出路来。
这篇讲话收入《陈云文选》第二卷。
8月5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见印度尼西亚国会议员代表团。谈到宗教政策问题时，他指出：我们中国有多种宗教，好像我是无神论者，你是有神论者，但我们有共同点——爱国主义，这是最主要的。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取消或废除宗教。伤害人民的宗教感情是没有好结果的。一个国家是有很多矛盾的，有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各个政党、各种宗教之间的矛盾，但是我们要通过协商的办法解决。只要大家有爱国主义，什么都好办。
8月上旬—9月14日 毛泽东多次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八大的政治报告》稿。其中在八月十四日的送审稿上，他将“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时期。这就是我们今后还可能犯错误的社会原因”中的“一个时期”，改为“一个很长的时期”，并加写一段话，指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消灭以后，社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们的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这又是人们永远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原因。
他在八月二十一日审阅报告稿《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两部分时，加写了许多文字。其中包括：（一）在讲到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已经很不容易之后，加写指出：这一新形势，在抗美援朝时期已经出现，在最近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更加鲜明地摆在人们的眼前，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不敢将局部战争扩大为世界战争，使得尖锐的国际争端不敢轻易动用武力。（二）在讲到国际同盟军的地方，加写指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殖民主义阵地的缩小，符合于西方国家要求社会解放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的利益，他们从这里找到了有力的同盟军。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持久和平可能性的出现，则符合一切不愿意战争的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所以，就西方国家来说，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可以作为我们和平事业的同盟军。我们必须重视西方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的发展。（三）在目前党的中心任务后面，加写指出：必须继续巩固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的力量，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最后，必须巩固和各国兄弟党的团结，争取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援助。
他在八月二十九日审阅《共产党》部分时，加写了一段阐明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关系的话，指出：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但是我们在肯定这一点之后，又必须肯定另一点，即应当继续努力同苏联和一切兄弟国家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同世界上一切兄弟党、人民革命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在审阅《国际支援》部分，加写了一段阐明外交政策的话，指出：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支援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
8月22日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提出八大的基本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团结党内、国内、国际一切可以和应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讲话强调：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主要的还是在建设。围绕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和健全党的集体领导，讲话谈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关于常任代表制。过去十一年没有开会，战争那么忙是难开的。现在情况变了，完全可以经常开，有常任代表。这样，可以经常展开批评，民主生活可以发展。第二，关于中央的组织。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工作的有利，准备设几层屏障。想组织一个书记处，管日常工作。政治局还设一个常委，相当于过去的书记处。还有主席、副主席。过去的几位书记都当副主席。此外，必要时设名誉主席。第三，关于过去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应该肯定是对的，不是机会主义路线。中央是执行七次大会的路线，而七次大会的路线是正确的。
8月24日 毛泽东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阐明艺术的表现形式要多种多样。谈话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谈话批评那种主张“全盘西化”的观点，指出：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小，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艺术有个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谈话强调在艺术创作上也要坚持中西结合，指出：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8月30日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发表讲话，阐明八大的目的和宗旨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讲话指出：我们进行了两个革命：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全国政权；一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两个革命证明，从七大到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关于继承党的传统，讲话指出：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关于反对宗派主义，讲话认为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人。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部分人。过去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
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https://www.daowen.com)
9月10日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就中央委员的选举问题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的民主革命搞得时间很长，一共二十八年。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经过十四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多次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全党才觉悟起来，才搞出一套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现在是搞建设。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但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队伍，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讲话还指出：我们这个中央历来就是无产阶级成分很少。因为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等有些工人将来发展起来，做了一些负责工作，当了工程师或者厂长，有能力了，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成分就会起变化。所以，不能因为工人成分少就说我们这个中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几位也都不是工人出身。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
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9月13日 毛泽东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就八大的准备工作发表讲话，指出：大会发言要精，要生动，要多种多样，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一片颂扬，登到报上净是好事，那就不好看。讲话着重谈到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立问题，指出：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毛泽东在讲话中还特别介绍了邓小平和陈云，指出：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至于陈云同志，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
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9月15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他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指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经济建设的高潮，他向全党提出了必须善于学习的任务，指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这篇开幕词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同日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八大作政治报告。报告以《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为指导，在正确地估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形势的基础上，作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的战略决策。报告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我们党现实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报告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肯定了“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总方针，指出：党中央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
报告还适应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提出改进国家工作的任务，包括：（一）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二）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三）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四）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国家的法制。
这篇报告是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取得的重要成果，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9月16日 周恩来在中共八大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执行“一五”计划的四点经验教训：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
报告阐述了“二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
报告还对影响经济建设全局的十二个问题，包括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发展农业多种经济，以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中特别提出“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的问题，指出：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等等。采取这些措施，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
这篇报告对“一五”计划的实践和反冒进的经验作了初步总结，强调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初步反映了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
这篇报告节编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同日 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全面总结了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关于执政党的建设，报告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面临新的考验，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和滋长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了。为此，除了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外，还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从党的内部和来自群众与党外人士这两个方面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报告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群众路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
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报告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战斗胜利的，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集体领导，也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
关于党的团结和统一问题。发言报告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我们党已经在国家工作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起着领导作用。巩固我们党的团结，维护我们党的统一，这不但是我们党的利益，也是全国人民的利益。为了保持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及时地帮助同志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必须大大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篇报告是中国共产党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文献。
这篇报告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9月17日 朱德在中共八大全体会议上作题为《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集中阐述了如何保证我们党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错误的问题。发言指出：采取整风的方法，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反对主观主义；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领导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原则，反对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分散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反对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专断的倾向；坚持在党内、在人民中不断地发扬民主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反对压制民主的倾向；坚持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和“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方针，反对对待党内错误的自由主义态度，反对机械的、粗暴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坚持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他强调：只要能够在新的情况下，正确运用我们三十五年来所获得的丰富的建党经验，我们就能够防止发生严重的错误，就能够及时地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党的统一和团结。
这篇发言收入《朱德选集》。
9月20日 陈云在中共八大上作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构想。
发言提出国家过去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措施，今天已基本不再需要，今后要采取下列措施：（一）改变工商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把商业部门对工厂实行加工订货的办法，改为由工厂购进原料、销售商品的办法。（二）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三）取消市场管理中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四）使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五）适当变更某些产品的国家计划管理方法。他强调：采取上述措施的结果，在我国出现的不会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而是适合中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今后，我国经济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计划生产是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是补充。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是改进经济管理的重要方针，对突破苏联模式，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这篇发言收入《陈云文选》第三卷。
9月27日 中共八大举行闭幕会，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批准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由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的这一决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决议还特别强调：“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9月28日 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们六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10月3日 毛泽东在同新闻记者曹聚仁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大陆破坏。谈好了可以定个协定公布。我们现在已不骂蒋介石了。我们也不会拿从前蒋对我们的办法对付他，因为没有必要。目前台湾为了对付美国和内部，可以反共，因为他们要生存。台湾可以派些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
10月12日 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在谈话中介绍了中国妇女的状况。谈话指出：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也在少数。妇女的权利在宪法中虽有规定，但是还需要努力执行才能全部实现。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现在，在重工业部门中，主要还是男同志从事劳动，轻工业部门中女同志比较多。谈到计划生育问题时，指出：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也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0月19日 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时，着重谈中间地带的问题。谈话指出：在这个地带的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美国。中间地带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带有最多的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地带包括三种性质的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有的已经取得民族解放，有的正在争取民族解放，像你们就属于第二类国家；第三类是在欧洲的不拥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这些中间地带的国家，两边都怕。它们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内部纠纷。我们认为，这些纠纷应该用和平方法解决，殖民主义的统治必须取消。
10月31日 毛泽东会见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谈到党与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他指出：这些问题，主要是要解决社会沙文主义，尤其是大国主义。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问题都不能解决，还会发生一系列的错误，甚至非常荒谬的错误。反对个人崇拜，并没有提出本质的问题。要反对主张沙文主义的个人崇拜，要反对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崇拜。斯大林就是搞社会沙文主义。他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在苏联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民族沙文主义的错误，在国与国之间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谈到经济建设，他提出：应该多搞些轻工业和农业。我们也有这个问题。重工业不能搞得太多。苏联牺牲轻工业和农业来搞重工业的这条路，恐怕不那么合适。过去，批评资本主义国家，说他们是先搞轻工业后搞重工业。结果，社会主义国家重工业搞起来了，轻工业很差，人民不满意，农民不满意。
11月9日 从十月二十日起，周恩来先后十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磋商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本日，他在会议总结中指出：从我们国家大、很落后、人口多的实际和要建设、要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则出发，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把原来设想的建设速度放慢，不能算是错误。明年度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目的是要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谈到苏联发展重工业的经验教训时，他指出：中心就是一条，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陈云在会上指出：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到三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
这次会议决定将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投资指标由各省市各部门上报汇总的二百四十三亿元压缩为一百一十一亿元，比一九五六年实际完成数还减少百分之二十。
11月10日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召开。周恩来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一九五七年应当实行“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报告指出：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因此，我们“要重工业，又要人民”。报告强调：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任务的实现是决定于东西的有无，不决定于是否有很高的产量。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因此，发展速度“可以放慢一点”。明年国民经济计划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具体方针是：在继续前进的基础上，“保证重点，适当收缩”。
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提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不能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关心人民的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报告指出：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以及国家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在干部中间要用整风的办法进行教育。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个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报告强调：我们工业建设中的速度，应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不能闹起来，还高兴，还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和积极性。
周恩来的报告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11月12日 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提出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认为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事物总是发展的。再过四十五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1月13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针对国家预算问题，发言指出：一九五六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一九五七年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必须作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他提出，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
这篇发言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1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总结讲话。谈到经济问题时，他指出：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抓财政，抓计划。粮食、猪肉、鸡蛋、蔬菜等问题。这个问题相当大。从去冬今春以来，集中搞粮食，忽略了副业和经济作物。后头又纠正这个偏差，偏到副业和经济作物。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
谈到国际形势，他指出：现在有两个地方发生问题，一个是东欧，一个是中东。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英、法武装侵略埃及。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没有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
谈到民主问题，他指出：有几位司局专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那一套。这是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谈到艰苦奋斗，他指出：我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出来的。军队这样，其他的人更要艰苦奋斗。
这篇讲话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1月19日 陈云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讲话，强调商业工作必须改进。讲话指出：商品供应紧张，是全国财政贸易和经济建设情况的反映，是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商业工作需要改进，我们是从事商业工作的革命家，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有的同志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
这篇讲话收入《陈云文选》第三卷。
12月4日 毛泽东致信黄炎培，提出对两种不同性质矛盾的处理方法。信中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2月5日 毛泽东在会见陈叔通时，谈到当前对资本家的政策问题，指出：对资本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物质问题，二是思想问题。物质问题就是有职有权问题，有工资可拿，拿到工资能过生活。思想问题要资本家改造自己，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使用老经验，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发展新的经验。谈到定息问题，他指出：可以问资本家，要拿多久就拿多久。取消定息不要来个高潮。资本家拿定息如两个五年计划不能解决问题，拖到三个五年计划。定息问题重要，思想改造也很重要。思想不通事情不好办。让资本家多拿几年定息，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我们把资本家当成真正的财富，重视工商界，他们有现代文化。我们党说话要有信用，说话算数的。
12月7日 毛泽东与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负责人座谈。谈到取消定息、摘掉资本家帽子问题，他再次提出：取消定息不好搞什么高潮，一搞高潮就是整拿定息较多的人，而他们大都是先进核心分子。想快点摘帽子的是中小资本家。我们团结的主要对象、拿定息的主要对象是大资本家。我们不要使对国家经济起重要作用的人利益受到损害。
谈到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定性问题，他指出：不能说是反革命的阶级。他们有选举权，历来反对帝国主义，同政府合作，遵守宪法。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妥协了，还有什么对抗。民族资产阶级遵守《共同纲领》，拥护宪法，接受公私合营，没有对抗了。资产阶级在三反五反中只是部分的对抗，只有完全违法户才是对抗的。最近几年，更融洽了。资产阶级中，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是个别的，整个阶级不能说是不革命的、反革命的。现在有些文章太“左”了。但是，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一面进步，一面落后。我们的任务是又鼓励又批评。
谈到自由市场问题，他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合作工厂产品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2月8日 毛泽东同出席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各省市代表负责人座谈。他指出：我看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资本家表现出很大的爱国主义，愿意为新的国家做工作。共产党、政府、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包括恢复了选举权的地主，都属于人民内部。
谈到取消定息的时间问题，他再次指出：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要损害资本家的利益，特别是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从公私合营和国有化来说，大资本家对国家的意义更大。定息到底搞多长时间，中共中央讨论过，认为时间太短了不好。赎买就是真赎买，不是欺骗的。我们以七年为期，即今年明年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共计七年。我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三个五年计划。要对工人说清楚，我们采取这个政策对整个民族是有利的。
谈到革命的目的，他指出：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2月29日 刘少奇在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报告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调整和预算执行情况时，讲话指出：我们总的方针，是国家要发展，物价要稳定。只有稳定了物价，才能保持人民生活水平不降低。根本问题是积累和消费要保持平衡，保持适当的比例。讲话还提出：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多次讨论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该文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在引言中，他修改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