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
1月9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稿时，逐条发表意见。他指出：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第二条，提高政治水平。现在许多同志不懂得什么是等价交换、价值法则、按劳分配，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大集体与小自由的界限等，也不清楚。应当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包括理论水平，要使他们懂得这些原则。第三条，现在改为：实行民主集中制。什么时候都不允许破坏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中第三条到第六条，即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坏了东西要赔，是用的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的几条。八项注意第四条是买卖公平，买卖公平包括我们的财政政策和商业政策。现在，我们和农民的关系，买卖不公，是很大的不公平。第五条借东西要还，第六条坏了东西要赔。主要讲的是不能平调。第七条，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强调调查研究。第八条是工作要同群众商量。题目就叫“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区别于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月13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会上讲话，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讲话指出：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讲话提出三条要求：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决心大”，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方法对”，是说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
讲话还提出今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指出：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这篇讲话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月14日—18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会议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强调一九六一年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经济生活，尽可能提高农业和轻工业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实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十二条》，进行整风整社。这次全会标志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重要转变。
毛泽东在十八日的会上讲话，提出今年不搞两本账，上下只搞一本账，决不要层层加码，总而言之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讲话还指出：我们的五年计划早已完成了，剩下这两年要搞质量搞规格，在这方面跃一下，在数量上不要跃。我们来搞质量，来搞品种规格，来搞管理制度、技术措施，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来搞配套成龙、填平补齐。“拿富春的话说叫‘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1月20日 毛泽东为组织农村调查一事致信田家英，提出要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调查组，分别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其中田家英去浙江，胡乔木去湖南，陈伯达去广东，每个组又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时间为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与他会合，并作汇报。
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月23日 毛泽东在会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时，谈到西藏工作的若干重要政策。谈话指出：第一是现在只搞互助组不搞合作社。你们那里同内地不同，是由封建农奴制度进到个体所有制，经过个体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以后再看。第二是把上层人士的工作搞好，对爱国上层三千多人要搞好团结，长期合作，给他们安排一定的职位，安排好他们的生活。第三是宗教方面，我赞成有几千人学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的经典。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第四是反右必出“左”，正在纠正，必须纠正。第五是什么时候成立自治区，由筹委会变成正式的地方自治政府。现在先搞个选举法，准备在明年，最迟后年，开全藏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会的任务是决定自治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政策，选举自治区政府，通过一个自治区自治条例，也就是那里的基本法。第六是西藏工委同你的关系要搞得更密切一点。你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就向他们讲。
谈话还提出，西藏人中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还要有文教、医疗、宗教等各方面的干部，而且还要有科学技术干部。将来逐步发展起来，在每个专区有个中学，各县都有小学。汉人要学藏话，藏人要学汉话，在这里的大学里也要有藏人学习。藏人要有开飞机、办工厂、开汽车、搞地质、搞气象等各方面的人才。各兄弟民族都如此，先是汉人帮助，慢慢地本民族的人才出来了。
2月6日 毛泽东在杭州听取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汇报整风整社和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情况，并发表意见。谈到县、社规模时，他指出：几年来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十一日，他在听取湖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指出：我看你们这个社也大了，队也大了。大体上现在的社划成三个社，就是以乡为单位比较恰当。把现在这个队划成三个队，使经济水平大体相同的小队组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实上是搞平均主义。山区还要小，只要几十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一个生产队。你们是一万六千个生产队，我看分成五万个就对了。
3月10日—13日 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及所属各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与此同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有西北局、东北局、华北局及所属各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北会议），讨论的问题与三南会议相同。十四日，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到达广州，两个会议合并召开。
毛泽东于十一日批示将他的《调查工作》一文印发三南会议。批语指出：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他还对文章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将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一九六四年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定为一九三〇年五月。
3月13日 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讲话，提出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认为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讲话强调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要求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指出：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我和大家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的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他还谈到食堂问题，认为“有些食堂难以为继”，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
当天，他还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写信，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
讲话和书信均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3月15日—23日 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书记、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这一文件对于确定人民公社的体制，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过多过死，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有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于二十二日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有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
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讲话，介绍《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强调进行调查工作的重要性。讲话指出：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这一次有两个问题，一个手工业问题，一个商业问题，因为没有调查，我就没有发言权。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总之，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的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3月19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小组会上讲话，着重谈调查研究等问题。讲话指出：进城以后，特别是这几年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民主集中，它不但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原则。
这篇讲话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4月14日 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天华大队调研时谈到食堂问题，指出：我看食堂的缺点不少，坏处不少。第一条是用工多，要用几个主要劳动力去种菜、砍柴，这是一条最大的缺点。第二条，不便利生产，大家集中起来住，冲里面的田没人管，对生产不利。第三条，办食堂以来肥料少了。第四条，食堂烧硬柴、烧棍子柴，把山林破坏了。还有一条，不好喂猪。吃粮食也不那么方便，从前是忙时多吃，闲时少吃，现在食堂不管你这一套，都是吃这样多，不切合实际。十七日，他在天华大队党总支会议上谈到：看来多数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应该准。看来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5月14日 毛泽东对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关于农村调查的来信作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批语强调：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https://www.daowen.com)
这个批语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5月21日—6月12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出重要修改，制定了“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将原草案规定的公共食堂“应积极办好”，改为“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取消了分配中的供给部分，强调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即“山林十八条”）和《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会议决定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一千万；当年的钢产量由原定的一千八百万吨调整为一千一百万吨。
会议期间，周恩来发表讲话，强调思想方法的重要性，提出必须解决六个方面的认识问题：（一）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不能只要不断革命，从而超越了革命发展阶段；（二）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相统一，如果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对客观可能性估计不足，结果必定要破坏生产力；（三）革命热情与科学精神相结合，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四）正视困难与克服困难是一致的，承认矛盾，就要允许讲困难；（五）理论与思想不应脱节，在具体执行中，不能把理论问题歪曲了；（六）必须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违背客观规律，必然要碰壁。他强调：为了解决上述六个方面的认识问题，就要按主席指示的三句话办事：一是从实际出发，一是为六亿五千万人民着想，一是群众路线。要实现这三句话，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实事求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党内民主。
刘少奇在五月三十一日的会上讲话，分析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讲话指出：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的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这些缺点错误，从一方面来讲，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讲，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讲话认为：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同日，陈云在会上就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问题发表讲话，指出：要解决粮食紧张问题，一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二是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四条中第一条是根本的，第四条则是必不可少的。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决心早下比晚下好。
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会上讲话，回顾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这段历史，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讲话指出：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今年三月的广州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搞了个“六十条”。“六十条”还要征求意见，还要讨论，但这一次就要普遍试行。各地方情况不同，要因地制宜，可以修改。
刘少奇的讲话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陈云的讲话收入《陈云文选》第三卷；毛泽东的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6月19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召开的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文艺工作的方针，倡导“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造成一种民主风气”。讲话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讲话批评那些“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的做法，认为这些都是从主观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篇讲话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7月30日 毛泽东致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指出：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信中还提出：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
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8月6日 刘少奇在黑龙江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上讲话，阐述了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的林业工作方针，以及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问题。讲话指出：生产关系不适合，就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调整一下，使它适合了，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森林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合理的规章制度，过去被废除了的，要恢复”。每个林业局应当有机械工程师和林业工程师，要建立工程师负责制。
这篇讲话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8月23日—9月16日 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这次会议强调“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会议以最大的决心，重新安排了各项主要产品的生产指标，钢的产量进一步调整为八百五十万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七年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三年内，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
9月29日 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写信，建议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信中指出：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
中共中央于十月十七日下发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出：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
毛泽东的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1月23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谈到技术队伍建设问题。讲话指出：这几年我们对技术干部关心不够，对他们的使用有问题。有许多新生力量，能力未得到很好发挥。要重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现在再不重视培养提拔就晚了。我看这次全国能够提拔几万个工程师，提拔条件主要是根据专业技术水平，政治条件是不反对共产党、忠于祖国。党员专业不合格也不能提，有的人则可破格提拔。各行各业要考虑建立考核委员会，不要漏掉人才。看来学位不搞不行。
这篇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12月20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讲到承担责任的问题。讲话指出：过去走了弯路，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次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谈到这个问题。刘少奇指出：第一，中央负责；第二，省市负责；第三，省市以下也有责任。各有各的账，大家来检查一下，回到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上来。邓小平指出：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责任中央第一，省市第二。我们采取严肃对待过去经验教训的态度，目的是把它总结出来，以便今后制定一套切合实际的政策。
12月27日 邓小平在接见参加全国省市区妇联主任会议的全体人员时发表讲话，提出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讲话指出：这几年，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忽略了，丢掉了我们各行各业应该经常死死抓住不放的事情。经常工作并不一概拒绝突击运动这种形式，但经常工作是基础。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是一年到头全运动。如果一年到头运动就没有劲了，就变成浮夸、形式主义了，实际上违反了群众意志，脱离了群众。因此，归根到底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
这篇讲话节编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