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
1月11日—2月7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七千余人（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二年特别是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这次会议规模之大是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虽然未能从根本上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但对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贯彻调整方针，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还是起了重大作用；对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很好的影响。
会议于一月二十七日印发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这篇报告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报告指出：造成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报告提出：对于当前实际存在着的困难，应该有足够的估计。共产党人在困难面前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认真地研究困难产生的原因，寻求克服困难的办法，集中一切力量去战胜困难。
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全体会议，刘少奇对书面报告作说明和补充。关于形势，他指出：实事求是地讲，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原因不外是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还有一条，就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关于集中统一，他着重谈了加强中央集中统一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强调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必须统一起来，必须把地方和部门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关于党的作风，他突出谈了实事求是问题，强调全党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要总结经验，要善于学习；对近年来提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左”比右好等不正确的口号和提法提出批评；号召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调查研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
此后，二月八日，刘少奇在会上建议，把他的书面报告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改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把毛泽东在会上讲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进去。他指出：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这是一条很大的经验教训。要形成一种能够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应如此。无论如何不能以党代替政府，代替工会，因为党员总是少数。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通过这个制度去实行人民的民主。会后，由刘少奇主持，对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再次作了修改，增加了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的论述。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说明分别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1月30日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全体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突出强调发扬民主的重要性。讲话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讲话强调：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总之，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对近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指出：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同时强调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讲话系统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认为经过建国十二年特别是最近四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总的路线，但是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这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
讲话还从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讲话强调，“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认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这篇讲话是毛泽东集中阐述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代表作，也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代表性著作。对统一全党思想，精神振奋，团结一致，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2月3日 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福建组会上讲话，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讲话指出：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我们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
这篇讲话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同日 朱德在七千人大会山东组会议上讲话，强调要纠正“左”的偏向。讲话指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他还谈到：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要从我们的底子出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当中稳步增加。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了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只要全党学会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就一定能站稳脚跟，并继续向前发展。
这篇讲话收入《朱德选集》。
2月6日 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全体会议上讲话，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讲话指出：健全党的生活，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最近几年来，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其原因，一是提出的一些任务和口号不切合实际，指标过高，要求过急，还有一些不适当的“大办”；二是党内斗争发生了一些偏差，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现在，必须把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加强起来，发扬起来。这涉及四个问题：第一，民主集中制。这是党和国家最根本的制度，坚持并完善这个制度，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今后一定要建立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保障党员权利。党的各级领导人应该受到监督，党委内部要注意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第二，建立经常工作。群众运动只是实行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而我们这几年把大运动当成了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应吸取教训。第三，培养和选择干部，特别是培养和选择各级领导核心。要实事求是、分别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第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要造成一种学习理论、学习实际的空气。不学习或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就要犯错误。
这篇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2月8日 陈云在七千人大会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强调要通过“交换、比较、反复”，使认识更加正确。讲话指出：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而弄清情况的办法之一，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这样做，可以使本来片面的看法逐渐全面起来。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可以作点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作了比较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过一个时候再看看。
这篇讲话节编收入《陈云文选》第三卷。
2月21日—23日 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
陈云在二十三日的会上发表系统的意见，分析了当前经济困难的主要表现，提出了解决这些困难的六项措施：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恢复阶段和发展阶段；继续减少城市人口；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计划机关应把主要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对这六项措施，二十六日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陈云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这些讲话，成为西楼会议和随后出台的进行大幅度调整的一系列政策的基础。
刘少奇在插话和作会议结论时指出：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https://www.daowen.com)
这次会议作出三项决定：第一，现在经济上是处在非常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第二，“今后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第三，由陈云、李富春和李先念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和中央的方针。
3月2日 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联席会议上，作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分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和特点，指出：虽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但是，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就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
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强调党组织要改进领导作风，做好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提出首先要解决“信任他们”的问题；要求“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并代表中央“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
这篇报告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3月7日 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再次就如何恢复生产、克服困难问题发表讲话，指出：（一）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先搞五年计划。领导机关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当前主要是恢复。（二）今年的年度计划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调整计划的实质是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三）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是客观规律，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另外，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的最大教训就是不能平衡。（四）在恢复时期，物资管理应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集中。要总结经验教训，包括集中过多和分散过多的经验教训，研究出一套科学管理办法来。（五）计委、经委、农办要认真研究农业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拟定农业生产指标。（六）计委要把主要精力由搞工业、搞基本建设，放到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来。（七）对于目前形势、方针、措施以及工作重点摆在哪里，要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可以使我们看问题全面一些，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
这篇讲话收入《陈云文选》第三卷。
3月28日 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艰巨的、也是十分光荣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国人民需要进行长期的奋斗”。报告强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的出发点是，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逐步地建立起一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这篇报告节编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4月17日 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干部甄别平反问题。他讲话指出：对干部，要从全部历史看，不能只看一段。经验有一条，凡是一批批地搞，成万地搞，是不会正确的。现在要着重解决机关、厂矿企业、基层、农村县以下百分之九十干部的甄别平反问题。
根据会议讨论情况，中共中央于二十七日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
5月7日—11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会议认为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大幅度的调整，切实地按照农、轻、重次序进行综合平衡，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这次会议进一步正视和分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形势，制定了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具体方针、办法和措施，是进一步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形势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会后，经毛泽东批准，于五月二十六日下发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
邓小平在最后一天的会上提出克服当前困难的三点意见：第一，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两个，一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二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第二，为了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甄别平反工作在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不留尾巴，一次解决。第三，树立和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特别是县以下和企业党委的领导核心。
刘少奇作总结讲话，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讲话指出：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现在还设想不到的困难。要准备迎接困难，克服困难。为了克服困难，为了调整和改组我们的国民经济，政府和党的各工作部门，都必须紧张地工作。
邓小平的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刘少奇的讲话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5月23日 刘少奇与中央政法小组成员谈如何起草《关于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报告》。谈话指出：这几年的政法工作，就问题方面来说，总的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要严格区分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两种不同的方法。过去对矛盾性质认识错了的也有，但主要是错在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敌对手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甚至党内问题。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这三个机关对敌人是专政机关，对人民来说，要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关。你们是专政工具，同时也有教育人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案子”。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这篇谈话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7月7日 邓小平在接见出席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谈到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问题。谈话指出：农业要恢复，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政策，一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一是工业支援农业。关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就像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关于工业支援农业，有两条：第一，为农业服务的工业生产不能减弱，还要改善。第二，工业着重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减轻农业的负担。
此前，七月二日，他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如何恢复农业问题时，就曾谈到：恢复农业，群众相当多的提出分田。现在所有的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因为相当普遍。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群众要求，总有道理。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
七日的谈话节编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8月1日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刘少奇一九三九年在延安发表的重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九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重新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经作者作了重要补充和修订。在“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的修养是统一的”等章节中加强了理论论述，补充了关于党的战略策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并强调了共产党员在取得政权后更要加强思想意识修养。
11月12日 刘少奇同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各中央局组织部负责人谈话，着重谈执政党建设问题。谈话指出：执政党建设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基层组织问题，一个是干部问题。组织工作要正常化，党不管党不好，要有人来管。要重新教育干部，选择干部，鉴定干部，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对干部的要求同一般党员不同，应当有更高的要求。对贪污、腐化、堕落的干部，要大张旗鼓地处理，要通报全党，进行教育。不要怕，处理了这些人，大多数人是拥护的，这就能保证党的纯洁性和无产阶级的本质。
11月29日 邓小平接见参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监察工作会议与会人员，着重谈执政党的建设等问题。谈话提出：（一）党要管党。（二）执政党的建设问题。第一，千万不能忽视。搞不好要亡党亡国。第二，要认真建立和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第三，执政党对党员、对干部要更严。（三）干部问题。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干部职务能上能下。要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执行中央关于干部交流的决定。（四）监察工作。要加强监察机关，监委增加编制。监委与党委的关系问题，监委对同级党委的问题要反映情况，监委有权反映，是职责范围。
这篇谈话节编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12月8日 周恩来在全国棉花集中产区县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做领导工作的，不能只是简简单单地加加减减。应该是观察形势，全面调查，作出正确的结论。还必须实事求是。在领导方法上，一般号召不行，要有具体指导。由一般化转到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具体抓中心，是增产棉花和做好其他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过去三年是粮食紧，现在棉花最紧，要认识到这个农业上的关键问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解决人民穿衣问题主要还是靠棉花。我们一定要瞻前顾后，很好地安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