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〇年
2月5日 毛泽东在广州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谈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他指出：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当然，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
谈到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他指出：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六年春，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
本月八日，他在读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时，谈到自力更生的问题，指出：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
本月九日，他读完《结束语》，对教科书从总体上作了评价，认为这本书的写法不好，因为总是从概念入手。他指出：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
他还谈到写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设想，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因此，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我们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
关于管理问题的写法，他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关于产品分配的写法，他主张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些谈话合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3月7日 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谈到如何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时，他指出：“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提法不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部分，还是以马、恩和列宁的论点为纲。宣传上要思前顾后，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是不可分的，是它的发展。
3月16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报告》、《经济消息》第十期《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两个材料的批语，提出要加强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批语指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
这个批语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3月18日 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时，在谈话中提出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谈话指出：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像我们同缅甸一样，订个友好互不侵犯条约。我们要得到你们的友谊，你们也要得到我们的友谊，这是问题的中心。有了这个中心，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们这些国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要学习每个民族的长处，不管这些民族的大小。我们东方人有一种自卑感，总觉得自己不行，白种人比我们强。这是一种迷信，要破除。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他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他们的设备等。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3月22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认为鞍山钢铁厂“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值得学习推广。鞍山地区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具体做法是：第一、大力改进操作技术，挖掘设备潜力，不断提高设备利用率。第二、普遍提高半机械化、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的水平。第三、积极试制高、大、精、尖、新产品，掌握尖端技术。第四、大搞资源综合利用。第五、大力改善劳动组织和改进工艺过程，实现增产减人。
3月23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强调要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批语指出：在一些县、社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批语强调：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
这个批语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3月24日 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谈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庸俗化的问题。
次日上午，邓小平在天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天津会议）上讲话，提出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讲话指出：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列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列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讲话还指出：还有一个集体领导问题，也要在适当的会议上说一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
这篇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3月30日 毛泽东针对中共山东历城县委给省委报告中提出“五多五少”（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的情况，为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指示指出：这种情况很可能到处都存在，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区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后来没有再过问，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
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4月20日 刘少奇在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成员谈话时指出：我主张不笼统地反对“条件论”，要具体地讲。反对两条，一是不承认某些客观条件，一是不承认主观能动作用、主观条件。反“条件论”过分，就可能出现主观主义、不要条件、不要革命阶段论。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矛盾的统一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这里是强调条件，不能忽略条件。没有条件，矛盾就不能统一、转化和发展。
5月24日 周恩来接见张治中等民主人士，并请张致信蒋介石，说明中共的对台政策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具体有四条：（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二）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互约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https://www.daowen.com)
5月27日 毛泽东在上海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谈话中提出现在的局势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谈话指出：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就不可能改变局势。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使美国、西德、日本有所约束。威胁你们和法国的是美国和西德，还有在远东的日本。威胁我们的也是这三个国家。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6月18日 毛泽东撰写《十年总结》一文，着重总结一九五六年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认为前八年是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文章指出：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错误不可能不犯。郑重的党在于重视犯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文章强调：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这篇文章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7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指示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的任务。指示还提出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等八条具体要求。
8月30日—9月5日 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提出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周恩来将“整顿”改为“调整”，并增加了“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即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失调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九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方针。
10月1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10月22日 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谈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时，他指出：在联合国里，是不应该由蒋介石代表中国的，应该由我们代表，早就应该如此。但是，美国政府组织了多数国家，不让我们去。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谈到中国的发展变化时，他指出：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基本变化。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因为生产力水平低。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1月3日 毛泽东审阅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稿。这个指示稿规定了十二条政策，包括：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等等。
毛泽东审阅时，将文中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改为“至少七年不变”；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改为“一个长时期内稳定下来”；将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口粮标准等方面上有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改为“是极为有利的”；将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的原则还是按劳分配的“在现阶段”，改为“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这封指示信于当天下午发出。
11月1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
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1月2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指示，作出严肃的自我批评，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一些重要教训。指示指出：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
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2月24日 毛泽东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强调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他谈到：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总之，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等。会议形成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纪要》在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若干补充规定。
《纪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整风整社，纠正“五风”。第二，退赔问题。社队各级和县以上各级各部门的平调账，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赔。国家准备补助二十五亿元，用于退赔。第三，关于粮食、自留地、社员家庭副业和家庭手工业、农村集市贸易等的一些规定。一九六一年中央准备再拿出十亿元专用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节约用粮是一个长期的方针，在粮食没有基本过关以前，必须坚持低标准、瓜菜代的政策；社员自留地包括食堂菜地在内，由占当地人均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七；养猪是公养和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社员家庭副业和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允许有适当发展；对农村集市贸易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目前要放手活跃农村集市，不要过多限制。
12月30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讲到退赔问题时，强调一定要认真退赔。讲话指出：县、社一定要拿一部分实物来退赔。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县、社干部可能不满意我们，但是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苦一下，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谈到纠正“共产风”时，指出：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就讲多少，不要有一个框框。讲到总结经验问题，指出：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总结经验，前后不要矛盾才行。过去一个时期，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这不是矛盾吗？一九六〇年有天灾又有人祸，敌人的破坏尚且不说，我们工作上是有错误的。要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基本的经验是什么？看来就是缩短工业战线，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