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
1月26日—2月2日 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工农业生产和财政贸易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压缩空气，群众也要休息休息。有几个方面失调，包括副食品、日用百货、原材料等。我们曾经提过一些不适当的指标，包括我自己在内。农业社放过一些卫星，报上吹过很多，不实在。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要正面承认这些错误、缺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
2月13日 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稿及其附件。这个指示稿指出：去年以来一部分同志正在滋长着一种骄气，不仅在国内工作中有所反映，而且在对外关系中也有明显的流露。突出的表现，是工作态度上的傲慢、宣传上的浮夸和处理对外事务中的轻率。毛泽东审阅时，在附件的末尾，加写一段话，指出：既然是缺点错误，而且涉及对外，性质严重，就一定要改正，而且越快越好。其办法，就是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举行讨论，讲清道理，力戒骄傲、浮夸、急躁，坚决反对极端错误的、与党的路线水火不相容的大国沙文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2月14日 毛泽东在会见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马特时，谈到如何对待马列主义的问题。谈话指出：马列主义至今未变，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
谈话还指出：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是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2月21日 毛泽东在会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等国青年代表时，提出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他在谈话中指出：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目前非洲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说来，整个非洲的斗争还是长期的。一不要以为马上可以胜利，要准备长期斗争。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2月23日 毛泽东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河北省、天津市负责人谈话，强调要发展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谈话指出：中国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应该有个广大的发展。商品交换不但是城乡之间，还有乡乡之间，还有对外省的交换。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生产队集体所有，这样积极性就提高了。社与队、社与社、队与队、社与国家，都是买卖关系，看来买卖关系缩小不对，要利用价值法则进行商品交换。农村的劳动力，要搞粮食，还有林、牧、副、渔，要有专业队搞多种经济，不然社的收入就成问题了。还有劳动管理问题，搞不好就浪费了。
2月26日、27日 毛泽东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及部分地委负责人谈话。二十六日谈到满产私分的问题时，提出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不是责任制问题，是所有制问题。谈话还指出：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产品调多了农民就瞒产私分。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和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的。要宣布一九五九年就按多劳多得，以安定人心，以利生产。二十七日，他又谈到：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没有理由的，是掠夺，是抢劫。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产品分配权应该在队。
2月27日—3月5日 毛泽东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继续压低一九五九年的经济指标问题。
毛泽东在二十七日晚的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主要谈所有制、分配等问题。讲话指出：目前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讲话提出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倾向，指出：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
讲话还强调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提出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作到了全国一盘棋。
毛泽东在三月一日的会议讲话中，再次强调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的合理性，并且作了自我批评。讲话提出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印发了《郑州会议记录》。其中第一部分是毛泽东撰写的《郑州会议纪要》。《纪要》规定了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这十四句话，是根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队为基础（即以原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
毛泽东二十七日的讲话和《郑州会议纪要》，分别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3月9日 毛泽东批转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的简报。批语指出：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现在已有了郑州会议的方针，只须将六级干部几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针一放，几天工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
这个批语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3月15日 毛泽东撰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党内通信》，提出确定基本核算单位应该得到基层干部的同意。信中针对河南、湖南两省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情况，指出：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
这篇通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3月17日 毛泽东就召开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问题，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又写了一篇《党内通信》，建议各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听取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展开讨论，将思想统一起来。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信中指出：要告诉公社党委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
信中要求公社书记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是原来高级社）的领导骨干。
这篇通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3月25日—4月1日 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上海会议）。这次会议对一九五九年的生产指标数字提出了调整意见；检查了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产生了《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确定生产小队（后来的生产队）要有部分的所有制。
毛泽东在二十五日的会议上讲话，强调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讲话指出：小队不搞好，公社也不行。因为事情都要通过小队去办。他还指出：算账有个好处，就是能训练我们的干部。我是站在算账派这一面的。我们宁可当算账派，使他们受到教育，知道世界上是要算账的。
3月30日 毛泽东在陶鲁笳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上作了多处批注，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批注指出：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毛泽东在四月三日批转湖北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报告时，再次强调了算账的必要性。批语指出：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同日，他还批转了谭震林关于各省六级干部会议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批语指出：就算账这个问题来说，说的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账，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生，但只有在一九五九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
这几条批注和批语合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3月31日 毛泽东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关于山东济宁地区群众对所有制问题意见的来信上作出批注，提出改变集体所有制体制的几条原则：（一）不得群众同意不变；（二）变的时候，一定要以有利于生产队，不使生产队、小队、群众任何一个单位、一个个人吃亏为原则；（三）以公社级大发展和穷队大发展为基础，这是从不使富队吃亏反而有好处这样一个原则出发的具体措施；（四）先变乡，后变区。
4月2日—5日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全会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会议要求公社在统一分配上，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收入之间的合理差别；在体制上，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
毛泽东在四月五日的会议上，围绕工作方法问题发表长篇讲话，一共谈了十几个问题，包括：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的前进；依照形势改变计划；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解除封锁；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等等。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从不同的侧面，初步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一些教训。其中关于多谋善断，讲话指出：第一要多谋，第二还要能断。所谓善谋，就是要多跟人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不然就不可能善断。
4月29日 毛泽东撰写给党的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信中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阐明当前农业生产应该注意处理的六个问题：（一）包产问题。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二）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三）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五）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六）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信中强调：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这篇通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5月7日 毛泽东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阿沛·阿旺晋美等谈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政策问题。谈话指出：现在看来，西藏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平息叛乱。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种人。对这四种人，在政策上应当有所不同。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还有右派，只要不同我们打，就还留有余地。走民主的道路，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关于达赖，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西藏无力举办的事，中央还可以帮助。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跑到印度的万把人，我看是要分化的。一部分会坚决反对祖国，一部分会感到没有出路，希望回来。对他们，要采取欢迎态度。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6月11日 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畜家禽和分配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迅速切实地贯彻中央关于农业生产的五条紧急指示，中央建议各县用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出一张布告，把下面四件事向群众公布。第一，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第二，恢复自留地制度。第三，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时间把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收获由个人自由支配。第四，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仍然归还社员私有，并且奖励社员利用屋前屋后和其他废弃土地种竹木水果，谁种谁有。指示强调，上述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
6月13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
毛泽东在会上就高指标等问题发表讲话，指出：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一高，每天处于被动。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要随时准备。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过去就是片面性，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
周恩来在会上提出几条应对办法：（一）多抓商品性生产；（二）抓食品定量；（三）压缩购买力；（四）减人。对基本建设，他提出：有的下马不搞，有的休息，有的慢步，有的快步。成立支农小组，先抓机械、化肥、水利。
6月16日 朱德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谈到对公共食堂的看法。谈话指出：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负责调剂，加点菜和薯。一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出口，换回来更多的钢铁、机器。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群众的生活应该越富越好。
这篇谈话节编收入《朱德选集》。(https://www.daowen.com)
6月20日 毛泽东阅新华社《内部参考》刊载的《广东水灾继续发展全省工作中心转入抗洪救灾》和《广州市人民极度关心汛情的发展》两篇报道后，批示指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
这个批语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6月29日、7月2日 毛泽东先后在武昌江峡轮上和庐山住所，分别召集协作区主任会议及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在讲话中相继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十八个问题。在这两次会上，毛泽东着重阐述以下四个问题：（一）关于读书，他提出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二）关于今后四年的任务，他提出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三）关于综合平衡，他认为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四）关于三定政策，他认为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
这两次谈话合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7月4日 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毛泽东审阅李先念起草的这个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指出：为要流通，交通运输必须相应地办起来。城市当然以工业为重点，但现在是处于副食品严重不足的时期，必须强调郊区的农业。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7月5日 毛泽东批示印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提出要“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批语指出：多产粮，是上策。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批语还提出：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猪是肉食，又有肥料。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
这个批语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9月14日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致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信中指出：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0月18日 毛泽东在会见日共代表团时，提出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他在谈话中指出：整个国际形势是在好转，西方的高压政策、实力地位政策，或者说是冷战政策，已难以继续下去了。西方统治集团，比如美国集团、英国集团的大部分，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有恐惧。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时间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假如这种情况实现了，那时要打世界大战，他们就比现在更加困难了。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0月31日 毛泽东在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信中，提出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信中指出：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
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1月2日—22日 刘少奇在海南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和有关资料，并召集了九次学习讨论会。
他在十三日的学习讨论会上提出“要研究经济中的主要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认为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所有制问题；二是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三是分配问题。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要研究。全民所有制内部、集体所有制内部也有矛盾，也要研究。不要认为全民所有制内部没有问题了，有的，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之间，就有不少问题。他还指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一提法是不对的。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没有基础了，就会破坏生产力，如一九五八年的刮“共产风”，就会破坏生产力。
他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讨论会上提出学习教科书后，对我们的计划工作、经济核算要好好研究一下。指出：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全面的经济分析，要加强计算工作。不能只注意总产值，不注意成本、劳动生产率。那样，就会多花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净产值比总产值更接近实际，各企业要注重净产值这个指标，好好搞经济核算。为了搞好经济工作，既要有政治挂帅，又要有经济核算，有计划工作的综合平衡。
11月12日 毛泽东在同华东各省市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谈话指出：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在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果然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的苏联世界，并不讲苏联一个国家，而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此后，二月四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进一步指出：敌人的策略是什么？一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准备战争，大搞基地、导弹，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二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大搞腐蚀、演变，用各种办法包括文化、人员往来等，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是着重的一手。杜勒斯在世的时候，这个政策就定下来了。基本原则是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毛泽东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尽管这一方针后来在实施过程中，发生了“左”的偏向。但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
12月10日 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开始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下册为社会主义部分，共十七章，即第二十章至第三十六章，还有一个结束语。这次读书活动直到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结束，历时两个月。在读书期间，毛泽东结合当时的实践和他本人正在思考的问题，发表了大量谈话，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当前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相当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其中有许多观点和思想，对全党不但有着理论指导作用，而且有着直接的政策指导作用。
本日读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在议论中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他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
次日，他在继续读第二十章时，总结了中国对资本主义改造的经验，指出：由于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也还自愿地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十二日，他在继续读这一章时，分析了苏联教科书还没有形成体系的客观原因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他指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例如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过去是八年到十年出现一次，经过多次的反复，就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规律。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的。他还谈到：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
这些谈话合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2月18日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时，谈到质量互变规律问题。他指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的思想，指出：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账。例如，工业占多大比重，生产多少钢，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等等。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谈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他认为“这就是酝酿着战争”，指出：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有阶级就一定有阶级冲突。一般冲突方法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必然要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不消灭阶级，怎么能消灭战争？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即使两个阵营不打仗，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打仗。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在就在打。当然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
谈到公民权利问题时，他认为“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指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就没有保证。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
他还谈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次日，他在继续读这一章时，对“四个现代化”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这些谈话合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2月21日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时，谈到“两参一改三结合”问题。他指出：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有很多文章可做。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
次日，他在继续读这一章时，提出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指出：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
这些谈话合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2月23日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时，提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他们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这次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2月24日 周恩来在东北三省协作区会议上作报告，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四项任务：第一，更快地建成我国独立的经济体系；第二，更快地把尖端技术和国防工业搞起来；第三，加快建立强大的自然科学技术队伍和社会科学理论队伍；第四，加强党的团结，首先团结中央、省（市）、地委和县委这四级干部。
12月24日—26日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谈到“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时，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
他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这些谈话合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