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我在前面讲了问题意识和写作过程，想要强调的重点：第一是寻找“惊奇”或“惊喜”，从而为学术研究找到内在驱动力；第二是做自己的思想工作，克服写作的摩擦。最后我想讲几个进阶问题，基本上是学会写论文之后，在学术道路上进一步发展都可能碰到的问题。
首先是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区别。写博士论文，其实就是写一本书，而硕士论文的工作量只相当于书里的一个核心章节。它们的区别不在于切入点的大小。有经验的研究者往往会选取非常小的切入点，然后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所以你经常会发现，博士论文看起来并不一定比硕士论文更“博”，在很多时候甚至更“窄”。但不管博士论文找的切入点有多么小，它最终都需要深入挖掘，向读者证明研究者对一个领域进行了深入了解，进行了体系性思考，其研究成果在这个领域居于前沿位置。用打仗来比喻，硕士论文能够做到“单兵突击”，向前移动一百米，就有足够的贡献；而博士论文往往需要将“战壕”往前移动一百米，这就需要更强大的指挥和执行能力。
拿我的第二本书举例，这本书的第二章是论述康有为的德国观，其实就相当于硕士论文的篇幅和深度。我在这一章里证明了康有为对德国的重视不仅源于他对于列强“硬实力”对比的思考，更是因为德国宪制能够在他的“三世说”理论框架中发挥独特的功能。我完成了这个证明，可以说是“单兵前进一百米”。而整本书谈的是康有为如何思考和回应从维也纳会议到“一战”的国际体系的演变，并在此背景下思考国内宪制的改革。我的讨论涉及康有为对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土耳其、奥匈帝国等不同国家的认识，把它们整合在一起的是“大国协调”理论。这样，整本书就不是“单兵前进一百米”，而是把“战壕”向前推进一百米了。
同样，我在第一本书里集中论述清帝逊位诏书的一章，基本上也就是硕士论文的篇幅。它说明了1912年的妥协让恐惧共和的国内政治势力接受共和，对于避免国家分裂是有意义的，但是在内部政治整合上的成果有限，为两大阵营的“决裂”埋下了伏笔。这样我就在过度贬低和过度拔高的两种声音之间，开辟了一条中间道路。但是要系统论述“大妥协”究竟是怎么起源，怎么展开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需要一本书的篇幅。这本书不是专门研究清帝逊位诏书，而是讨论民国初期不同政治整合模式之间的斗争，尤其是宪法主张层面的斗争。
那么，把你的博士论文修改成一本正式出版的书，这中间需要什么样的进展？博士论文首先是写给导师和评审专家看的，核心关切是让他们同意你毕业，授予你学位。所以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你会努力展示对学术“黑话”的熟练掌握，展示对学科文献的熟悉程度，所以经常要写得非常复杂，让导师知道你具有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能力。但是如果要把博士论文变成一本公众也能读的书，就得完成转换。假定公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但不一定是你这个专业的，在行文风格和结构设置上就需要调整。我的博士论文是2008年完成的，一开始想把它改成中文语境下出版的一本书，但是发现有以下难度：第一，论文最初是写给导师看的，很多东西导师有研究，不需要解释，但是写给公众看就需要作很多解释；第二，我写的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编纂，跟当代中国时间上距离很远，放在中文语境之下难以转换。加上我到法学院工作之后，要备课、教课，要尽快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法学学科内部立足，所以这篇属于政治学和历史学交叉研究的博士论文就被搁置到今天。所以刚写完博士论文的同学，可以趁着热乎劲儿赶紧改成书。
从做博士论文开始，就需要考虑一个问题：你的研究是否设置了别人无法轻易翻越的门槛？如果这个门槛别人轻易就能翻过去，说明你的贡献不够显著。门槛有很多种：
——一些人找到了一批宝贵的原材料，别人接触不到，他就可以在别人看到这些材料之前“有饭吃”，但靠垄断材料来设置门槛，格调不够高。
——一些人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成为这个议题上的“探险者”，在别人跟上来之前，他的研究就一直处于前沿位置。比如，他对人工智能特别了解，就有可能在人工智能与法律的议题上走在前面。
——一些人可能具有独特的知识结构，将不同学科的方法和进路融合起来加以使用，那也是一个门槛。比如，我的第一本书将法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方法及知识结合在一起。习惯于做规范研究的法学学者往往对历史不够了解，而历史系的同事们虽然掌握很多历史材料，但碰到法律规范文件经常不知道怎么解读，那么我就来解读一下，这样法学和历史学的学者都会觉得有意思。
——一些人掌握了多门语言，使用了不同语言中的材料，能够进入不同语言的学界的理论脉络进行对话。现在大部分人能读英语，如果多懂几门语言，引入更多的材料，这本身就是一个增量，更不用说形成更为丰富的理论对话了。
——一些人可能在方法上有独到之处。比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金兹堡教授的“微观史”方法。他读历史文本，可以在小针尖上作大文章；别人只能看出一层意涵，他能看出三四层来，这是个更高的门槛。
——一些人可能以宏大的理论框架和丰富的联想能力而取胜，别人只能够在小的框架里对比和联想，而他可以将素材放到一个更宏大的理论框架里，让它们与陌生的东西相遇并相互冲击。(https://www.daowen.com)
你的研究有一定门槛，别人不能轻易复制，你的贡献就会比较显著，你的东西就容易发表，就不必特别担心在学术界“谋生”的问题。接下来，就可以考虑如何让成果形成一定的集中度，进而形成自己的学术品牌。这对于硕士生和博士生似乎有点远。但自己回望过去，从大二下学期开始立志做学术到今天，二十年仿佛弹指一挥间。学术工作比较清苦，而且现在的学术机制给年轻人的发表压力越来越大。但好处是这个职业有思考与探索的快乐，而且可以在自己的劳动成果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如果写出了有思想的东西，还可以被后代人继续阅读。如果让我回到本科二年级重新选择人生道路，我大概还是会作出同样的选择。
【注释】
[1]Carlo 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 Century，M ille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
[2]章永乐：《共和的诤友：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评注》，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2期。
[3]［美］小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毕洪海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4]我在《旧邦新造：1911—1917》给出的回答，主要还是聚焦于国内的政治过程，尤其是南北方之间的妥协。但现在的认识比这一答案又有了进一步的推进：离开国际体系的背景，单讲中国国内的政治过程，恐怕是片面的。南北方妥协离不开英、法、德、美、日、俄六大列强的“大国协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列强“催熟”的妥协。参见章永乐：《“大国协调”与“大妥协”：条约网络、银行团与辛亥革命的路径》，载《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
[5]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4—76页。
[6]章永乐：《在“国竞”中“去国”——康有为论德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未来》，载《原道》2016年第30辑。
[7]章永乐：《不能共则不能和：康有为论国家建设与宪制变迁》，载《思想战线》2016年第5期。
[8]章永乐、魏磊杰主编：《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9]Zhang Yongle，The Future of the Past：On Wang Hui's Ris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New Left Review，No.62，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