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写作如同打仗，学位论文更要旷日持久地作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现在的问题就是写作者经常把战略和战术颠倒过来了：在战略上无比重视，还没开始动笔就压力山大，甚至患上时髦的“写作恐惧”；而落实到战术层面，却全无章法，眉毛胡子一把抓，多少硕士学位论文是被“deadline”给逼出来的，大家心知肚明。前面讲到诸位前辈学者的体悟，说到底就是要给写作以时间，以“持久战”的战略和战术来进行学位论文的写作。
泰勒批评的是美国当代的大学生，但他的判断也基本上适用于我国国内的现状。在学术写作这个问题上，我并无自信可言，感觉我们的糟糕程度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搞不好反而是创新项目越多，就越不会写文章。例如，我这两年参加过一些校内的项目评审会，为了锻炼刚入职的年轻学者，学校会设置一些培育或“孵化式”的项目。但令我错愕的事情却发生了，有些擅长海外英文发文的学者，在读他们提交的中文课题申报书时，却连标题都是读不通的，语法问题也是“触目惊心”。言归正传，泰勒已经点出了一个几乎可以放诸四海的问题，技术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写作方式，也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写作状态。现在写论文，当然是在电脑屏幕上码字，不再是在稿纸上“爬格子”，想想我们自己，现在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可能就是打开手机，但可能晚上关机前也没有打开电脑的Word。如果继续把写作比成打仗，那么谁是当下的“头号敌人”？毫无疑问，就是手机。如果说写作务必要保持某种势头，那么任何会让我们分心的东西都是写作者的大敌。断网或者说关掉W iFi，已经取代“deadline”，成了学术生产的第一推动力。我们陷网越深，种种“信息乌托邦”的神话就越容易破灭，转而反思阅读和思考在新技术条件下的蜕变和堕落，互联网正在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浅薄”，多任务处理导致了注意力的严重稀缺……总之，我们在享受新技术的便利时，可能也付出了学术写作不可承受的代价。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华裔混血教授Tim Wu，中文名是吴修铭，是互联网法律领域的权威学者，不仅高产，而且在美国的权威法律评论上发表了很多重量级的论文，还致力于面向大众的著述。出版过两本商业类的畅销书：《总开关：信息帝国的兴衰变迁》和《注意力经济：如何把大众的注意力变成生意》，这两本书都已有中译本，有兴趣的读者，尤其是研究领域相关的，不妨尝试阅读。2013年，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改造”我们的生活之时，吴教授在《纽约客》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开篇就是卡夫卡写《审判》的故事：
1912年的布拉格，当时的卡夫卡还是一名29岁的律师，9月22日晚上10点，他在打字机前坐下，开始写作。8小时之后，他完成了《审判》。在当天的日记里，卡夫卡这样写道：“我几乎无法从桌子底下抽出双腿，久坐使它们变得僵硬。可怕的紧张与愉悦，故事在我面前呈现开来，如逆水而行。”后来他描述这种他所倾向的一坐到底、一气呵成的写作方法：“唯有这样的连贯一致，伴随肉身与灵魂的完全开放，才能完成写作。”[8]
“肉身与灵魂的完全开放”，吴教授所讲的其实就是写作必须全神贯注，但人类永无止境地追求电脑的高性能，恰恰毁掉了这种注意力。“在电脑上，每个人都要与注意力分散殊死搏斗。卡夫卡或许会像大部分律师一样，开始写作后又意识到最好去查查电邮，《审判》也就这样不了了之。”[9]简言之，分心或者注意力不集中，是写作的大敌，而多任务处理的电脑（“有不同‘窗口’的‘桌面’这一概念本身，意味着使用者可以在不同工作项目之间切换”）和智能手机却在放纵这一切，让我们在不同程序之间切换自如，甚至商业模式也要求对我们注意力的经营和控制。“抖音”时代，我们的注意力也许会短促到连金鱼都不如的地步，所以吴教授的这篇文章叫《电脑弱化人脑》。
我个人的经验也验证了吴教授的判断，固然，我们今天的写作不可能摆脱电脑，但我们也要创造出一个尽可能少分心的写作环境和状态。正因为写作很难，所以我们才容易分心或走神，一个句子卡住了，那就“打开微信回个消息吧”，导致写作状态被我们弄得七零八碎。其实所谓的“肉身与灵魂的完全开放”，不是说我们写作者要沐浴焚香，而是要坚持下去，追求写作状态的渐入佳境。就我个人经验而言，不可能打开Word，就即刻文思泉涌，通常是经过半个小时乃至更长的无效状态后，才能让自己脑子热起来，有时也许就是一句苦思冥想之下的妙语偶得，才能开启某种妙语连珠的状态。王汎森老师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主要立足于个人治学的感受、感触和感悟来谈人文学科的研究，书名叫《天才为何成群地来》，[10]我在此借用一下，就是好句子在写作过程中也是成群结队“蹦”出来的。写作之难就在于，我们经常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就放弃了，所以修不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在此意义上，写作是一种修行，至于修炼的具体方法，有没有什么tips，见不见疗效，大概需要每一位写作者去摸索适用于自己的技巧。我有一位同事，就加入了一个由豆瓣好友组成的微信群，他们相互监督和鼓励，战胜写作拖延症。据说现在还有手机“封印”这种开脑洞的神器，在写作时给自己的手机贴上封条，警示别摸它或者少摸它，但无论如何，心理暗示经常可以帮助我们。
讲到这里，我向诸位再介绍一本书，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著的《椰壳碗外的人生》，篇幅不长，给自己一天的时间，就能读完。章永乐老师当年在美国读博士时的一位老师就是佩里·安德森，曾经还访问过北京大学，而这位本尼迪克特是佩里的哥哥，兄弟俩都是在20世纪学术历史上留名的大师。《椰壳碗外的人生》这本书是本尼迪克特的个人（学术）回忆录。想必大家都听说过他的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现在已经是论述民族主义里首屈一指的经典，他的“田野”集中在东南亚地区，但我想他晚年的这本回忆录却是不限领域的，想做学问的朋友都不妨读读，花个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也许能给你带来持续很久的影响。我从书中摘取一段，安德森讲述了数字化对研究和写作的改变：
1958年我来到康奈尔的时候，必须很快学会如何用四个指头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打出我的研讨会报告……现在，我们在计算机上工作，可以在几秒钟之内修改任何东西、移动任何东西。绝对痛苦的减少是幸事，但值得记住的是，珍珠产自痛苦之中的牡蛎，而不是有笔记本电脑的快乐牡蛎……今天，图书馆在偏执地设法把一切数字化，或许是期望书籍最终被淘汰。一切都可以“在线上”找到……“轻易获得一切”的后果之一，是我在谷歌诞生很久之前就已经注意到的一个趋势的加速：没有必要记住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检索到“任何东西”。[11](https://www.daowen.com)
我当时读到这一段时，感触特别深，重点划了一整页，就是这样的感觉，说出了我想说的话，但是比我说的要好得多。我们都能看到，数字化的技术日新月异，短短时间就为我们带来不可思议的便利，但这些“进步”中是否也隐藏着陷阱或盲区，生于数字化时代的年轻人切勿一头就栽进去，必须有所反思和警惕，工作之余不妨提醒一下自己，这些我们习以为常且相信须臾不可或缺的写作工具和技术，其实不过是人类写作历史长河中极短暂的一瞬。在这里补充一句，面对数字化，我们要做的是反思，并不是反对。尤其是对还处在求学阶段的研究生来说。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那么现在把这种批判精神与时俱进一下，我们可以说，如果你尽信网络，只会做个数据库的“爬虫”，那一定是做不好研究的。
前段时间，翟天临不知“知网”，让广大在“知网”上度过漫漫长夜的普通博士生感到“岂有此理”。不知“知网”当然不可原谅，但若是只知道“知网”，也同样有罪。我最担心的，是真以为只要“知网”在手就万事无忧了。不妨这样说，没有数字化，本尼迪克特也能写出《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但只靠数字化，任谁也写不出如此经典。数字化的便利，在于一切皆可在线搜索，按需搜索立等可取，这样下去，搞科研就真成了“search、search、research”的过程。但问题在于，你一定首先要知道搜些什么，才能把数据库变成“必先利其器”意义上的“器”。反过来说，若是你自己的知识系统和学术脉络还没建立起来，脑子里空空如也，那只能变成数字化的奴隶。关于数字化时代的学位论文写作，清华大学的赵晓力老师多年前就有过极精辟的批评，我在这里作完整的复述：
这些年来，无论参加本校的论文答辩，还是做其他学校的校外评审，我突出的感觉是，我看到的毕业论文，特别差的没有了，特别好的凤毛麟角，大量的论文的评价就两个字：平庸。看多了，我发现很多论文都和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期刊网。它们的命题从哪儿来？中国期刊网。它们的资料从哪儿来？中国期刊网。然后它最好的归宿也是：中国期刊网。这样的文章，借用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那本书的名字，叫做“用论文生产论文”。生产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物理方式”，就是拷贝、粘贴，这个比较低级，估计以后会越来越少，还有一种比较高明，是“化学方式”，跟收废旧塑料生产再生塑料差不多，产品绝对符合学术规范，但你看这些文章的时候，扑面而来一股再生塑料的气味。[12]
我又读了一遍这段话，为什么说“又”呢？不久前参加学院的研究生论文答辩，最后宣读答辩结果前，我作为答辩主席就把这段话念了一遍，整整一天下来，绝大多数的论文无比符合赵老师在2010年作出的这个判断，所以说，我实在找不到更贴切的话来表达我静坐一整天后的感受。确实，到了答辩环节，敢于“以身试法”的已经不多了，结结实实的“硬伤”已经消灭无几；但真正好的论文，能让答辩老师眼前一亮的，也未必能见到几篇。按照我的标准和趣味，极少见到真正有“精、气、神”的文章，整体感觉就是赵老师说的“平庸”。打个比方，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硕士甚至博士论文，就像是“半瓶子水”，乐观者望去，当然就是瓶子里的水比以前更多了，已经有半瓶子满上了。但悲观地看，它总有半瓶子还没满，而且从赵晓力老师致辞至今，也没见满起来，总是这么晃荡着。
为什么就总是这“半瓶子水”的“平庸”呢？病理在哪儿？赵老师当年也点出来了，只是受限于开学典礼致辞的场合。我们今天站在赵老师的肩膀上，做些观察。我们的论文写作，其实不限于研究生论文，现在太过依赖“知网”，离开数据库，很可能就寸步难行，所以最终就是成也“知网”，败也“知网”。数字化，既是当年迅速跃进的动因，也是现在迟迟无法突破的“瓶颈”。
想当年，新世纪伊始，刘南平博士给国内法学界上了一课，他批评当时的法学博士论文既没有“皮囊”（论文的注释），更缺乏“骨髓”（论文的命题）。刘博士当年之说，可谓切中时弊，那些年的论文确实流行着教科书体例的框架结构。[13]但现在，以“知网”为领军，各类数据库应有尽有，我们的论文很快就长出了“皮囊”，但“皮囊”好生，“骨髓”却难长，对于刚入门的研究生来说，越是信任并依赖数据库，越是在可数字化的范围内打转，就越有可能把学问做成“坐井观天”。2019年秋季学期，我们同院里刚入学不久的研究生午餐座谈，席间就有新同学提出，学校图书馆系统没有我国台湾地区的某法学数据库。这想必就是思维定式吧，张口就问数据库，言下之意似乎是缺了能在线搜索的库，研究就没法做了，学习也难以学下去了。依我看，对于刚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生来说，就没什么没它不行的数据库。好比我在写美国宪法史时，从来不觉得哪个数据库是不能缺的，我会读很多的书，经典的和前沿的，我也会读很多论文，但这些论文是从一开始我就知道的，是在我的阅读清单上的，不是从数据库检索中找到的。也就是说，真正的“学术写作要文献先行”，动笔前就已熟稔于心，要用时则信手拈来，而不能靠着数字化的利器临时“抱佛脚”，只会用“搜索”来写论文，到头来就是赵晓力老师说的“用论文生产论文”。
学术训练讲求循序渐进，脑袋中若是空空如也，那么功能再强大的数据库也无济于事。翻看现在研究生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写作者没有表现出对文献的判断和鉴别力。也许是泡在数据库里长大的孩子从来就没有养成这种能力和意识。数据库就是一条信息高速公路，可以做到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读书不能只是一味追求短、平、快，好多年前，我的老师王绍光教授就在一次荐书中倡导“乱读书的乐趣”，大数据时代基于趣味的精准推送固然是高效的，但也让我们不再有意外邂逅的惊喜——“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讲一段我读书时的切身经验。研究生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我在图书馆后排书架上偶然发现了一处“宝藏”，那是《哈佛法律评论》的过刊，从1970年前后一直到2000年，分年度装订成厚厚一卷。我至今还记得从书架上取下时，灰尘在阳光的照耀下四散飞舞，想来被遗忘在角落里有些日子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到图书馆打卡，大约两天翻一卷，“生吞活剥”其中的宪法论文，很多时候读得云里雾里，离开图书馆时总是有种从陌生天地穿越回来的恍如隔世感。每每想起，我都很感激那一个多月泡在图书馆里的自己，因为不知不觉之中，我在这些陈年旧刊中摸索出一条进入美国宪法的知识路径，虽然粗浅，但却是自己蹚出来的一个“网络”，受益至今，也希望诸位都有这样不期而至的学术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