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阎 天
一
我与本书其他五位作者的缘分都很长。大三那年投入王锡锌教授门下，章永乐的名字便被导师无数次提起。我至今记得自己坐在严冬的图书馆里，边跺脚驱寒，边兴奋地翻阅《北大法学评论》——那是永乐兄主持法学社时编印的小册子。后来我循着他的道路，接过了法学社的责任，又成了他的同事。本科毕业那年夏天，我因为参加课题而认识了刘晗，后来跟着他留学耶鲁，日日被他提着学问的大壶兜头灌顶，吃过无数次“大师兄”烹饪的蚌埠佳肴，也无可避免地冠上了“二师兄”的令名。读研时给导师编书打下手，有了第一篇学术发表，也记住了作者名录中的“丁晓东”。后来与晓东兄在耶鲁团聚，得到过兄长无数的宽慰，更领略了千岛湖料理——那响油浇在鲜鱼上的“刺啦”一声，至今让我神往。左亦鲁与晓东兄同年赴美，虽然晚我一届，却与我同岁，于是成就了“三同”之好：同岁、同门、同事。留学就是“洋插队”，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神似两个“贫下中农”的相互结合。田雷当年在耶鲁与刘晗合租，毕业时把陋居传给我，附赠一箱粗陋的炊具。后来我与师兄在网上接头成功，未及见面就参与师兄的大业，译书、开会、写文、授课。星星之火，历历在目。
我对学术友谊的想象，大都来自本书的作者们。这是一种特殊的友谊：我们不畏枯燥，用作品互相折磨而乐在其中，甚至开办“席明纳”（sem inar）相互攻击；在无数次认真的交谈和海阔天空的胡侃里，我们理清自己的思路，又拆散对方的思路；思想的碰撞每每以大快朵颐而告终，无论是三位数起步的布法罗鸡翅（Buffalo W ings），还是5美金一把的韭黄，抑或是24小时店里的冰激凌。我们朝夕相处，却不厌烦；偶然分隔，顿感寂寞。在一起的时候，分明觉得学问是最有趣的事、对方是最有趣的人。我们是彼此生命的“盐”。
我对学术趣味的体会，也大都来自本书的作者们。这是一种特殊的趣味：永乐兄的文字如武士前行，披坚执锐；亦鲁兄的文字如大鹏展翅，壮思飞扬；刘晗兄的文字如下地探宝，深入浅出；田雷兄的文字如旅人观景，流连八方；晓东兄的文字如太极运气，收束中央。有前、有上、有下、有发散、有收敛，还差一个“后”，大约就是我对自己的定位：行文如后退，退无可退便是结论。
我们终于一起写书了。
二
在这本书里，我们要把所学呈现给学生和读者。法学界中人大概都会认同，写作乃是第一难事：难想、难写、难发。文人写字本属孤芳自赏，如今“孤芳”却要求得“群赏”，这大概是困难的根源。学者在劳动关系之下被支配，又在消费主义之下被挑拣，导致学术标准越来越脱离学术本身，乃至随波逐流。即便如此，学术标准仍然有着无法割舍的坚硬内核，这就需要在追逐和坚守之间达成妥协。本质上，妥协很可能是绝望的，正如机器大工业和全球大市场最终将吞噬“独立”的小作坊。但妥协仍然有意义，它指明了每个小人物所能作出的贡献。无数微小的贡献结合起来，就可能推动大时代的变化。对此不妨多存一分信念，少发两声牢骚。
妥协是技术（工学），也是艺术（美学）。本书在这两个属性上均匀发力，希望读者既能读出方法，也能读出情怀。写文章是思想的作业，故有“法学写作思维”之说。我们将法学写作思维中的重要模式、状态、路径、矛盾和挑战，择要概括为六讲的主题：法学写作就是提问和求解，问题意识是思维的起点，放在第一讲讨论；法学写作也是苦差，状态的起伏是痛苦的来源，放在第二讲讨论；法学写作还是一种特殊的文体，“论文”一不留神就会写成“说明文”，放在第三讲讨论。之后三讲则分别关注写作中的三对矛盾：厚积与薄发的矛盾、热点与主线的矛盾，以及本土与海外的矛盾。本书显然远未穷尽法学写作思维的外延，也并不怀有这样不切实际的野心。与其穷举，不如择要；与其终结，不如开始；与其灌输，不如启发。(https://www.daowen.com)
这是一本自我剖白之作。希望有人读懂我们的初心。
三
这本书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学改革的成果。近年来，学院开设多门法律写作和研究方法类课程，试图在传授知识之外传授方法，在授人以鱼之外授人以渔。方法课不好讲，老师们常交流，我也勉力为之。2019年春，拙著《川上行舟——平权改革与法治变迁》准备再版，我为新版写了篇反思性的文章，后来成为本书第六讲的底本。当时我参与讲授《法律写作与检索》课程，与各位作者商议，把反思从自己扩展到大家，利用课堂举行系列讲座。从2019年4月下旬到6月中旬，连办六讲，反响良好，遂决定在讲座录音稿基础上加工成书。刘晗兄当时正在准备《法律思维30讲》，他建议本书以“法学写作思维”命名，获得一致赞同。2020年夏，初稿告竟，大家决定让我来署名本书的编者。这是对我的信任，我要负责到底。还要说的是，编订这本书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只是由我来执行而已。
一本书的出版，背后有无数因缘的交汇，也有无数汗水的浇灌。感谢北京大学法学院提供讲座平台，感谢2019级法学硕士研究生林轩墨同学参与编校。写一本关于法律写作的书，曾经是刘海涛社长布置给我的任务；如今我们集体交稿，既要感谢社长的信任，也要感谢陈曦老师的支持，更要感谢贾萌萌、谢瑾勋编辑的辛勤工作。最应该感谢的是王锡锌老师，他为本书作序，更把我们培养成学者。我们都曾在《中外法学》留下学步的足迹，这本书是年轻作者的一次集体复习。学得肯定不够好，以后一定再接再厉。
负责是成年的标志。作为法律学人，我们要对学术负责，对历史负责。作为人民教师，我们要对学生负责，对祖国负责。莫忘《邓小平文选》结尾的叮嘱：
“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2020年6月15日夜
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