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土地制度变迁
匈牙利在经济转型前，土地产权制度和经营方式与我国相似。经济转型后，土地产权制度发生剧烈变革，形成私人所有、合作社所有、国家所有的格局。[5]
1945年至1956年，匈牙利实行土地改革，耕地的34.8%被分给了65万农民，森林、渔业和大地产被收归国有，改革改变了传统土地产权结构。而后，通过农业合作化方式，将以小私有为主的土地产权制度变为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由于采取了强制农业合作化和义务征购、不合理征税、不合理价格政策等方式，伤害了农民的生产者积极性，导致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大幅萎缩，合作社社员收入比入社前减少了三分之二。1956年“匈牙利事件”期间，约50%的合作社社员退社。
1956年底，卡达尔政府颁布新的农业政策，废除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度，实行合同制和国家自由收购制，并对农副产品实行了新的价格制度，在信贷、投资等方面支持农民，允许农民自由选择经营方式、自由出售农产品和拥有少量自留地。1957年7月，匈牙利政府颁布《农业政策纲要》，确立了农业发展的方向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思路，开始实行第二次合作化改革。由于新农业政策更多运用市场手段，理顺了农民与合作社以及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农民入社采取自愿原则，入社后可以保留土地所有权，或者实行合作社有偿使用、逐年付清土地价格，其他的生产资料也采取有偿折价的办法。这一时期的合作社，是一种有统有分的合作方式。
1990年，匈牙利开启了全面私有化的剧变。土地的私有化改革使土地管理制度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了推进土地的私有化，国会相继通过了《紧急过渡条例》（1990年10月）、《土地赔偿法》（1991年4月）、《合作社改组法》（1992年1月）。土地赔偿法废除了集体经济制度，实行“把农地退还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前的土地所有者”的政策。对上述时限范围内的土地所有人或者继承人，只要他们向清退土地的专门委员会申请，并且提供足够的有效证明，经批准就可获得集体化时被并入集体的土地。政策规定“一定要把原来的土地归还给原来的主人”，即“物归原主”。由于原土地所有者中的许多人已进入城市且不愿再回农村，加之随着几十年集体经营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不少原来的土地面目全非，土地边界荡然无存，或是土地已非农化转为他用。这种情况下，匈牙利发放“赔偿券”，原土地所有者凭“赔偿券”购买土地和房产。土地重新分配后，全国560万公顷的土地被分给260万私人所有，新的所有者平均每人获得2.2公顷土地。2001年与1990年相比，国家所有土地从占总面积的32%下降到20%，集体所有土地从占61%下降到7%，私人所有土地从占7%上升到73%。
虽然匈牙利农地私有化改革的初衷是要建立起规模经营的私人农场，以适应市场竞争，然而由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匈牙利农业相当长一段时间陷入倒退：(https://www.daowen.com)
一是农地流失。土地私有化加剧了外国人对匈牙利土地的收购和占有。邻国的奥地利人开始收购（当时奥地利的地价至少是匈牙利的10倍）匈牙利农民手中的土地，为了生计，匈牙利农民乐意将自己的土地卖给奥地利人。
二是土地抛荒。“物归原主”土地产权改革形成的“占地者不想耕，耕地者无能占”的土地所有权与土地利用关系，导致农地抛荒。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原大土地所有者中的大部分已定居在城市里，甚至远居国外，他们获得归还的土地之后，很多人只是将土地作为不动产或留给子孙的遗产，由于无暇经营土地，他们通常是将土地出租，甚至任其荒芜。而原来国营农场和合作社农民因没有能力高价租地经营农业，使大片土地无人耕种。
三是农业设施遭到破坏。匈牙利原来实行大规模农业经营，有相应完整配套的农业基础设施与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基础。私有化解体了国营农场和合作社，产权分散，地块破碎，机器设备和房屋建筑也随之分解拍卖，农业规模经营的基础遭受破坏，与此同时，产、供、销一体化经营体系和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也随之消失。在土地私有化过程中，有90%的农民不愿成为个体农户，那些已经习惯于分工合作的匈牙利农民，很快又自发重组了农业合作社，或是进行合伙经营，但在以《土地赔偿法》形成的私有制土地配置模式下，土地集中的高成本与耕者的势单力薄，私人农场的结构与规模难与往日相比，更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1990—1999年间，匈牙利的农业产值有7年下降，1999年匈牙利农业产值只相当于1989年的66.2%，这种状况一度成为匈牙利加入欧盟的障碍，也使加入欧盟后的匈牙利农业面临竞争力缺乏的挑战。
匈牙利土地私有化造成所有权分散、地块破碎而降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后果。因此，通过土地流转促使土地集中，成为匈牙利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匈牙利土地流转主要有土地所有权转让、土地使用权租赁和土地互换三种方式。目前匈牙利土地租赁率达到52%，高于欧洲国家平均30%—40%的租赁率。匈牙利政府支持土地流转，对5年以上的租赁合约给予免税。法律完善和政策支持，成为土地流转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