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可行性

（一）各类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提供了制度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问题，国家层面研究修订、出台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旨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状况。2017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并具体区分了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村、社区党组织，国有企业党委（党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社会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等。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后增写一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明确了党的性质和地位。《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等法规政策中，都明确提出要坚决拥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纪律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将党建工作实绩纳入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指标体系，对在党的建设、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的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严肃问责，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和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这些法规政策为把党的领导、党建引领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各环节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撑。

（二）各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探索提供了经验样本(https://www.daowen.com)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执行越有力，治理能力越有效。各地在贯彻落实党内法规过程中的创新探索，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广泛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样本。具体而言，在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方面，浙江省诸暨市精心打造了“红枫”党建品牌，成为加强党群交流、发扬“枫桥经验”、创建基层治理浓缩样板区的一面旗帜；在互联网党建方面，武汉市斗鱼直播首创全国“网红党支部”，力争直播到哪里，党建就推进到哪里；在镇街党建方面，北京市创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着力解决基层“难作为”，激发基层“能作为”；在社区党建方面，重庆市南川区灌坝社区以政治、自治、德治、法治“四治”融合为抓手，创建幸福和谐的“明星小区”；在楼宇党建方面，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创新“支部建在楼上、党建落到实处”，迈出打造“超级楼宇”党建的新步伐；在国企党建方面，重庆城投路桥公司独具特色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四层次企业文化体系，获得重庆市首批党建引领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在两新党建方面，河北省秦皇岛市积极探索实施“红领工程”，通过建立建强党组织书记、党建指导员、党建顾问、党建特派员四支队伍，有效破解了非公党建领域缺乏专职党务工作人员、“无人办事”的难题；在乡村党建方面，四川省成都市战旗村在党建引领下，与社会组织一起开展协同治理，大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基层党建工作正逐渐从注重数量扩张向强化质量效能、从粗放管理向精细化标准化管理、从封闭分散模式向有机融合模式、从问题导向向需求导向和价值导向转变，努力打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最后一公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