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哲学看医学的基本任务

1　从中华哲学看医学的基本任务

笔者只是肿瘤外科医生，对医学史没有深入研究，无意对整个医学做全面的论述，只打算从中华哲学思维的角度，探讨一下医学的任务框架。关于“医学”的含义，古今中外有多种叙述，如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医学是研究如何维持健康及预防、减轻、治疗疾病的科学，以及为上述目的而采用的技术。”《中国百科大词典》：“医学是认识、保持和增强人民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促进机体康复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下面只是笔者对医学的任务的粗浅看法。

（1） 医学是对“生老病死”这个自然法则重大失衡的适度干预，可助人终其天年

《道德经》只有“出生入死”，就是人一出生，就启动了死的进程。而“生老病死”的描述据说是北宋才有，姑不去追根溯源。“出生入死”通常理应包括老和病，如果没有“老”和“病”，除非意外，人就不会死亡，这是自然法则中必然出现的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换言之，“老”和“病”不是人能够根本干预的。为此，医学的任务就是：顺生，延老，减病，安死；主要是针对“生老病死”的重大失衡。“顺生”就是保障人类繁衍生息的顺利；“延老”就是对不正常早衰的适度干预，延缓衰老，争取活到天年；“减病”就是减少（预防）和减轻（诊治）疾病，而不是消灭疾病；“安死”是使走之安详，减少痛苦。

从中华哲学角度，事物总是永不停息的“变”，生老病死就反映人生不断的“变”。医学主要干预导致重大失衡的“变”，而干预应该以复衡为目标，即前面说的“阴阳中和”或中医的“阴平阳秘”，所以称为“适度干预”。总之，人们对“生老病死”既要顺应自然，又要对重大失衡给予适度干预。

从哲学思维角度看，小毛小病应不算“病”，它是自然法则的“必然”过程，正如天气的“晴”和“雨”是常态，无须干预，除非台风暴雨，因为人体有强大的恢复能力。然而笔者不解的是，当下每见普通伤风感冒便到医院去打“吊针”，还用抗生素。在2011年2月10日《科学时报 · 读书周刊》上偶见《最好别用药》的文章（下页左图），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应当了解医药的局限性，少用药，巧用药和最好不用药。世界上不缺药物，缺乏的是用药的思维和方法，以及对人的关怀。”确实，好比下象棋，车马炮固然重要，但取胜还是靠棋手的思维，亦即战略战术，以及取胜的决心和勇气。另外，英国学者有《最佳疗法常常是不实施治疗》的文章（《参考消息》2004年4月8日转载）也值得参考。

（2） 笔者从中华哲学思维角度对“中国式控癌”的认识(https://www.daowen.com)

作为从事癌症治疗的医生，右上图是笔者对“中国式控癌”的最简单概括。

1） 之所以将“抗癌”改为“控癌”，是因为癌细胞来自正常细胞，既有对抗性矛盾，又有非对抗性矛盾，癌细胞是可能“改邪归正”的。从“阴阳互存”的角度，要兼顾阴与阳。针对对抗性矛盾，用得上“消灭”；而针对非对抗性矛盾，则需要“改造”，为此要“消灭与改造并举”。

2） 对付癌症的目标是减少癌灶和减轻癌症病情，而不是完全消灭癌症。因为癌症是“生老病死”这个自然法则中“病”的一种，目标是达到《黄帝内经》所说“阴平阳秘”。减少癌症重在预防，就是在“未病”与“已病”中抓住“未病”这个重点。

3） 有效的预防需要结合国情这个“实际”。如果不抓“烟不离手，酒不离口”等国人的不良生活方式，癌症只会越治越多。

4） 早诊早治是减少和减轻癌症的关键。也就是在“早期”和“晚期”中抓住“早期”这个重点。目前在一些癌症中心，早诊早治的成效不错，但只是橱窗里的东西，需要推广。我国有14亿人口，只有发展出“简便、易推广的早诊”，才能达到全国推广。我们早年搞肝癌早诊早治，用的是验血中甲胎蛋白，尽管不能覆盖所有的肝癌，但这个办法简便易行且价廉，能够在更多人群中使用，所以半个世纪以来仍在应用。

5） 癌症是难治之症。如老子说要“为之于未有”，需要不断创新，发展有我国特色的原创新疗法，尤其是能惠及广大人民的疗法。

6） 控癌战需要好的肿瘤医生，医生也面临“人文”与“医术”的深入结合问题。笔者以为两条最重要：一是拥有多快好省治好癌症的办法─所谓“多快好省”，就是能惠及全民；所谓治好，也包括有生活质量的“带瘤生存”，病人活着、活得好好的是硬道理。二是既治病，又治人的肿瘤医生─所谓“能治病”，即《黄帝内经》所说“顺者为工，逆者为粗”，医者要有人文与医术深厚的医道观；所谓“治人”，不是把病人看作机器来修理，而是把病人看作有思维、有情感的社会的人，从而能够调动病人主观能动性，因为“医+患”两者积极性总比医者或患者一方积极性好。《黄帝内经》说“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放弃治疗了再好的医药也难奏效。这样看来，现代肿瘤医生所应该追求的，除体现高水平的所谓“SCI论文”外，还有更广阔的发展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