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哲学看疾病的源头

3　从中华哲学看疾病的源头

大自然既然给人类以智慧，人类通过自身的智慧，以期获得比其他生物更多的生存“优势”，理应无可厚非。然而如果人类追求无度，不知节制，如《黄帝内经》所说“不知持满”，对大自然干预过度，超越了“自然法则”，大自然必定会以各种方式维护“自然法则”，这就是大自然的报复和纠偏，疾病当属其一。如果不从哲学角度追根溯源，疾病只会越治越多。

前述中医的“天人相应”，是重视人与大自然的相互关系。《黄帝内经》认为：“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提示疾病的源头还可追溯到宇宙深处，强调顺应自然。现代科学也提示来自宇宙深空射线、太阳风暴、地球磁场等对生老病死的影响，历史业已证明水灾、旱灾、地震等天灾与疾病的关系。

（1） 人类对大自然过度干预是研究疾病源头的重中之重

中华哲学思维主张一分为二看问题。现代科技井喷式发展，既可造福人类，也可毁灭人类。工业化导致的气候问题，国外有专家曾持续研究从太空拍摄到的地球照片，2012年和1978年相比，三十几年的排放，已使地球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气候问题已被提到“末日时钟”的意义上去思考；塑料导致的生态危机也给人类远景蒙上阴影。2019年《自然》（Nature）上的一篇文章说：为何“地球计划”（癌症、气候、塑料）比“登月计划”更难？看来，如果科学没有哲学的引领，忽视“阴阳中和”，人类前景堪虞。当今人类一方面在研究“长寿”，另一方面又以更大的步伐制造“折寿”的环境。

当下新冠肺炎全球流行，对野生动物的过度干预，成为话题。《光明日报》2020年3月2日15版的一篇文章说：“一次次重大疫情表明，由于破坏自然环境和滥食野生动物，人类正在遭受大自然的报复。”2020年3月14日8版另一篇文章说，对野生动物不打扰就是最好的相处方式，不打扰的根本是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而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这也是中华哲学强调的“阴阳中和”，人与大自然要和谐、协调相处。

纵观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传染病争斗的历史。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鼠疫），1918年的“大流感”是人类难忘之痛。时下的新冠肺炎全球流行，笔者亲历也终生难忘。世界卫生组织曾有对大流行加速的描述：从第一例到全球达10万例用了67天，接下来增至20万例只用11天，增至30万例仅用4天。笔者因疫情在家数月，2020年3月16日和5月16日比较：仅仅两个月，全球（中国以外）确诊病人从不到9万，猛增至457万（其中美国近150万，居全球首位）；死亡人数从3千多，猛增至30万（美国最多，近9万例）；涉及210个国家或地区；连英国首相也确诊，并曾进入重症监护室；而且病毒已在全球变异出3种毒株。

新冠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其致死率大概是流感的10倍。世界各地封城，一片狼藉。笔者以为，如果从自然法则角度，其流行不能光看病毒，还与诸多因素有关。《中国医学论坛报》2020年3月12日刊载的陆军军医大学王宇明教授的一篇文章（上页下图）指出：世界人口迅速增长，资源开发过度，森林面积减少，工业化增强温室效应，气候变暖引起灾害，城镇化带来的空气和水源污染，抗生素过度应用，对野生动物的过度干预，贫穷与战争，等等，归纳起来就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干预过度，导致“自然法则”的纠偏（报复）。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例子比比皆是。交通发达和传染病快速传播，电脑、互联网和颈椎病，科学饲养（激素、抗生素）和肥胖，手机过用和脑瘤，基因编辑、生物技术的滥用和生物安全风险，等等，再一次提醒人们，科学发展也需要一分为二，需要有中华哲学思维的引导。(https://www.daowen.com)

（2） 不当生活方式同样是研究疾病源头的重要方面

《黄帝内经》说：“内外调和，邪不能害。”《矛盾论》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现已证实，不当生活方式是导致很多疾病的源头。在我国，2017年慢性病成为人口死亡主因，前10位依次为：中风，缺血性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癌，道路交通伤害，新生儿疾病，肝癌，糖尿病，颈痛，抑郁症。其中前4位就和吸烟密切相关，而“烟不离手”要改，难之又难。2019年7月13日《参考消息》转载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指出，我国居民口味重，吃盐比西方多一倍，也是心脑血管疾病重要因素；2020年3月27日《中国科学报》上的一篇报道指出，食盐多，通过多种机制，还可降低身体抵抗力。

电视剧过去“烟不离手”，现在变成“酒不离口”。笔者不敢强调“戒酒”，因为东西方几千年文明就有酒文化，所以主张“少酒”。笔者从事癌症临床与研究，我国流行病学家发现我国肝癌与乙型肝炎、黄曲霉毒素和饮水污染有关，而在北方肝癌还要加上酗酒。最近2018年1月7日《参考消息》第7版的一篇文章引用《自然》一个报道说“饮酒确增患癌风险”，饮酒与口腔癌、喉癌、食道癌、乳腺癌、肝癌、肠癌7种癌症有关，其机制是乙醛损害造血干细胞DNA而引发癌症（左图）。其实《黄帝内经》早就指出折寿的因素中就有“以酒为浆”。过去穷，“迈开双腿”，走路，骑车上班；现在富，“汽车代步”，运动少了。国际顶尖杂志《柳叶刀—肿瘤学》2017年第8期一篇报道称：静坐（运动少）、酒精、肥胖均增加癌症风险（右图）。

笔者惊讶地发现，因“颈痛”死亡从1990年的第21位上升至2017年的第9位，不禁让笔者联想和电脑、互联网长时坐姿不正的关系。1993—2011年，笔者有幸主编三版《现代肿瘤学》，脑癌从未入列我国十大癌症死因；不久看到2013年我国癌症死因中脑癌位列第七（男性）、第九（女性），2015年脑癌则位列第八；与手机过用是否有关呢？因为手机致癌的正反报道从未中断。经济发展后富起来是好事，但也要一分为二：城镇化，新居装修污染，人口过度集中，空调的负面问题，金钱绑架的“竞争”过劳，等等，也是“富贵病”之源。

总之，对疾病原因的研究，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需要从源头去思考，而不能单纯针对细菌、病毒等的直接病原体。其中，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干预，以及不良生活方式是重中之重。正如钱学森所强调的整体与部分的统一，认为整体是相对的，它既是更大系统的部分，又是本系统的整体。所以疫病病因研究，既要研究细菌/病毒这个“部分”，也要研究“人类对大自然的干预”这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