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转化原因─内因外因
从“阴阳互变”的角度,疾病的发生可以“得病”或“不得病”,疾病的转归可以“变好”或“变坏”。导致“得病”还是“不得病”、转归“变好”还是“变坏”的因素,可归纳为“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它们之间的关系,《矛盾论》说得很清楚:“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1)“健身祛病”是疾病防治的重中之重
前面说过,医学的重点任务是减少(预防)和减轻(治疗)疾病。就预防疾病而言,《黄帝内经》有诸多论述,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又说“内外调和,邪不能害”;反之“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均提示健康的身体是预防疾病的重要因素;所以生病,前提是身体虚弱。这些都提示“内因”的重要。《黄帝内经》又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也提示预防疾病重要的是靠人的“趋利避害”和“强化自身”这两个方面,同样说明“内因”的重要。
以新冠肺炎流行为例,尽管全球有高达几千万人得病,上百万人死亡,但从全球几十亿人口而论,仍然只是少数。为什么有些人得病,有些人(多数)不得病,在相同疫情环境下,提示“内因”可能是主要因素。即使得病较多的老人,也同样只有部分老人得病;同样是老人得病,也只是部分老人病情较重。2020年《自然》(Nature)一篇文章说,新冠肺炎轻重取决于宿主因素。文章分析了病毒和宿主两方面的因素:上海地区发现的新冠病毒分为两大分支,但两大分支病毒在临床上对病人致病效应无显著区别;新冠肺炎发展严重程度的决定因素,主要还是与病人的年龄、基础疾病、淋巴细胞减少和相关的细胞因子风暴等密切相关,而这些都是“内因”。
新冠肺炎轻重取决于宿主因素
上面讲的内因,是可能通过主观努力而改变的。当然也还有一些因素是难以改变的。如2020年6月17日,在线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的英国一项遗传学研究指出,与其他血型的人相比,A型血的人感染新冠病毒和发展为“COVID — 19并发呼吸衰竭”的风险要高45%,而O型血的人这种风险降低了35%。
为此,从整个医学的角度,“健身祛病”是根本,当前提出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体现了我国五千年文明的身影。然而现状似乎偏重“消灭疾病”方面,加上“烟不离手,酒不离口”等不重视生活方式调整这个“内因”,疾病只会越治越多。
(2) 疾病治疗,“内因”的作用举足轻重
上面讲了疾病预防,在相同“外因”强度的情况下,“内因”起关键作用,提示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那么疾病治疗上是否雷同呢?2013年《科学》(Science)有一篇文章是《2013年的年度突破─癌症免疫治疗》,这就是检查点阻断的免疫治疗(CTLA4、PD — 1)。后来的临床实践提示,这种被称为“救命药”的药物对癌症病人也只是部分有效;少数病人还出现超级促癌的“反作用”。而且2017年《细胞》(Cell)也有一篇文章,是《有效的癌症免疫治疗,需要好的全身免疫状态》。这意味着同样的免疫治疗,同样的“神药”,有效还是无效,人体免疫状态这个“内因”仍然是关键因素。(https://www.daowen.com)
肝癌百岁寿星
《有效的癌症免疫治疗,需要好的全身免疫状态》这篇文章,不禁使笔者想起我们研究所唯一的肝癌百岁寿星。那是1975年笔者主刀手术的一位患大肝癌的60岁病人,手术切除标本病理报告为分化Ⅲ级肝癌,属于恶性程度较高者,果然术后4年转移到肺,又做了肺转移癌切除。这样的病人难以想象能成为百岁寿星,2017年笔者到昆明看他时已是102岁,从照片可见全身状态不错。找到当年笔者做的卡片,他经历了两次大手术,即切除了大肝癌,又切除了肺部转移癌;手术后用了近10种疗法,包括极小剂量的两种化疗、四种免疫治疗和攻补兼施的“消积软坚”中药,给笔者印象很深的是乐观的情绪。也许在基本切除肿瘤后,这些综合治疗有助控制可能残存的癌细胞。在免疫治疗中就有在“足三里”穴位接种三次卡介苗,记得接种后足三里穴位出现溃疡久不收口。那时只有简单的免疫指标,请注意上页图中卡片免疫状态中的“OT”,即旧结核菌素(皮试),皮疹直径10毫米×9毫米(OT皮试阳性),提示病人免疫功能较好。成为百岁寿星,笔者以为免疫治疗可能起了重要作用,而免疫治疗所以起作用又和病人有较好的免疫状态有关。而较好的免疫状态只能靠病人平时的保健和养生。这也提示癌症好的远期疗效,也需要有较好的免疫状态为基础。历史上强化化疗所以被淘汰,是因为不仅消灭了肿瘤,还将人体的免疫功能抑制掉,以致残癌可以死灰复燃,如入无人之境。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已有一个印象,即OT皮试阳性者预后较好,而OT皮试阴性者预后较差,同样说明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虽然是个案不足为凭,但值得思考。
(3) 辩证看待“内因”与“外因”的轻重缓急
然而我们还必须辩证看问题。就是说对待“内因”和“外因”还必须分清其轻重缓急,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其强弱的比势。当外因过强时,内因将难以起作用。如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在一定范围内将摧毁一切;同样,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其释放的辐射线剂量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以上,外因的作用将压倒一切。笔者在癌症临床中发现,过强的黄曲霉毒素(外因)就可引发肝癌;福建肝癌高发,是否和吃花生汤有关呢?印尼肝癌病人不少,是否和吃花生酱有关?因为花生霉变黄曲霉毒素含量高,而那些地区都属容易霉变的温湿地带。
早些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有一位中医外科教授,烟不离手,笔者劝他少抽,他说经常吃人参,可以应对,但六十不到便因肺癌离世。还有一位某大医院党委书记,后来成为某市癌症防治办公室主任,也烟不离手,笔者也劝他少抽,他说喝绿茶可以解掉,一年后便出现肺癌,他说烟已不抽,但为时已晚。笔者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期间,一位管接待的同仁,可以说烟不离手,没有几年便因肺癌走了。最使笔者难以释怀的是笔者的战友,我们几乎同时发现胆囊结石,十年后他便因胆囊癌离世。我们研究所所有患胆囊结石的高年资医生都将胆囊切除,唯独笔者没有。因为笔者分析与那位战友的异同:笔者不抽烟,他的办公室总是烟雾腾腾;笔者每餐有绿色蔬菜,他喜吃烧烤;笔者游泳,他不运动,等等;笔者的胆囊结石至今三十余年只略为增大一点,笔者以为吸烟与否是关键。
笔者有幸主编过三版《现代肿瘤学》,1993年的第一版和2000年的第二版,在癌症病因中都没有专门列出吸烟;而2011年的第三版,就专门列出“吸烟与癌症”一章。2005年德维塔(DeVita)等主编的《癌症─肿瘤学的原理与实践》第七版,也在癌症病因中列了四章,除病毒、化学因素、物理因素外,专门列出了吸烟。
那么吸烟到底应该算是外因还是内因呢?“烟”是化学物质,是体外之物,应该属外因;然而吸烟与否是人的主观意志,所以笔者以为,从根本上说还是内因在起作用,从而认为应该是可以改变的。我国肺癌跃升为癌症死因的首位,吸烟是人为的小范围的空气污染,难辞其咎;而工业化、城镇化、汽车飞机的排放等导致的大范围空气污染,也狼狈为奸,还是人为造成的。为此,仍然是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也是笔者强调科学发展、医学发展、社会发展需要有哲学引领的原因。从“阴阳互变”的角度,科学发展可以造福人类,但离开了哲学指引,科学发展也可变成祸害,而这种互变,人类本身起着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