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仍面临的问题及思考

3　现代医学仍面临的问题及思考

中华哲学认为：存在着一个“自然法则”，即“道”；“道”即永不停息的“变”；“变”总是对立双方的互变；“阴阳中和”既是自然法则，又是处理自然和社会问题的大法；由于“变”是永恒的，复衡也只能是动态的复衡。换言之，要顺应自然，要全面看问题，要一分为二看问题，要动态看问题，恢复失衡是处理自然和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则，而反复实践才能检验正确与否。本节打算从中华哲学的视角，试论现代医学面临的问题。

（1） 现代医学聚焦具体医学问题多，关注顺应自然大局少

从顺应自然的角度，“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没有“老”和“病”，人就不会死亡。人类无法从根本上阻挡“老”和“病”，只能干预“老”和“病”的过度失衡。而过度失衡又涉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大局，不顺应这个大局，“老”和“病”的过度失衡也难以解决。新冠肺炎流行，抗疫工作主要是新冠病毒的鉴定、监测、早诊、隔离以及药物和疫苗研制等，对疫病流行的源头虽有所思考，但具体确定很难。根据2020年2月3日《参考消息》的报道（下页左图），美国2005年应对流感大流行的国家战略有三：① 准备和沟通，包括人员、药物、交通等准备。② 监督和检测，以便早发现。③ 响应和遏制，即限制进出疫区。近年其他抗疫也多采取类似模式。这些固然重要，但“人与自然”的根本问题更需思考，如人类对大自然（包括野生动物、过度砍伐等）是否敬畏。2020年3月2日《光明日报》所示（下页右图）：“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否则就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科技进步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人的生活方式等“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不解决，疾病只会越治越多，疫病也会变本加厉。其根源如前文（本书第43页下图）所示：人口猛增，森林砍伐，工业化、都市化带来气候变暖和空气、水、食品污染，以及自然灾害、贫富不均、战争不断等。中华哲学思维最主要的就是“道法自然”，要顺应自然，要遵循自然法则，“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体现了中华哲学的精髓。

（2）“阴阳互存”所提到的问题正是现代医学需关注的问题

当今医学重“硬件”，重“局部”，重“微观”，重“精准”，重“对抗”，重“侵入”，重“消灭”，重“高精尖新”，等等，使医学在修理人体机器方面，可达到精细入微。医学也逐步成为“药械”医学，而离“人文”医学越来越远。更不要说《黄帝内经》所要求的：“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如同前面说过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伊· 普里戈金说：“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一些部分……以致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实际上就是重“局部”与“微观”，而忽视“整体”和“宏观”。然而我们如果学习一点中华哲学，从“阴阳互存”的角度，不能只看“阴”，不看“阳”，就可以看到我们忽略了另外一个对立面，那就是“软件”“整体”“宏观”“模糊”“非对抗”“非侵入”“改造”“多快好省”，等等。从全面看问题的角度，这就是当今医学值得扩展或重视的一些领域；如果从“阴阳复阴阳”的角度，还可扩展出更多的领域供我们思考和研究。

诚然，从整个现代医学而言，上述值得扩展的一些领域，其实也都有所覆盖或研究。然而由于分科越来越细，从每一个特定的小分科而言，其知识面也主要限于其分科，而难以将其他学科的进展加以汇总应用。作为给病人治病的医生，本身知识面是局限的，而病人是一个整体，这就是问题所在。换言之，每一个小分科，由于专注其所从事的专科，而且越搞越细，没有精力顾及其对立面。这也是为什么近年全科医学受到重视的原因。现在信息爆炸，医者不可能面面俱到，然而就其所从事的专业，兼顾一下所忽视的对立面，这就是笔者提醒学一点中华哲学的缘由。

（3） 从“阴阳互变”看现代医学的短板

前面多次说过，事物总是不停顿地在变，永不停息；而且变总是向其对立面变；变的时机是“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分久必合”等。前文所说，全科医学受到重视，就是“分久必合”的体现。大家看到分科越分越细的弊病，所以感到一个医生需要更全面地认识医学，而不只是熟悉其所从事的分科。从“盛极必衰”的角度，即使每个小分科，随着不断进入“微观”而达到高峰之际，必将迎来对“宏观”的重视，这就是“阴阳互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亦即前面诺贝尔奖获得者伊· 普里戈金说的“拆零”，到达高潮后，必将注意到如何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也就是从“局部”回归到“整体”。读者不要误解，以为笔者不重视“局部”，相反，笔者只是强调，在“局部”深入的同时，不要忘记“整体”。

同样，当“精准”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将发现“模糊”不可或缺；如当前已经发现，针对少数基因的分子靶向治疗是不够的，需要多种靶向治疗的合并应用，而癌症相关基因至少数百计，而且在不断变动，所以最终将变成“模糊”。在“侵入性诊疗”达到登峰造极之际，“非侵入性诊疗”将受到重视，这也是来自病人的需求；《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也将是医学追求的一个长远方向。在“高精尖新”越来越多之际，医疗费用不堪重负也将认识到“多快好省”不可或缺；正如前文显示（本书第83页上图）《自然》的一篇文章所说：“对付癌症最好的武器不是魔弹。有效的解决方案将不是尖端药物，好的健康和社会政策将比复杂的药物能挽救更多生命。”

因此，学一点中华哲学，将有助预测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也就是当我们全身心关注医学“硬件”（药、械、技术）之际，必然会发现“软件”与之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西方医学发展至今，其分科越来越细，研究手段越来越精，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但因此也越来越脱离了人这个有着社会性的生命体，所以又开始借用其他科学领域如心理学、人文学、社会学等，来帮助解决人与“人之外”的问题。而中医考虑的是虽然人作为独立整体有着持续的内部循环，但人作为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又有着持续的外部循环，而调节这两种循环之间的关系就是中医治病的基础。因此，西医分割式的思维及发展方式虽与中医整体思维相左，但对人的最终理解却似乎有着殊途同归的迹象。

（4） 从“阴阳中和”看现代医学可参考的方向(https://www.daowen.com)

“阴阳中和”既是自然法则，也是处理自然和社会问题的大法。现代医学发展至今，可用的药械越来越多，然而这并不一定等于医疗效果越来越好。正如下棋，棋子多不一定意味着必赢（除非兵力过于悬殊），因为胜败决定于棋手，棋手靠棋艺，棋艺就是思维。当年孙武帮助只有3万兵力的吴国，战胜了有20万兵力的楚国，靠的就是“兵法”。对医学而言，就是哲学思维。简言之，“疗效”取决于“药械”+“哲学思维”。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

20世纪50年代，笔者进入外科临床不久，一位患急性阑尾炎的妇女，简单的阑尾切除手术后竟因感染而死亡，原来病人曾长期服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尽管195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发现肾上腺皮质激素的科学家，但从那时起，笔者对肾上腺皮质激素便留下不好的印象。1960年代进入癌症临床后，经常使用一些免疫治疗剂，如卡介苗接种到“足三里穴”的皮内，如病人免疫功能较好，便可出现溃疡。而一旦做放射治疗，溃疡便迅速收口；服用强的松（肾上腺皮质激素）也有同样结果。那时印象中抑制免疫功能最强的就是放疗和肾上腺皮质激素。所以对激素的应用便“慎之又慎”，经常是反对应用。然而下面三件事修正了笔者的看法。

1） 笔者妻子是“西学中”的同窗，早年便因中西医结合治疗顽固性腹水而小有名气，曾成为给高干看病的三专家之一。原来她在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合并应用了西药，即逢周一、周二、周三服用强的松，周三、周四、周五服排钾的利尿剂双氢克尿噻，周五、周六、周日服不排钾的利尿剂安体舒通。由于服用强的松，改善了病人的食欲和全身状况，但强的松是间断服用，而且是小剂量，所以不引起长期服用所导致的负面问题。

2） 笔者2008年到京津开会，一周内做了4次学术报告，由于甲状腺全切除后，本来就声带闭合不全，加上北方室内有空调与冬天室外温差大，咳嗽嘶哑严重，导致喉头水肿，呼吸困难，急诊住院，差一点要做气管切开。医者说，需要用一点激素，笔者当即便说最好不用。后来还是用了一天的激素和大剂量青霉素，那天晚上大汗淋漓，湿透几件衣服，没有想到第二天高热便退，症状缓解，就像病已痊愈，一周便出院，出院后再用中药调理得以巩固。这次笔者亲历了激素的神奇作用。

3） 新冠肺炎大流行，笔者看到2020年6月24日《参考消息》的报道，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发现，地塞米松应用于新冠肺炎重症病人，可使死亡减少35%，但对轻症无效甚或有害；为此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增产此药。然而用与不用激素争议不断。笔者想起李白诗中有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大自然在地球上安排了各种各样的生物与非生物，自然各有各的用处。肾上腺皮质激素发现者既然获诺贝尔奖，该激素必有其用。正如砒霜（三氧化二砷）是剧毒药，但也是治疗一种类型白血病的有用之药。

笔者以为，“阴阳中和”可能是其中关键。就是看是否在适当的病人、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剂量、适当的疗程用药，不能一概而论。这个所谓“适当”，只能通过实践才能获得。

“阴阳中和”是使对立双方达到和谐、协调、复衡、和平共处。复衡可以是对称的复衡（如天平），也可以是不对称的复衡。而达到“中和”是“阴阳相推”的结果，即《系辞》所说“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焉”。就上述激素为例，需要在不断的、反复的实践中，摸索出对何种新冠肺炎病人（重症或轻症）、何时使用、何种剂量、多长疗程等关键处，以达到既治病，又避免不可逆的负面问题。

纵观上述三例，激素的应用都不是长期大量用药，而是间断、适量、一定疗程用药。前面曾多次论述现代医学盛行的“多益”思维，可能正是“阴阳中和”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可能是激素争议的关键所在。药械都各自有它们的作用，但如何用好它，“阴阳中和”思维当有助，以达到药械与机体协调。《黄帝内经》的“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就体现了这种思维。希波克拉底说“医生应有优秀哲学家的品质”，也许这就是名医和庸医的重要区别。笔者以为，从中华哲学这个方向出发，现代医学将有大量需要研究的问题。

（5） 现代医学面临的问题，其背景是西方哲学

如前所述，现代医学是建立在西方科学的基础上，而西方科学又是建立在西方哲学的基础上，这种基因的传承，按照一分为二的看法，一定有着可以完善的地方。由于西方哲学唯心主义的历史，使从中分离出来的科学，虽然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用经验观察的归纳方法反对理性逻辑的推演方法，但西方哲学中的因果论导致了机械唯物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流行，西方哲学中的心物分离的二元论导致了对自然（包括人体）机械解释的科学观。科学探索成为一个纯粹的机械经验过程，正像伊· 普里戈金所说那样，不断“拆零”自然这个机器，通过不断的归纳来找到普适性的自然规律。但这也是西方科学的弱点所在，一元论的思维容易产生的排他性，由信仰带来的热情可以引出激进性，而经验主义有着认识论上天生的不足，用归纳法永远不能产生绝对正确的真理。尤其现代科学“拆零”的特点，容易陷入局部、个体的探究，而忽视局部与整体、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自然的关系。

而由于西方科学与哲学的早期分离，使后期西方哲学的发展如黑格尔的辩证法没能对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及引领。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好比是一种开放体系的学问，就是有一个永恒的假设（存在可主宰宇宙万物的不变的普遍规律）需要被发现和证实，所以发现的需要在这个体系中是永恒的。以医学为例，西方科学家在探索病人身体的过程中通过技术工具偶然发现了病因（如通过显微镜发现了细菌），而又通过技术工具偶然发现了消灭病因的手段（如在青苔中发现了青霉素），再以这种手段施加在病人身上以验证病因的消失。在这个三角关系中，病人没有病症就不会去发现病因，而没有技术手段也发现不了病因，找不到消灭病因的手段也就不能治疗病人，因而西方医学陷在这个缺一不可的循环之中，因为所有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发现的基础上。而这种循环在西方现代医学创立后的400多年中并没有改变。

因此，如何在西方科学的“发现”正循环中加入某种“预测及反馈”的逆循环，如何在现代科学中加入中华哲学中一分为二的、整体的和动态的以及精神与物质相结合的思维，是中国医学科学工作者应该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