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克服“语言不通”的问题
中西医结合会面临诸多问题，要不要结合，能不能结合，如何结合，等等。然而就像中国和外国谈判，要有翻译，也就是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中医“意象思维”的内容，即使语言通也不一定能懂，要探索用科学语言来表述；中医辨证论治异常复杂，变数多，需要“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科学前沿来帮助翻译；而这个翻译过程就十分复杂；为此中医理念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表述，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早年的“西学中”专家已年迈或离世，也增加了中西医结合的难度，所以说中西医结合任重道远。
（1） 语言不通是中医和西医交流的首要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笔者1946年初从澳门来到上海，恰巧遇到高中插班考试，得以进入上海育才中学就读。然而身为广东人连一句上海话都听不懂，幸好班上一位同学会广东话，帮笔者做翻译整整三个月，笔者才学会讲上海话。为此，广东人到上海要学上海话；所以中西医结合，首先需要克服中医和西医语言不通的问题。当然西医要学一点中医的语言，中医也要能讲一点西医的语言。早年连毛泽东都说：“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确实“阴阳五行”并非人人能懂。正如“中华哲学思维”，如果用“易”“道”“阴阳”来表述，也常导致误解，以为是迷信，是算命。而毛泽东则用“矛盾”来代替，这样常人便能懂。钱学森也说：“中医理论讲阴阳五行，令人望而生畏！”“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搞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除去中医理论中的糟粕，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表述。”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非朝夕之功。
（2） 中医“意象思维”（取象比类）的内容要探索试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表述
前面说，中西医结合“更要有相向的努力才能达成”。笔者以为，最起码就是能将中医最基本的理论通俗化。而要通俗化，至少需要部分“现代”化，这样就需要很长的时间。中医的基本理论，例如：“四诊”（望、闻、问、切），“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藏象”（五脏：心、肺、脾、肝、肾；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经络”（十二经脉），“气、血、津液”，“六淫”“七情”，治则的“八法”，等等。当然还包括“阴阳五行”“天人相应”“形神并重”等内容。
以中医的辨证论治为例，就是通过“四诊”，作出“八纲”“脏腑”辨证，再进行治疗。有人说，不同的老中医，四诊的结果是否会有差别。这就需要通过多位老中医的四诊做出的八纲辨证，用大数据做出衡量。然而这个过程就有无限变数，例如“望诊”，“有神”和“无神”如何量化？“切脉”的脉弦有什么客观指标？等等。接下来“辨证”，到底是“虚证”还是“实证”，它们各自的现代科学含义是什么？“虚证”里又要辨出哪个脏腑，如果是“肾虚”，那么中医的“肾”在现代科学又是什么？还要辨出“肾阳虚”还是“肾阴虚”，如果是“肾阳虚”，现代医学是什么意思？等等。
笔者高兴地看到《访谈录》中沈自尹院士的工作：“肾阳虚病人尿17 — 羟皮质酮水平都是低的，说明肾阳虚病人都有一定程度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情况。而肾上腺皮质受到垂体的控制，垂体又受到下丘脑的控制，所以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这是一个轴。为此，肾阳虚病人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功能是混乱的。”这样，西医就能听懂“肾阳虚”大概是什么意思。
再如对“经络”的表述。前面说过，笔者在20世纪60年代初，担任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组秘书期间，跟随老中医陆瘦燕学习。笔者通过学习《黄帝内经》，撰写了《学习内经后对“经络现象”的初步认识》的学术论文。认为：“全身的内脏和各种功能，分别与外周12个区域（十二经脉）有特定联系，这些区域包括皮肤、肌肉、血管、神经等，是一种功能性的联系。刺激某一特定经脉的穴位，便可引起相关内脏和相关功能的变化，这些联系和现代医学的节段分布不完全一致，从而为生理和病理生理提供了新线索，并有助疾病诊治。”为此，不可能找到如同经脉走向的“经络解剖结构”；那时的认识，到底是通过神经还是体液来传递，需要进一步研究。后来笔者儿子、老伴和母亲的急性阑尾炎都是用针灸治好的，提示针刺“足阳明胃经”的足三里穴，在“得气”后留针（泻法），可导致阑尾运动的改变，有助排空堵塞并抑制炎症，这些都有试验和临床证据。后来笔者看到上海中医药大学严振国教授的工作，他们发现针刺足三里穴，出现腺苷三磷酸酶、乙酰胆碱酯酶、乳酸脱氢酶等增加，通过代谢，增强免疫。最近笔者又看到张伯礼院士主编的《百年中医史》中有关经络研究的内容：如发现“低阻经络”，发现高振动声线等有关的“实验经脉线”。除电阻和声学外，还有从光、热、磁、力学等进行研究的，都发现经络的客观存在，但没有特定的组织结构。这样西医对“经络”可能就会有一点印象。
然而“意象思维”的东西如何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表达确非易事，因为正像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能说清楚的就不是真正的“道”，很多东西只能意会，难以言传。
（3） 试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科技前沿的帮助，从模型角度入手可能是中西医语言互译及交流的手段
然而要将中医“意象思维”的内容，“翻译”成现代科学语言文字，是难之又难的。关键是中医模型的体系是两千年前建立的，与现代科学的语境完全不同，直接语言翻译虽有一些人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困难较大。而在科技发展迅猛的当下，儿子汤特年还提出：可以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方法从模型的角度入手来实现；“大数据”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大数据技术”是指从各种各样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能力；而“机器学习”的含义是专门研究计算机怎样模拟或实现人类的学习行为，以获取新的知识或技能，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结构使之不断改善自身的性能。通过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方法，可以先开始建立中西医各自的医学模型，而正是采用了共用的模型语言，使中西医有了可以进行平等沟通的平台，并在不断完善模型的过程中，找到中西医统一的理论基础。
作为软件架构师，他设想了一个建模的简约框架。① 对同一病人进行中医及西医的检测（采用统一规范检测列表）：中医检测包括望闻问切，检测由2 ～ 3名中医专家及四诊仪以及尽量多的现代检测手段同时进行。西医检测包括病人主诉、生化、病理、影像等指标。与目前西医分科诊治的方式不同，检测需包括病人全身各脏器的功能水平。所有定性定量数据以及辅助材料如影像资料等皆存入共享数据库。② 中西医对同一病人的检测结果进行辨证/辨病。中医给出至少一个基于辨证模型（八纲、六经、脏腑、三焦等）的辨证结果，西医给出病症病名。③ 中西医同时给出治疗手段，病人任选中医或西医。④ 一个疗程后回到前面①，并循环直至治疗结束（或包括后期随访）。⑤ 用以上数据及结论，同时构建中西医的机器学习模型。初期以专家系统为目标，验证修订中西医各自的“辨证/辨病机器学习模型”。中期以智能系统为目标，结合检测手段更新，逐步扬弃人工诊断（如专家脉诊等）来验证修订中西医各自的“治疗机器学习模型”。后期以统一系统为目标，建立统一的人体医学辨证/辨病治疗模型。
关于中医模型：以中医经典理论模型为起点，同时纳入经验数据库及试验数据以训练机器学习。经验数据为中医经典文献病历数据，试验数据为现实控制病历数据（上文①至④），数据包括了检测数据、辨证/辨病数据及治疗数据。通过两组数据的学习以及交叉比对，可对中医经典理论模型进行验证修订，并设法找出与现代检测手段数据的关联性。同时，试图在中医经典模型间建立关联，以建立统一拓展的中医模型。强调中医模型的黑箱属性及辨证论治的整体性不变，同时借助检测手段的提高以及检测数据的关联，使中医的治疗逐步白箱化。(https://www.daowen.com)
关于西医模型：以现代医学理论为基础，建立人体子系统模型。子系统模型有各自的病症及治疗数据等，而各子系统间必须共享统一的检测数据。如病人有多子系统疾病则均由这统一的检测数据所表达。对统一检测数据在各子系统模型中表达的交叉分析，可考察子系统间的联系及相互影响，以提高对治疗的多向性考虑。并试图建立统一的人体白箱模型。在模型的机器学习过程中，同时试图在数据关联中找出未知机制的黑箱模型。强调西医外科治疗手段因其强烈的外部性，需在模型上做某些必需的特殊处理，以反映人体缺陷所产生的人体自调节或自愈功能。
（4） 中医理念的现代科学语言表述，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上面复杂的“建模”过程是儿子汤特年作为非医学的“外行”提出的。整个过程的实施将是一个包括多学科、多行业的共同参与，以及物力、人力及时间的复杂巨系统工程。虽然笔者至今仍难以完全理解，毕竟隔行如隔山，但医学尤其中医学本身就是多学科的，如《黄帝内经》对学医之人的要求就是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这在现代科学体系中自然就要求多学科的参与。既然中西医结合的实行将是一个多学科、多行业的系统工程，笔者认为能听取一些“外行”的建议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笔者认为真正的“中西医结合”可能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来实现的原因。不过令人高兴的是，从1958年毛泽东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并落实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已有长足发展。
笔者翻阅张伯礼院士主编的《百年中医史》，看到中医基本理论的现代科学研究已有不少成果。① “四诊”方面，如舌诊、脉象研究已有不少成果。② “八纲”方面，如发现寒热证与神经、内分泌有明显联系。③ “脏腑”方面，如沈自尹院士的肾本质和肾阳虚的研究，脾本质也有诸多研究。④ 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因为与心血管等疾病研究密切结合，已有更多成果并用于临床。⑤ 针灸研究，由于针刺镇痛和针刺麻醉的应用，曾长时期成为研究热点。根据这些研究成果，完成钱学森倡导的，写一本很初步的通俗介绍中医的书是可能的，至少可让我国西医对中医有粗浅的认识。
（5） 为什么说中西医结合“任重道远”
前面说过，中西医结合面临着语言不通的困难。而解决这个困难不是简单进行翻译，在当今西方主导的科学话语体系之下，因其背后是西方哲学的历史根基，所以用现代西方医学的概念来解释中医学是很难解释通的。因为中医学的背后是中华哲学思维的根基，所以简单地用现代西方医学的话语来翻译中医的话，那就丢掉了其中华哲学的根基从而也就失去了自身发展的可能性。
例如，中医认为“肺（脏）与大肠（腑）相表里”，为此可以通过“泄腑”来减少肺部的痰液，即排便祛痰。然而中医的“肺”与“大肠”是中医脏腑的概念，不同于西医器官中的肺和大肠，西医的肺和大肠并不相通，很难想象如何用西医的话语来解释中医。
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可以同时包含中西医的新话语体系，在这个新的话语体系中可以这样假设，中医的“痰”是人这个黑箱系统的“痰”，而西医的痰是人的器官肺由实验证实细菌产生的白箱系统的痰，西医消炎化痰是肺科的白箱治法，而中医排便祛“痰”则是辨证论治的黑箱治法，而两种治疗结果最终都要到黑箱进行验证。可以看到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方法是多样的，结果是开放的，现代技术手段可以被用来不断探究人这个黑箱以发现更多的白箱，如果哪一天搞清楚大肠的黏液与肺部的痰液之间的关系，就能让“排便祛痰”这一治法白箱化；而用人与自然建立的黑箱模型则承载着中医思维中的两套循环以及中华哲学思维的精髓。
为此，话语体系或者话语权之争不仅是“怎么说”的技术问题，而更是“说什么”的思维观念问题，是背后的哲学思想的竞争。因此，对中医传统的“翻译”或现代化过程，所设计的话语体系要达到既看得懂又能完整保留其精髓是关键，而我们知道这个精髓正是中华哲学思维。为此，发现、发展和发扬中华哲学思维，任重而道远。
任何事物都需要一分为二地看，早年的“西学中”专家均已年迈或已离世，而后来这种高级的“西学中”途径几近中断，大多变成“中学西”。而“中学西”又常偏于中医西医化，不时地离开中医的核心理念。加上现代科技的井喷式发展，需要有既懂西医、又懂中医、还要懂科技前沿的人才，更是一个新的难题。这也正是笔者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因为从方方面面看，包括中国的崛起，都隐含着中华哲学思维的背景。而中医正是在这种思维背景上发展起来的医学。当然任何医学都会有其精华和糟粕，也需要去粗取精。
在结束这一段时，笔者还要引沈自尹院士的一段话：“现在全国的中西医结合都比较散，缺乏一个很好的总体领导；同时还缺乏一些支持，领导的支持，例如科研经费。如果只是靠自发的、散在的，中西医结合恐怕不会有很大的发展。”笔者以为，中西医结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党和国家的领导、导向和支持便成为重要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