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西医和中医

4　正确看待西医和中医

当前我国客观存在着西医和中医，如何正确看待是近百年来不断争论的问题。笔者以为只有在同一哲学思维的认识基础上，才可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也是要实现“中国新医学”的前提。如果用西医的科学体系和标准去衡量中医，肯定会得出“中医不科学”的结论，因为西医偏向局部和静止的哲学观；反之，如果从中医的哲学思维看待西医，也会发现诸多不符合中医观点之处，因为中医偏向整体和动态的哲学观。显然要取得统一的哲学观并非朝夕所能做到，为此当前需要强调“多看对方的长处，少看对方的短处”，才能较全面地看问题。笔者以为，要评价某一对象，首先要对此对象有所了解。当前看到在媒体批评中医的大多对中医都缺乏了解。诚然，中医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西医也不例外。不久前笔者看到施建蓉主编的《沪上中西医结合名家访谈录》，他们原先都是西医，学了中医后，经过多年实践，几乎无一例外，都认为中西医结合有其优越性。所以笔者以为，对中医作出评论，首先要学点中医，了解中医。这也是为什么笔者2019年出版《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的缘故。

（1） 从新冠肺炎抗疫看中医和西医

2020年1月30日，笔者通过中国工程院提出了关于对新冠肺炎治疗的一点想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相关资料中，笔者看到有这样一句话‘要不断完善诊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感到对新冠肺炎的治疗，因为西医目前没有特效办法，中医治疗可能优于西医治疗。拙著《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认为，‘中西医结合’不同于‘中西医并用’，在当前我国西医中学习过中医的已为数不多，‘中西医结合’常变成‘中西医并用’，后者有时不仅不会提高疗效，甚至会降低疗效。为此建议各地可根据医生的优势，分别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需要有既懂西医又懂中医的医生）、中医治疗和西医治疗三种模式，并重点对中西医结合模式加以探索，总结出有我国特色的新冠肺炎治疗经验。”这个建议旨在希望中医在抗疫中有更多参与的机会。笔者高兴地看到，此次抗疫，中医的参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所加强，从而获得更多相关的资料以供分析。

1） 中国抗疫胜欧美有中华哲理背景：2020年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笔者应邀撰写的《发挥好中西医结合优势》一文（下页图）。笔者以为：“中国必胜，因为还有中华哲理的背景。”2020年6月29日是全球悲痛的日子，因为新冠肺炎全球确诊人数突破1 000万，死亡突破50万。同期中国模式的初步效果，从确诊数和死亡数来看，远胜于欧美：我国确诊8万多，死亡4千多；而科学最发达的美国确诊达260多万，死亡近13万；主张“群体免疫”（放任自流）的英国，病人高达31万，死亡4万多。中国抗疫胜欧美，从中华哲学思维“阴阳互存”来看，其原因体现在以下三方面① 我们既重视西医，也重视中医。因为西医强于病毒的鉴定、相关药物和疫苗的研制、危重病人生命支持等。而中医在调控机体以应对瘟疫也有千百年的经验，两者各有长短。中西医结合是我们不同于欧美的亮点。抗疫效果远胜于欧美，中西医两个积极性的发挥功不可没。② 我们既重视“高精尖新”（如病毒鉴定、检测试剂、疫苗研制），也重视“多快好省”（检测、追踪、戴口罩、隔离、全民参与、中医介入等），这也大别于欧美。③ 我们既重视“病毒”研究，也关注“机体”，因为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实际上中医治疗也兼顾了“扶正”，甚至包括习练太极拳等中国传统健身之术，这正是中医哲学背景不同于西医的重要方面，因为《黄帝内经》说“内外调和，邪不能害”。

武汉抗疫中西医并举、高精尖新与多快好省并举，只用了3个月，基本控制了疫情；而最大的超级大国，对高精尖新不够重视（监测滞后），轻视多快好省，付出了确诊病人数和死亡数比中国多几十倍的代价。中国抗疫胜于欧美，也验证了《孙子兵法》所总结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换言之，重视对立双方，乃取胜之道；重视对立一方，胜算折半；无视双方，绝无胜算。

2） 中西医结合是中国抗疫首战告捷的亮点：对付新冠肺炎，中西医各有所长。疫病之初，病毒学家很快便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是传染源，弄清其基因序列，并为此推进了检测试剂、药物与疫苗的研制；流行病学家确定其传播途径而制订出隔离等措施；临床医生制订出一版又一版诊疗规范，在确诊方面、在危重病人生命支持方面也有办法，这些都是“西医”的强势之处。然而这些都是针对病毒，从局部出发的，很多一时用不上，如特异药物和疫苗的研制尚需时日。而中医从整体观出发，对付瘟疫，已有千百年理论和经验的积累，如孙思邈的《千金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吴又可的《温疫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等。通过调控机体：扶正祛邪、宣肺败毒、化痰清热等，在减少轻症变重症、使重症减轻等，已有明显效果。也筛选出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等有明显疗效的“三药三方”。据一组284例的随机对照研究，使用连花清瘟胶囊临床治愈达78.9%，对照组是66.2%；发现连花清瘟胶囊对体外新冠病毒有抑制作用，并已在国际杂志发表，从而使中西医结合救治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总之，中医在对付瘟疫方面已有千百年的经验，强调的整体观念、阴平阳秘、扶正祛邪等已有特色。据报道：中西医结合治疗在核酸的转阴时间上比西医组显著缩短；发热、咳嗽、乏力、咽干、食欲减退等十个症状比西医治疗组明显改善；平均住院时间显著短于西医治疗组。为此，就抗疫而言，对中医和西医应全面看，西医从局部观出发，中医从整体观出发，应有互补的空间，这就是中西医结合。

3） 中医抗疫疗效之争根源在不同的哲学思维：从新冠肺炎全球流行来看，我国的患病率和病死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应该说，中西医结合是其中亮点。然而对中医参与治疗的疗效始终争论不休，说连花清瘟胶囊临床数据促治愈但转阴作用不大，其中核心问题是否“清除病毒”，而没有看到“临床上”病人已经好了。其实早在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曾说，中医治疗是“祛邪”（赶走病毒），这和西医强调“杀灭病毒”不同。因此，其区别在于哲学思维，中医更强调和谐共处，这也是笔者在抗疫期间呼吁发挥中西医结合优势的缘由。

目前难以对中医作出准确评价，是因为中医和西医是建立在不同的哲学背景基础上。西医和中医的话语体系也不同。如癌症，西医强调“无瘤生存”；中医则只要人活着，有一定生活质量，就算有效，也可包括“带瘤生存”；笔者确曾观察到中晚期肝癌病人在中医治疗后生存数年，生活质量不错，但肿瘤未见缩小。因此，以西医的评价标准来衡量，很难认可中医治癌的有效性。用西医的“循证医学”来衡量，也难以认可中医的辨证论治，因为处方根据病情变化而不断变更。

（2） 从临床疗效看中医和西医

“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大家都能认同。对疾病治疗而言，“复衡是硬道理”，估计大家也不会反对。西医的疗效，在前文“1. 现代医学的主要进展”（本书第128～136页）中已有论述，不再重复。笔者曾多次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将是医学发展的长远方向。这里打算说一下在20世纪下半段我国中西医结合所取得的成果。

笔者是外科医生，那时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吴咸中院士团队研究的急腹症，中西医结合使大量原先需要手术的急腹症患者免去手术。而且笔者也亲历其中的好处，这就是老伴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免除手术引流，至二十余年后离世未见复发；儿子、老伴急性阑尾炎针灸治好，也从未复发；91岁高龄母亲阑尾炎穿孔致弥漫性腹膜炎，针灸加少量抗生素，9天治愈，免除手术，至96岁离世未见复发。

笔者出身于普外科，偶见痔手术后肛门狭窄，处理颇为困难。20世纪50年代末，中西医结合高潮，笔者考察中医的“枯痔疗法”，见每天用砷剂涂在痔核上，不久便见痔核萎缩，伤口清洁未见脓液；疗程虽长，但没有看到肛门狭窄等并发症。笔者以为，能够免除手术总是受到病人欢迎的，至少在没有手术条件的情况下，增加了治疗的选择。然而这些成果沿用至今的已寥寥无几。心血管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延续至今，有些已成西医诊疗常规，笔者是外行不敢妄评。(https://www.daowen.com)

（3）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中医和西医

笔者不是医史学家，照理没有资格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谈中医和西医。然而笔者有幸去过不少国度，参观过不少博物馆。仅就绘画和雕像而言，就感到明显的区别是：西方重形，我国重神。下页左图是达· 芬奇在公元1503—1517年创作的名画《蒙娜丽莎》；下页右图是明代孔子画像。西方重形，据说和古埃及人因制作木乃伊而对人体解剖有所了解，故“形似”。

1） 中医和西医最早的理念相仿：如果从我国的《黄帝内经》（前475年—前221年）和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全集》（前460年—前370年）算起，中医和西医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当年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整体观、调控失衡等。两者所以有很多相似之处，笔者以为其哲学背景有重要联系。《黄帝内经》明显与老子的哲学思维相同，阴阳五行、天人相应是中医基本理论，认为气血不和（失衡），百病乃生；而希波克拉底提出四体液说也受到一些哲学家的启发，认为疾病是由于四种体液“失衡”，所以失衡，是外界因素影响（天人相应）的结果。我国东汉张仲景（150/154—215/219）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如“四诊”（望闻问切）、“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和“六经论治”（脏腑经络学说的临床应用）。而同一时期古罗马的盖伦（129—199）建立了血液运动理论，并对人体解剖结构有诸多描述。似乎自此，中西医便开始沿着不同方向发展。从中医来说，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创立了中医治疗学的先河，后世历代医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提高，各种流派的产生，使中医治疗展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而西医，由于唯心主义哲学观的主导地位，在15世纪之前并无很大的发展，尤其在治疗手段上，西医的放血疗法甚至延续到19世纪。

2） 工业革命、科学发展和分科细化使西医发展与中医分道扬镳：西医发展明显的分水岭，如前所述的原因，是在欧洲文艺复兴及其后的工业革命。1543年，比利时的维萨里（Vesalius）发表《人体结构》，医学进入了器官水平。1628年，英国的哈维（Harvey）发现血液循环，是生理学的开端。18世纪医学采用实验研究日多，莫干尼（Morgagni）建立了病理解剖学。1858年德国魏尔啸（Virchow）的《细胞病理学》的问世，医学进入细胞水平。19世纪法国巴斯德（Pasteur）和德国科赫（Koch）发现传染病由细菌引起，加上后来抗生素和磺胺的发现，使一些传染病得到控制，奠定了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基础。麻醉药、无菌和灭菌的进步，出现了现代外科。1953年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发现遗传物质DNA的双螺旋结构，使医学进入分子水平。人们可以从基因水平认识和治疗疾病，出现以分子水平个体化治疗为核心的“精准医学”。加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电脑的应用，使西医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到了21世纪的今天，诸如干细胞、RNA修饰、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纳米技术、量子通信和云计算等，都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如前所述，西医的迅猛发展还得益于分科的细化以及学科的交融。然而也正如比利时诺奖获得者伊· 普里戈金所说，由于“拆零”而忽视了整体，忽视了与周围的相互作用。

3） 中医仍然在中华哲学基础上发展，但没有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相比之下，明清时期的近几百年，中医仍然在原先的轨道上前进，没有离开中华哲学基础，没有离开整体，没有离开实践，重视实证研究，继续在实践中深入。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载有药物1 892种，已流传至国外。明代还有张介宾的《类经》和《景岳全书》，为温补学派，强调治本。温病学说的形成，可以说是当年中医理论的一个发展，如明末吴又可的《瘟疫论》，到清代叶天士的《温热论》，等等。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如前所述原因，中医的进展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性的发展，即在理论上的总结、归纳和统一。从而当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后，虽有如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等努力，但最终没有能和其相结合。从而中医与西医不仅有着哲学思维上的区别，也逐步缺失了与西医对话的共同语言。

（4） 从中华哲学思维的角度看中医和西医

《道德经》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提示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如果没有“难”，“易”就不复存在；又说“反者道之动”，提示运动总是向相反的方向。《矛盾论》说：“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换言之，所谓“阴阳互存”，就是“阴”和“阳”既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而且相互转变。因此，要全面看问题，不能只看“阴”，不看“阳”；更不能静态地看“阴”和“阳”，因为“阴”和“阳”不断在互变；而“阴阳中和”便是我们如何应对事物“失衡”的大法。

1） 从“阴阳互存”的角度看西医和中医可以互补：大家知道，“阴阳互存”可以衍生为“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精准与模糊”等，无穷无尽。当我们比较西医和中医时，就会看到：西医重局部，中医重整体；西医重微观，中医重宏观；西医重形，中医重神；西医强调精准，中医善用模糊；西医善于侵入，中医强调非战；西医强于攻邪，中医重视扶正；西医强于以硬碰硬，中医善于以柔克刚；西医强调消灭，中医重视改造；西医偏于速效和短效，中医则常缓效和长效；西医的发展是从理论到实践，中医的发展是从实践到理论；如此等等，如果从“阴阳复阴阳”的角度，还可衍生出无数。毛泽东说：“研究问题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为此，两者不是互相取代，而是互补，所以中西医结合治疗，很难说谁为主角。

2） 从“阴阳互变”的角度看西医和中医必将互变：《矛盾论》说：“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从上面看到，中西医各有所重，然而都不全面。为此在一定时机将出现相互转化，相互转化可以在西医或中医内部，也可发生在西医与中医之间。笔者是西医，虽然懂些中医皮毛，但治疗癌症基本上是用西医的办法，有时也合并一些中医治疗，但没有全面系统用过中医治癌，所以没有太多发言权。笔者的印象，例如对早期癌症西医采用消灭肿瘤的办法较多，但消灭后在预防复发转移时我们的实验研究提示中医有用。对中晚期肿瘤，当前分子靶向治疗的兴起，确实进一步提高了疗效，但笔者以为中医仍有其特点，肿瘤虽未消灭，但不少病人活着并有一定生活质量。笔者搞肝癌早诊早治，至少到目前为止，遇到患小肝癌的病人，只要身体允许，手术（侵入）还是首选；然而如果肝癌较小，也许射频消融或立体定向放疗（非侵入的消灭疗法）将取代手术；如果早诊早治进一步推进，肝癌更小，而药物（尤其是中药）可以有效抑制，则“不战而屈人之兵”（改造疗法）变成选项，因为事物总是不停顿地在变。

3） 从“阴阳中和”角度看我们该如何对待西医和中医：前面说过，“中和”可理解为顺应自然、和谐、协调、复衡、和平共处。尤其在事物处于明显“失衡”状态时，“中和”是应对的一条途径。当然“中和”也可自然到来，因为“阴阳中和”本身就是自然法则，而如果加上我们的推动，转化可能更早出现。所谓“推动”，笔者理解就是《系辞》所说“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焉”。就是说西医和中医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碰撞”，互相取长补短。笔者写这本书，也带有希望推动创建中国新医学的目的。

前面已经从四个方面探讨如何正确看待西医和中医，由于双方基于不同哲学观的背景，其发展都值得我们重视，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为此，从“阴阳互存”的角度，不能只看西医，不看中医；反之，也不能只看中医，不看西医。再者，从“阴阳互变”的角度，两者在一定时机，必然会看到本身的不足，而向其对立方向转变。“阴阳中和”是我们当前具体对待西医和中医的方针，换言之，就是中西医要相向而行，取长补短，协调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