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像”的青铜文明

2025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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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不像”的青铜文明

漫步在三星堆博物馆内，人的思绪往往是跳跃的。

各种奇特的青铜器、古怪的造型，让人产生一种既很突兀又不断变动的感觉。

这种不断跳跃的感觉，带给人的是跌宕起伏的情绪。

游客目睹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造型的青铜器之后，在发出由衷的赞叹的同时，通常会对三星堆文明的青铜造像的形态和制造工艺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对这种先前没有多少预兆而突然降临的青铜文明抱有一种好奇和敬畏。他们很想知道，三星堆先民为什么会造出这样多的青铜器，这些青铜造像是否是他们的祖先？这些奇怪造型的青铜像果真是神像吗？这个青铜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

三星堆博物馆大厅

的确，三星堆文明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青铜文明。说它独特，只要到过三星堆博物馆的人都不会否认。

但要说清楚三星堆青铜文明的独特性，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一般人，除了觉得青铜造像形象奇特，也无更多的说辞。

三星堆青铜文明的独特性，首先表现在文化内涵上。

中国过去有一种动物，既非鹿非马，又非驴非牛，但又有上述四种动物的部分特征。这种动物学名麋鹿，俗称“四不像”。

打一个比喻，三星堆青铜文明与其他青铜文明相比，也是一个“四不像”。

考古学家发现：相对其他青铜文明而言，三星堆青铜文明是一个崭新的文明。

在这个文明之中，其青铜器、陶器、金器等出土文物颇有些特别，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文化内涵。但是，这个文明又或多或少有着一些其他青铜文明的文化因素。

三星堆文明既以青铜器著称，首先就来谈谈它的青铜器。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最富特色、最为经典的，是那些青铜像。它们可以分为三类，即人物像（包括人形神像）、动物像（包括虚幻动物）、植物像。

人物铜像中最有特点的是铜人像。

那个带座大铜立人像，头部造型非常程式化：三段式长脸，阔眉巨眼，大嘴角上翘，带着神秘的微笑；头部和四肢的比例很怪，人像的身躯非常瘦长，双手却硕大粗壮。

那个巨大的青铜面像（人形神像），柱状凸起的双目，鸟翼般的双耳，阔鼻狮口，造型古怪。

它们与国内其他青铜文明的青铜造像完全没有可比性。

至于那些怒目露齿人面像、半跪小人像、跪顶铜尊人像及各式发饰头冠的人头像等，在国内其他青铜文明中也难得一见。

具有象征意义的菱形铜眼睛和凸出的铜眼珠，栖息着铜鸟的高大铜树枝，拿着铜牌饰的人物铜像，也是其他文化中不见的。

国内的陕西、湖南等地，曾零星发现一些青铜面具和青铜人像，但其年代较晚，而且器物较小。它们最多只是三星堆文明的流风遗韵，与三星堆青铜人像毫无可比性。

我们将视野投向域外，寻觅能够与三星堆青铜人像相比较的青铜文明，发现只有西边的中东、西亚的青铜文明与三星堆的青铜人像、青铜人头像与青铜兽面像有着某些联系。

伊拉克巴格达博物馆“头顶器皿的摔角力士像”，黎巴嫩贝鲁特博物馆的“伯阿勒神青铜立像”，土耳其出土的“波加兹科易青铜立像”（现藏柏林博物馆），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卢里斯坦青铜小像”，这些较成熟的、艺术性较高的青铜人像，与三星堆文明的青铜人像，应该有文化上的联系。只是这种联系，我们还不能给出清晰的解释。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不见于古代中国的其他地区，却屡见于埃及、希腊、西亚古代文明之中。

这些文化现象提示着我们，三星堆青铜文明可能与域外的中亚、东亚、西亚等地的青铜文明有某种关联。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

当然，三星堆青铜器并非全都是无踪迹可觅的“外来客”，其中也有与中原地区相似的青铜器。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铜饰牌透露出三星堆文明的“天机”，正因为有了它们，考古学家才能够从混沌迷茫之中看到破解这个文明的曙光。

三星堆的青铜容器有尊、罍、瓿、盘等种类，其中以尊、罍数量最多。如何分析它们的特点，考古学上的类型学派上了大用场。考古学家将这些青铜容器做了仔细的研究，根据其器物特征，将其分为两期。

先看看第一期，这一期的青铜器有如下特点：

尊的肩部广而平，腹部斜而直，圈足直而长，颈部多饰两周旋纹，圈足上有十字形镂空。瓿的口较小，颈矮，肩微上鼓。盘为宽平沿，腹较深，圈足较直。器盖背面鼓起，捉手低矮，外敞。本期的纹饰多为单层，少数双层，主纹和地纹区分不明显。纹饰种类主要有兽面纹、单面夔龙纹、斜角云雷纹、刀雨状云雷纹、联珠纹等。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期青铜器的特点：

前段：尊的器形较小，器胎多数较薄，颈短腹直，腹下部较宽，圈足低矮。圈足上有十字形或横长形镂空。肩部兽头上一般不饰立鸟而饰夔龙形浅扉棱。牛首尊的角根较粗。器物形制矮小，颈和圈足低矮，斜沿，肩部的羊首呈方形，羊角外卷。纹饰较规整，有阔口的兽面纹、昂头的夔龙纹、目云纹、联珠纹，线条分粗细两种，多数主纹并不突出。

后段：尊的器形高大，胎略厚，颈变高，腹变浅，腹下部斜收，圈足加高。圈足下部略内收，上部的镂空竖直。肩部的牺首上和器物的肩上均饰有立鸟，牛角根变细，羊角外卷。器物的颈和圈足变高，沿面较平，肩部的羊首角外卷。纹饰的凹凸较明显，形成高浮雕。普遍为三层花纹，多为虎耳双身兽面纹。器物上兽头、角、尾分解制作的形式是很晚才出现的。

商代青铜罍

三星堆青铜罍（第二期后段青铜器）

商代青铜尊

三星堆青铜尊

在将三星堆青铜容器做了分期之后，考古学家自然就会将它们与中国各地的青铜文明中的青铜容器做比对。这一比对，自然也就会有结果——将其与中原殷商文化联系起来。

比对之后，考古学家得出的结论是：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容器与殷商系青铜容器相似，其年代上限在商代中晚期（郑州二里冈时期），下限在商代末期（安阳殷墟时期）。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玉器，也很有意思。

与青铜器一样，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玉器，就其种类或形制，都有一部分不见于中原商文明，如斧、锛、凿、斤、刀、锄、匕、舌形器、椭圆穿孔坠饰等。这些玉器上的纹饰大多以平行阴刻线条为装饰。

为数最多而又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仿中原夏时期的玉礼器——牙璋、边璋，还有玉戈。

从形制上看，这些仿器与中原夏时期的玉牙璋、边璋、玉戈大致差不多。但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类玉器都有非中原玉雕的特点。它们要么是新创造的款式，要么是雕出独特的纹饰，要么是在模仿中原夏商纹饰的同时画蛇添足，要么是形体特大异常。

如果让中原夏人、商人来看，肯定会觉得这些玉器模仿得实在是不伦不类。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玉器

也有一些玉牙璋、玉戈、玉琮、有领玉环，其形制与中原夏商玉器完全相同。比如，有一种牙璋，它的射部凹槽呈浅弧形，柄与器身连接处左右两侧棱牙呈凸齿状。其所有的特点都与中原夏代玉牙璋相同。

有的玉戈、有领玉环，其形制完全与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玉戈、有领玉环一样。

玉琮就更相同了，除一件外，皆为素面玉琮，与江南良渚文化中的玉琮相似，与中原商代玉琮相同。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玉器，有一部分与中原夏代和商代的玉器相同，这足以表明它们之间有着文化上的联系。

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大约与商代殷墟时代相同或略早，其所出的玉戈、玉琮、有领玉环与殷墟妇好墓中所出器物相同。这是很好理解的。可是，玉牙璋的出现，就颇难理解了。

根据考古发现，玉牙璋盛行于夏代（二里头文化时期），而商代是基本不用玉牙璋的。因为中原地区见于商代墓葬的玉牙璋迄今只发现一件，出土于郑州二里冈，被认为是商代早期遗物；其实那件玉牙璋完全有可能是商人打败夏人所获得的战利品。

那么，商代中原地区已经绝迹的玉牙璋，为何又在商代晚期三星堆祭祀坑中大量存在呢？

曾任教于四川大学的香港著名考古学家杨建芳教授，精于玉器研究。他在《早期蜀国玉雕——商代方国玉器研究之一》一文中对此做了三种解释：

解释之一：三星堆出土的玉牙璋年代早于祭祀坑，亦即是更早时期遗留下来而被继续使用的玉礼器。如果考虑到上述有纹饰的玉琮，则这种解释似乎不无道理。

解释之二：三星堆玉牙璋的年代与祭祀坑相当。其所以在中原已经绝迹而在蜀国流行，是因为牙璋作为一种重要礼器，其使用体现部分中原礼制的实施。中原礼制传播至蜀国并为统治者接受而奉行，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因此，牙璋在中原式微却在蜀国方兴未艾，是“礼失求诸于野”的写照。

解释之三：三星堆出土的玉牙璋较多（至少有20件），形制不一，年代也应有别。其中形制接近中原玉牙璋（射部呈浅凹弧形，柄部两侧凸饰为对称的齿状），年代约当夏代，是由中原传播过去的。另一类是前面提到过的蜀式牙璋，年代与祭祀坑相当。换言之，夏代或商代早期，中原牙璋传播到蜀地，一直流行到商代晚期。在此漫长过程中，蜀国玉工也在不断仿造玉牙璋。因此，中原式和蜀式牙璋共存于祭祀坑内。

应该说，上述三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仍然给人留下许多困惑：

邻近夏王朝核心地区的商人和周人为什么不使用玉牙璋？

隔着商族、周族活动地域的蜀人为什么会继承夏人的这一文化因素？

玉牙璋这种器物是怎么传播到蜀地的？

显然，无论采用哪种解释，都只能说明三星堆祭祀坑文化内涵的复杂性——这也是三星堆青铜文明的独特性之一。

三星堆青铜文明除了青铜器，还出土了不少的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