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30多年前，当我还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攻读考古学的硕士研究生学位之时，我的导师、著名学者童恩正先生建议我的硕士论文重点关注三星堆。因为20世纪60年代，童恩正先生的老师、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曾对三星堆遗址（当时三星堆还未出名，那时人们称之为月亮湾）有高度评价，说那一带是古蜀国的中心遗址。当时广汉三星堆只有零星文物出土，但童恩正先生对老师的判断深信不疑。童恩正先生将这种对三星堆文化判断的自信，再次传递到我的身上。自此之后，我便开始关注三星堆，间有学术论文发表，但更多的时候是静默，等待三星堆文化的进一步发现。考古资料陆陆续续发表，却还是比较零散。研究的难度颇大，尽管如此，我没有放弃。其后的岁月，大洋彼岸传来噩耗，童恩正先生病逝于美国。失去良师的我，对三星堆的关注，依然未有懈怠。

2001年5月某日，我在成都金河宾馆见到著名考古学家、中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俞伟超教授。俞教授精神矍铄，神清气朗，与我22年前第一次在湖北当阳见到他时似乎变化不大。他当时身为北京大学教授，正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在当阳实习。那一次见面，给还是学生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身着粘着泥土的服装，朴实得像一位老农的他指着一大堆陶片说：“不同类型考古文化的陶片可以用手摸分辨出来，比如说这堆陶片，除一片之外，其他的都属于湖北龙山文化。”

我不由深感敬佩：其精于田野考古竟已至于斯！

其实不仅田野考古，俞教授还精于考古学理论，而且在学术上颇有独到眼光。早在三星堆发现以前，他就注意到川西与鄂西在考古学上的联系，并且从考古学上证明了三苗族与华夏族之间的冲突。

我在俞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三星堆文明的族属与江汉地区的苗蛮集团有关系。这是首次提出的学术看法，虽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认同度却不高。对于三星堆这种奇特的青铜文明，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的结果是极其正常的。

不过，我惊喜地发现，自己并非在学术上孤掌难鸣，关于古蜀人的族属与三苗有相当关联的见解，得到俞伟超先生的全力支持。

俞伟超先生在多种场合，提到三星堆文明与江汉苗蛮的密切关系，并表示这个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他还曾亲自撰文，写下学术论文《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及其崇拜内容》，旗帜鲜明地做出了学术评判。

此后，在成都的宾馆、饭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俞先生北京寓所，尤其是在他任中国三峡考古总指挥之后，记不清和这位和蔼又健谈的老人聊过多少次，既谈出版，也谈考古，三星堆自然是常聊的话题。每次我都要就三星堆文明的一些问题请教于他，在我眼里，他是一位良师。中国有句古话，“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从俞伟超先生那里，我获益良多，尤其是三星堆文明。

在之后的日子里，童恩正先生、俞伟超先生语重心长的话语，化为我数十年如一日持续研究三星堆文明的精神动力。持续多年的关注，不放过任何相关的文献和出土资料。日积月累，每有所思，点滴记下。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反复思考，同时在保持学术理论时不断修正自己的论点。融会贯通，终有所悟。终于，我的思路愈渐明晰，便有了书里面那些见解。

从2005年开始，十年磨一剑，书稿终于完成。这部书稿，与我的《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著作情况一样，是我所有著述之中写得最辛苦的。其间，时常遇到研究瓶颈，停停写写，反反复复，常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感，几度都快要放弃，最终都熬过来了。这期间，我也经历了人生的至痛，2008年、2010年，最爱我的人相继离去，失去父母的疼痛，刻骨铭心。那一段时间，我几乎崩溃。正是本书的写作，让我有了情感的寄托，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俗话说，苦尽甘来。俗话还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其后，蹉跎数年，终于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亲手编辑出版《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一书，让我系统地整理了三星堆的考古出土文物资料，而广大民间收藏家手里的古蜀文物，又让我大开眼界，拓宽了视野。本书的写作，我完整地经历了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谈到的做学问的三种境界：初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继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最后“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皇天不负有心人。书稿终于“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掩卷之余，不禁产生几许感叹：关注三星堆，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我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在这本著作里，我付出了半生的精力：透过历史的迷雾，剖析考证史实，在艰难的探寻之中，对三星堆文明及中华文明做出了自己独特而又全面地阐释。

我坚信，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本书观点，只是浩瀚大海中的一个水滴的阳光折射。我欣慰的是，作为一个中国学人，面对悠久的中华文明，在上下求索的漫漫之途，尽到了自己的不懈努力。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时，免不了些许欣慰，也起了感谢的念头。我要感谢为本书出力的朋友们，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支持了本书的出版。

首先要感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的领导、朋友及相关地市的考古文博人员，他们的辛勤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为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内外有关三星堆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他们多年付出的心血之上。

其次要感谢国内广大收藏家，他们为了保护中华文物，殚精竭虑，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收藏的许多珍贵的古蜀文物和其他史前文物，为我提供了多角度的思维，有利于我的学术思考。

感谢出版界的朋友。搜狐读书栏目的主编和责任编辑黄勇先生，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吴鸿先生，他们对我的学术研究历来给予支持。

尤其要感谢天地出版社社长罗文琦先生，在社会浮躁之风蔓延，碎片化知识和敷衍模仿之作盛行之时，能够独辟蹊径，瞄准具有学术前沿价值的图书。对本书的写作，除全力支持之外，还针对性地提出了着眼于深度阅读，同时又力争科普化、通俗化的建议，争取书稿尽量完善。正是其中肯妥当的建议，让我着眼于学术的大众化和个性化，努力使之能够做到雅俗共赏。书稿反复修改，虽然辛劳但却内心充实。

也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为使本书编校优良、图文并茂，她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使本书生色不少。

同时我也要感谢天地出版社的各位同仁和关心我的众多同学、朋友，正是大家的鼓励以及辛勤劳动让本书得以顺利出版面世。

谢谢大家！

范 勇

2014年10月初稿于锦官城

2015年3月定稿于锦官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