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南迁三星堆人后裔
在没有更直接的证据之前，我们结合考古资料，试着来对三星堆文明与西南地区诸民族包括彝族的形成关系，做一个学术追踪。
在厘清由蚕丛氏、鱼凫氏构成的南迁蜀人路线图时，我们会发现，南迁蜀人的情况是多么复杂。
云南西部的剑川海门口出土的商代末期遗址，有一些新出现的文化因素值得注意：该遗址最早地层（九层）出土了稻谷，八层出土了麦和粟；简单铸造的小件青铜器开始出现；捕鱼的陶石网坠开始大量出现。这些现象表明有外来因素进入。
从时间衔接看，剑川海门口遗址文化应该与蚕丛氏、鱼凫氏的南迁有关，即受到古蜀文化的影响。要知道，蚕丛氏是种植旱地粟米的，鱼凫氏是以捕鱼为主、种植水稻为辅的。
蚕丛氏、鱼凫氏构成的南迁古蜀人，除部分人在滇西居留，余部继续向南迁徙，他们一直进入到今天越南北方境内。
这不是空穴来风。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都将古蜀人与越南联系起来。
目前，这种学术观点正逐渐明晰。
为了探明三星堆文明与越南古文明之间的关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越南方面取得联系，双方达成在越南境内进行联合考古调查的协议。
2007年至2008年，由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的联合考古调查队，对越南境内的多处古代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
在四川考古学家看来，与四川三星堆文化有密切联系的越南冯原文化遗址是考古工作的重点，将为解开三星堆文明的去向之谜提供依据。
这次考察，除了发现越南出土的海贝磨制加工方法与三星堆人的加工方法完全相同，现藏越南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青铜戈引起了三星堆祭祀坑主要发掘者陈显丹研究员的注意。陈显丹将这件出土于越南河西省的青铜戈，界定为蜀式戈，是公元前11世纪的产物。
公元前11世纪，正是三星堆古国国破的时期，也是蚕丛氏、鱼凫氏构成的古蜀人南迁的时期。
越南的永福省、富寿省，发现了玉牙璋、玉瑗、玉锛等玉石器，这些玉石器的器形与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是一样的。
这些越南出土的玉石器，年代在商末周初，正与古蜀人南迁的时代相衔接。而且在这段时间，中华大地上只有三星堆的古蜀人还在使用玉牙璋。
三星堆青铜文明用于仪仗的青铜兵器，用于祭祀的玉石礼器，都是古蜀人的重器，出现在越南北方。因此，可以确定，古蜀人已经深入越南。而且这批古蜀人还应该是王族之人。可以这样下结论，至少在商末，越南是古蜀人王族南迁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三星堆人的南迁，意义非同寻常：通过云南、越南、缅甸而贯通东南亚，直至印度，中国古代的南方丝绸之路正式开启。此后，这条通道一直延续到两汉魏晋时期。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所见到的商品市场上的蜀绸、邛杖等蜀地产物，就是拜三星堆人所开创的南方丝绸之路外贸运输所赐。
所以，商末居留在越南的古蜀王族，应该是正统的三星堆文明的传人。他们后来的历史情况，我们至今还不太清楚。我们只知道，越南北方青铜器时代的铜荳期和扪丘期突然出现比较发达的青铜文明。
欧美国家、日本等研究越南青铜文化的学者都对此现象感到有些愕然，就连越南学者也无法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而这段时间，处于我国的商末周初，正好与古蜀王族迁入越南的时间相吻合。
这一结论，在古代文献之中也是有迹可寻的。
《史记·三代世表》记载：“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既然是蜀王，又标榜自己身份的正统，出自名门黄帝之后，显然其文明程度是相当高的。
这样的蜀王应该与蚕丛氏有关，因为蚕丛氏等古蜀人与华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很强调自己出自黄帝后世的身份。
这个蜀王的辖土，在汉朝都城长安的西南方，距离有五千里（汉制）。
汉代的计量尺度较今天要小。一尺约为23厘米，“六尺为一步，三百步为一里”（古代的步为复步，即双脚各移动一次为一步），即汉代一里相当于今天的近400米。所谓距汉长安西南五千里地，正好位于越南境内，故其才会以藩属国的身份进贡。其地当为汉交趾郡，时无郡名之称，进贡的时间当在西汉灭南越国之前。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头像
越南出土的青铜人像
历史记载与考古发现正好相呼应。蚕丛氏后裔蜀王，标榜身份正统，为黄帝之后，且又经常朝贡汉朝，历史的真相不是已经半隐半现了吗？
春秋时期，留居在云南的蚕丛氏、“鱼凫宗子”参与形成的洱海区域的靡莫之属，因为都是古蜀人，故被称为靡莫（弥牟），但彼此之间又有区别，因此被称为“靡莫之属”，意即“跟靡莫差不多的人”。
云南洱海（又名昆弥川、西洱河）
古蜀人参与靡莫之属的形成，虽说是一种新见解，目前还缺乏文献支持，但借助考古发现，也能让历史的真相半隐半浮。
研究青铜文明，最能说明问题的，当然是青铜器。尤其是青铜兵器，是古人的“身份证”。
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曾对云南青铜兵器做过悉心研究。他的研究，能让我们从中领悟到云南民族彼时的状况。
童恩正先生发现：云南洱海地区早期青铜戈的两种形制，如永胜地区出土的直内无胡长援戈和直援曲内戈，其祖形（A类戈）在川西成都等地流行，时代上限当在殷周之际。云南永胜出土的直援曲内戈，其时代约在春秋后期（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
这一结论，表面看只是直白的事实，但在有心者看来，其实藏有玄机。殷周之际曾经在成都平原流行的青铜戈样式，流传到了云南洱海地区。这类青铜戈样式是如何流传过去的？总不会是自己过去的吧？可以这样下结论：一定是人带过去的。这人是谁呢？当然只能是古蜀人了。因为商末，正是三星堆国破后古蜀人南迁到云南西部之际。
洱海边的鱼鹰 （俗称鱼老鸦，即鱼凫）
蜀式青铜戈，商末，南迁的古蜀人，云南青铜文明的起始，诸因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而在春秋后期依然存在和流行的蜀式青铜戈，又能反证上述证据链的可信。
云南西部春秋时期，正是洱海地区靡莫之属形成时期，直到此时，他们还在使用这种直援曲内戈——古蜀人青铜戈样式，他们与古蜀人之间的传承关系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这些留在云南滇西的蚕丛氏、鱼凫氏（鱼凫宗族）后裔，形成靡莫之属。他们曾经荣耀一时，将云南的青铜文明提升到一个相对高度。
战国时期开始，靡莫之属由滇西向滇池区域迁移，作为滇人的主体，最终在滇池地区建立古滇王国。与三星堆古国一样，古滇王国同样是一个酋邦制国家。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之中，这个国家优哉游哉地度过了一百多年。
古滇王国的青铜文明也令人不可小视的。其工匠不仅具有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且已掌握铸造技术中铜和锡的合适比例：兵器中锡的比例较大，以使其硬度提高；装饰品中锡的比例较小，以便造型。这反映出古滇人已熟知不同金属的性能。有的器物表面经过了镀锡、错金、鎏金的处理，镶嵌以玉石纹案，有着对称和端正的外形，花纹精致繁缛。
滇文化中的青铜贮贝器上的战斗场景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青铜贮贝器、铜鼓和一些扣饰上的人物，虽不过3厘米大小，但都眉目清晰，面部表情可见；动物的形态也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器物上线刻的纹饰很浅，但技法却很熟练，都是手工刻画而成。
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些独特的青铜文物表明，古滇王国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的青铜文化。在中国青铜时代，滇文化的青铜器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滇文化中的青铜贮贝器上的祭祀场景
不过，至今让众多历史学家们迷惑不解的是，云南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较晚，但是在商末之后到西汉初的年代里，云南的青铜文明却能快速发展并能达到极致。这个几乎是突然出现在云南高原上的高度发达的、独特的青铜文明，是从哪里发源的？如果历史学家们知道曾经辉煌过、同样是独一无二的三星堆青铜文明后裔来到了云南，毫无疑义，这种困惑便会迎刃而解。
但是，古滇青铜文明好景不长。西汉元封二年（109年），汉武帝兵临滇国，滇王举国投降，并请置吏入朝。于是汉武帝赐给滇王一枚纯金铸就的滇王印（2000多年后出土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古滇王墓中）。此后，汉人的迁入让中原文化大规模地进入云南，在短短百年过程中，滇人的文化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到公元1世纪，荣耀一时的云南青铜文化就完全融入铁器文化之中。
滇王国的统治者和子民，应该与蚕丛氏、鱼凫氏构成的古蜀人有关。从这个角度讲，灿烂辉煌的云南青铜文明是滇蜀文化的结晶，也是古蜀人再次辉煌的展示。正是古蜀人后裔的陆续南迁，让云南与四川结下不解之缘。
滇文化中的青铜牛虎斗俎
有一个线索，易让人混淆。据越南官修史书《大越史记全书》和《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说法，中国战国时期，有一位南迁越南的蜀王子安阳王。他在越南击败了当地的文郎国，建立瓯雒国。这个安阳王名开明泮，系春秋战国时期蜀王开明氏鳖灵的王子。安阳王在越裳地区建立新都思龙城，因其盘旋如螺形，所以又称古螺城。
虽然鳖灵也被称为古代蜀王，但他与杜宇一样，只是承袭了三星堆古国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构成的古蜀人的名号而已。鳖灵的身世与黄帝无涉，与三星堆古国后裔也无关。有关安阳王开明泮的历史，《水经注》所引《交州外域记》有明确记载。
秦灭巴蜀后，蜀地还有被秦帝和汉代帝王分封的蜀侯，他们是鳖灵的后裔，因为犯上造反被当朝缉拿，南逃云南，也有跑到越南去了的。
除了蚕丛氏王族后裔迁徙到越南北部，部分南迁的蚕丛氏、鱼凫氏古蜀人后裔参与了滇西靡莫之属的形成，他们还参与迁徙地当地民族的形成。四川青衣江、岷江、大渡河流域的南迁古蜀人后裔，大多数参与青衣羌族的形成。
在唐代，滇西地区的大姚、姚安、楚雄等地，当地人有“俗通盘瓠”的风俗。如前所述，这个风俗与江汉苗蛮有关。这些“俗通盘瓠”的人，应该是南迁而来的古蜀人后裔，即伴随蚕丛氏南迁的部分鱼凫氏的后裔。其所具有的习俗，肯定与彝族无关，他们极有可能是西南地区苗瑶族、濮僚人的先民之一。
散居在云南西部的，还有一些南迁的古蜀人后裔，他们没有融入其他族群，自成一体，或成为地方势力。据《资治通鉴》记载，唐代西洱河地区有杨、李、赵、董等数十姓，各据一州，大州六百户，小州二三百户，无大君长，不相统一。语言、生活、风俗大略与汉族同，只是以十二月为岁首与内地异。自称本是华人。
这个记载无疑是有玄机的。夏代以一月为岁首，商代以十二月为岁首，周代以十一月为岁首，秦代以十月为岁首。西汉时，汉武帝下诏推行太初历，明确规定一月初一为岁首，以之为夏历新年。
我们传统使用的历法就是夏历（实际为阴阳历），也称为农历、阴历。而唐代时期，西洱河地区的数十大姓，人数估计有数万之多，却依然在使用商代时期的历法。《资治通鉴》说这些大姓，语言、生活、风俗大略与汉族同，自称本是华人。可见，说法之中透出作者的一些疑惑。
这种疑惑，带给历史学家的必然是困惑。似乎难以解释。不过，联想到西南商代时期的历史，再联想到三星堆国破后古蜀人的南迁，正是在商末之际，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蚕丛氏是由夏人、有缗氏、苏美尔人构成。夏人建成华夏，有缗氏是夏人的婚姻之族，他们自称为华人，完全是可能的，也并非虚构。他们依然使用十二月为岁首的历法即殷历，表明他们的观念还停留在商代晚期阶段，这与古蜀人南迁云南的历史记载相吻合。因为西南地区的地理环境限制，文化相对滞后的情况特别普遍，中原新王朝的指定历法往往会很长时间才能在偏远地方实行。
不过，已经过去一千七八百年了，依然还保留旧历法，并且宣称自己本是华人，可见他们是有意为之，是为了固守祖先的传统。他们不像是陶渊明所言的桃花源中人，只知秦汉，不知魏晋。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应该是未融入云南土著民族的商末南迁的古蜀人蚕丛氏的后裔。
奇怪的是，同时期，即唐五代时，西夏人也在使用十二月为岁首的殷历。一南一北，云南西部这些与夏人有关的蚕丛氏后裔，西北宁夏带有“夏”字的国度，均使用商代历法（殷历），他们之间有无某种关联？
此是闲话，不加赘述。